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纪念胡适先生，谈文化从自觉到自信

到了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拿什么纪念他呢？我以为，谈一谈中国文化从自觉到自信，应该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因为胡先生生前所执着的，恰恰是中国文化自觉。一个多世纪以来，中 国整个近现代思想都处于一个文化自觉过程，至今还没有完结。胡适先生正是文化自觉的先驱之一。他的名字与“全盘西化”在一起，尽管这个自觉版本受到广泛批评，却也使他与中华文化 现代命运紧紧联系，以致今天，其冲击力与影响力，仍然为人们深切地感受着。本人于纪念胡适先生这种场合想说的是，胡适先生那年代的文化自觉，毕竟是开始起步阶段，更浓重地表现于 心理感觉层次，而欠理性成熟的认知层次。如果仍停留在那种认知状态，中华民族迄今的现代路则等于白走了。中国文化进入自觉成熟阶段的标志应在于中国人对西方认知的新深度，在于与 其相比较的视野下产生出对中华文化认知的新深度，在于中国人由文化自觉的初级台阶走上更高的自信台阶；达到的自觉与自信的表现则是找到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体”，从中国文化“体 ”之中找到了让自己可自信、可自豪的东西，找到可自强的大智慧与动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与西方文化的恰当关系；而这样找到的，决不是曾让中国人感到过的那种无奈、那种被逼 迫的“全盘西化”关系乃至奴性感的自惭形愧。如果我们达到这一步了，胡适先生在天之灵除欣慰之外，不会有其他感觉。因为胡先生在骨子里毕竟是一个与中国文化精神血肉相连的人。

在胡适先生与现代思想文化不可分的意义上纪念他

人们不会平白无故纪念某人；纪念与否、如何纪念全然取决于与他之间构成的关系。胡适先生1891年出生，比本人早生50多年，本为隔代之人，无任何谋面机会，或有些什么特殊“因缘”， 使得自己具备“纪念”他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作为后辈中国学人，是不能忘掉他。让我可以将自己拉到“纪念”字眼上的，正是不知多少人都会对他发生的那样的一点点感觉，也即那种不管 出于什么印象，作为一名学人会对他不忘的感觉。胡先生是个历史的思想的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必然有着普遍性；同时胡适先生也是中国整个近现代心态的一个缩影。

不过，本人还是有一点特殊感觉的。胡适先生自1910年8月19岁时从上海赴美国读书开始，就与西方结下不解之缘。断断续续出于各种原因，在其72年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30年是在美国度过 。由于本人在美国也学习生活过将近20年，长期的西方经历使本人在感觉上似乎与他有几分接近。值得一提的是，在夏威夷进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偶尔读到他的文章，特别有一篇是本人研 究儒学与科技思维的课题时，读到他1959年7月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大会发表的《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那是胡适先生反驳美国学者诺斯罗普“中国没有推演法” 的论文，他列举朱熹、王充、顾炎武、钱大晰等许多古代学者的考证和格物致知，指出那些都与西方科学假设、取证的类似程序和推演相符。这篇文章让本人眼睛一亮，实在是第一次看到， 像他这样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写出过如此为中国文化辩护的文章。现在已经了解，胡先生晚年思想与倡导“全盘西化”年间已多有改变。这恐怕是我所获得有关胡先生思想材料 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凭这点，这篇纪念文章其实不如称是“感念”更为妥当。

评价胡适先生是复杂的，复杂性在于胡先生他自己复杂。比如他毫不含糊称自己是主张全盘的西化，但又解释说这与“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充分世界化”是同一个意思。是什么逻 辑把这两个完全不同口号联结为同一个意思的？这闪烁其词是他明显的把自己的复杂化，令人费解。同样，他的一面集中火力攻击以孔儒为代表的传统，另一面在“整理国故”口号下以《说 儒》等作品又对孔子赞颂有加、肯定儒家历史价值，都加重很多人在理解他思路方面的困难。更有，即使他生命约七分之三时间身居西方，却将“不知足是神圣的”、“自由、民主、男女平 权、劳工神圣、社会主义运动”等汇为一谈，也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与英美“级进得所得税和遗产税”误为一谈，认为两者可以达到“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 这种种情况，给人们对胡先生思想作出逻辑性评论增加复杂度。

