金岱：从内转到外突，还是从外突到内转

时下不少朋友都在谈论当代文学的"向内转"与"向外突"问题。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当代文学开始向内转，远离政治，疏离社会，形式探索，叙述转换，热热闹闹地"回到文学自身"；而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后，当代文学又开始向外突，在一个新的高度要回了文学的社会历史内容，特别是开始注重文学的文化内涵和批评的文化视角。

这说法当然是有一些道理的，至少和西方２０世纪文学的总体走向恰相吻合。自从英美新批评派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后，文学似乎从此就有了"内""外"之别。按此说法，２０世纪初西方文学确有一个向内转的局面，从早期象征派的形式探索到法国新小说派的叙述游戏，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无论创作还是理论，都有一个向内转的，回到文学本体的趋势，而到了七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文化批评的兴起，西方文学又开始向外演变，文学不仅不再是纯形式纯审美的问题，甚而至于文学是什么，什么是文学的问题都更加模糊起来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层次分野，文学与人文学科其它文本的界限也愈益分不清楚了。

但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不管那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怎样象西方，但其意味，其实质却全然不是那回事，那只是形式上有点象而已。我们该向西方学的，实在不是表面上，形式上的那些套套，而是真正实质点的东西。

依我看，八十年代中以来的当代文学转向，根本不是向内转，而是向外突！当时的"回到文学自身"的潮流，与世纪初西方的同一潮流完全不是一码事，在起因上和效应上都完全不是一码事西方的变化主要是文学自身演化的结果，而我们的当时，更为显而易见的，却是从文学的政治功利铁笼子里逃亡出来的一个政治事件！

关于八九十年代文学的"胜利大逃亡"，这些年来我在好多篇文章中都谈到过，以王蒙挑起的意识流小说争论为滥觞，紧随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味的中国的先锋小说，稍晚的新写实热潮，九十年代初日益兴旺的痞味文学（后来也衍生到影视），早期的通俗文学的流行，这一切都是"政治事件"，他们的轰动也都因为是"政治事件"，都因为是摆出了与政治功利决裂的惹人注目的姿态，也正因为此，"后现代主义"味的中国先锋与新写实在热闹一阵之后很快就沉寂了，而通俗文学则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

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我以为我们的当代文学才开始了真正地向内转，才开始了真正地回到文学自身，至少是才真正有了向内转和回到文学自身的确实的可能性。这时，文学大逃亡已告一段落，这种与政治功利囚禁决裂的姿态引起的强烈反响已然疲软。二十世纪末文学逃亡的功绩是重大的，且这种逃亡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结束，不再需要，但毕竟，其基本任务已经完成。

我这里所说的"向内转"和"回到文学自身"，不是指的回到形式，不是指的沉迷于新批评所谓"内部研究"，我要说的，仅仅是文学回到了，或有可能回到它自身的生存位置。

当文学不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再成为政治的恭顺的婢女，当文学成为了社会的诸种文化服务中的一种，文学也就回到了，事实上是成为了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自身。

最为明显的例子是通俗文学，新时期初始时人们突然喜好起通俗文学背后的那种对政治功利的逆反心理已经消失了，通俗文学已然确实成为了人们紧张工作之余消闲、轻松、调整身心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服务了。

严肃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这种变化。我所谓严肃文学，是指的那种有别于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的，具有较多的社会历史关怀的文学。今天的严肃文学也写政治，正面的反面的都写，尤其是纪实性的或讽谕性的受欢迎。但如果这种写政治，乃是自觉地为着满足读者的社会关怀和政治关心，那它就是回到了文学自身。读者对文学叙述中的政治永远是关心的，而且往往特别地关心，文学服务于读者的这种关心，那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文学被迫成为政治的婢女是全然不同的事。

高雅文学则有可能（我觉得目前还只是有可能）回到真正先锋性的形式的或意义的探险上来。高雅文学中的真正的形式的先锋有可能回到艺术本体的追寻上来；高雅文学中的真正的意义的先锋，则有可能回到人的本体的探寻，回到生存的终极关怀上来，它有可能服务于人们的超越本能需求，超越社会政治需求的真正的精神层面的需求。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批评时代的文学的泛化，并不意味着文学的"向外突"，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文学离开自己的位置，文学总要变化的，总要变成这样子那样子，这是文学在主动地寻找自身，与过去的被迫为奴根本是两码事。

总而言之，新时期二十余年的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文化意味上来说，不是先向内转再向外突，而是先向外突再向内转。

希望从明年开始的未来世纪的我们的文学，能够更持久地，更正常地，更成熟地回到文学自身，发展文学自身。

（发表于《深圳特区报》1999年10月6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999年第12期转载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