所以纪念胡适先生，本人选择超越他个人的范畴，在他与现代思想文化的不可分意义上纪念他；这样对他本人、对近现代思想史，对今天的人，对明天中国思想文化的去向，才是更有益处的 。这是由于不管怎么说，胡适先生都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历史合理、自然的一个表态。所以，对他的纪念具有文化意义、历史意义、普遍意义。我们清 楚地看到，今天的中国仍然很大程度上处在与胡适名字相连的“全盘西化”历史公案漩涡之中。大抵因为，倘若将“全盘西化”作为胡适先生自己“充分世界化”、作为“一心一意走上世界 化的路”解释，听起来实在是与三十年的“实行全方位开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必然性的关联。胡先生的见解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可视为先知先觉，七十 多年后的今天证明，中国的开放道路符合它提出的主张。

已不乏有人这样地将胡适先生做出超越个人范畴的看待，将他如此与现代思想、今天和明天、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向联系起来；当然也是将胡适先生与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联系起来了 。是这样，我们用这个纪念胡适先生的机会，谈一谈如何才叫文化从自觉走向自信、自强，才成了是纪念胡适先生最好不过的意义。纪念他，需要温习“全盘西化”论的话语和历史，真正从 这一历史公案中总结教训，叫它在这里结束，而不是让它没完没了地公案下去。这个公案的结束应在实质上是进步的开端。

当然，今天纪念他，情绪化是多余的。百年思想史的浪迹至今，一旦情绪化，往往与浅薄连在一起。今天是该可以做到理性、客观的时候。本人着实相信，文化自觉，不该停留在胡先生这里 ，而是要百尺竿头。少则已七十年之久，多则也为一百多年，人如果往死里只守着“全盘西化”的说法不变，实是反常；除僵化不开，别无他哉！如果比胡适先生更进步了，这才是对他最好 的纪念。

主张“全盘西化”，进入的是文化自觉的误区

什么是误区？就是不该进入的地区、有危险的地区，被误认为是无问题和安全地区，在无意之中闯进来。称“全盘西化”是个文化自觉误区，比喻的是将西方的一切笼而统之地对待，误将不 管什么西方做法都认为可做中国效仿的对象，西化就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办法。于此而有这样结论：如果还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西化。这是胡适先 生的问题，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问题。直至1988年放映的一部政论文献片还在喋喋不休：中国文明衰败了！中国将被开除球籍！中国的封建死而不僵！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然而这样激进结论的得出，不由理性逻辑的深刻追索，而由冲动情绪的一时感觉，以致由此种心理状态对西方文化发生的迷信。人的迷信往往出自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感觉。中华民族的近现 代的命运是悲惨的，与世界列强的相遇发生的军事、政治失败，也伴随精神的落魄。西方思想的涌入与冲击让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对自己的文化变得看不懂了，惊魂忐忑使自己以为中国文化全 盘地不行了。除了少数个人精英，近代历史性疾风暴雨突变让中国在整体上来不及细细思考，一时尚研究不出西方为什么强大、中国为什么失败的逻辑。哪些面对西方变成惊弓之鸟的部分精 英，则在惶恐万状之中不假思索地使用了非理性、最不平静心理感觉的简单逻辑。这段历史向我们表示，部分精英进入与胡适先生名字相连的那个“全盘西化”版本的文化自觉误区，是由下 面的几点导致而来的：

1）如胡先生说，凡是够得上文化这名词，必须先有物质的进步基础。其实也就是物质与精神为独立二元基础之上的物质决定论；因此推理必然是：西方在物质上如此强大，其文化是必然进步 的；只有先进物质才会有先进文化。也是说，按照西方“文化”的定义，中国是个毫无文化可提的人群；即使说有文化，也是落后、可怜的文化。

2）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胡适先生以为“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 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而文化衍进在“大趋势，大运动上都是理智倡导的结果”。这是说，达尔文主义进化决定论做出的判断是，在西方优 胜文化面前，中国文化正面临淘汰失败命运，唯一救命之举，是接受失败，张开双臂迎接优胜文化的征服。

3）接受西方单线单向进步发展的历史观，相信面临失败淘汰的文化，是物质不进步的结果，必然是属于落后的文化。所以中国的生路在于把将自己拖入失败与淘汰的文化抛弃。

4）主张“全盘西化”，但在胡适先生与一些人内心里都不相信最终的结果是“全盘西化”。大胆地去这样提倡，其实是个“矫枉过正”策略。就是说，是因为不会实现，才故意这样提。况且 ，从文化理论证明“全盘西化”论，不是简单可以做的。反而只是提倡“全盘西化”，实际做起来却总能达到怎么做也不会过分。这是说，除“全盘西化”这个极度点，不再有适度性可言。

5）除了绝对性的物质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单线单向的历史观和“矫枉过正”的策略，提倡“全盘西化”论还出自对一系列例如“现代化”、“文艺复兴”、“启蒙”、“先进与落后” 、“民主与独裁”许许多多概念的误解，亟待作为后胡适时代的后人去深刻认知，从以往的误解中解脱出来。

可以作这样的总结，之所以说提倡“全盘西化”是进入文化自觉的误区，缘由是胡适先生时代和今天时代的部分精英都没有觉察到，在近代西方显示的物质强大、物质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 义、单线单向的历史观以及一系列诸如“现代化”、“文艺复兴”、“启蒙”、“先进与落后”、“民主与独裁”概念的背后深层处，隐藏着一个绝对论（非白即黑）与二元论（万物之间毫 无联系）的体（或结构）。而中国文化具有的是个内涵上非绝对论（黑白相对而言）、非二元论（万物浑然一体）的体（或结构）。之所以它成了一个误区，是人们没有觉察到，尤其是西方 自由主义文化的绝对论与二元论的体，在逻辑上决定着它不仅不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反而是让大家被忽悠去作文化自残、文化自杀傻事的催命符。承认采用“矫枉过正”的策略激进地 提倡“全盘西化”，恰恰也是承认自己由于对中西这两个不同体差别的无所察觉而做出的非理性选择。从西方文化绝对论、二元论的体上生成的那些概念，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社会里仍尚未得 到消化，一直哽咽在它喉咙，吐不出来也走不下去，堵塞着生命的通道；越是西化得多，越是让中国无法活得舒畅。

文化自觉的成熟：走出误区，达到对西方认知新高度

其实，没有误区就无从谈自觉，先有不自觉而后才有自觉；误区就是不自觉，认识误区就是走向自觉。究竟什么是自觉呢？“自觉”的英文词汇是“Self-conscious”。但如果“中国文化自 觉”须用其汉语涵义，我们则发现，英文“Self-conscious”不具有今天中国文化自觉所需要的涵义。“Self-conscious”是指一个人自感笨拙蹩脚（awkward）、局促不安（ill at ease）、 尴尬不适（embarrassed and uncomfortable）、无安全感（insecure）、无自信心（unsure of yourself）。有意思的是，“自觉”的英文定义，倒是满可以用在说明中国近现代与胡适先生 名字相联系提倡“全盘西化”那部分精英的心态及其整个历史现象。但是于汉语而言的“自觉”，它只配归于“不自觉”。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中国近现代“文化自觉”的过程之中，它也当 属于这个过程，尽管只是个初始阶段。当然它决不是今天中国人在整体上所应达到“文化自觉”涵义的状态。

本来中华文化的自觉观念，是在“一日三省吾身”、“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义上承续下来的。文化自觉含有自我审视、检讨、达到对自己的清醒认识。清醒认识的状态是按照一定好坏、利 弊、正面和反面标准等位严肃判别基础，对自我得出的比较适当的估计。它与单凭感觉或情绪进行简单比较而实行肯定或否定是相对照的。人的一般倾向，是不对自己做轻率否定的，所以自 知之明不是一般的品质。自知之明十分难等可贵。文化自觉现象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