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礼 :西方文化在当代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影响

作者:王文礼发布日期:2012-02-20

「王文礼 :西方文化在当代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影响」正文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所,河南 开封475004)

摘 要:西方文化在当代和谐社会构建中有以下积极影响: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和追求科学的氛围;让民主这粒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使法律知识得到充分普及,形成法制化社会;追求真理而形成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献身精神;在照顾到集体利益的同时强调对个体的尊重,等等。

关键词:西方文化;和谐社会;积极影响

西方文化是在西方社会数千年的发展中沉淀而成的,并在西方社会的演变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西方文化作为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它的方方面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波,无形中在影响着国民,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这其中,有不少积极成分,恰是我国文化所欠缺的,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可以作为有益的借鉴和必要的补充。

一、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和追求科学的氛围

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后来又演变为scientin,最后成了今天的写法,其本意为“知识”、“学问”。 有学者认为:“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1]科学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增强人的精神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都充分地表现出来。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的发展。

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福泽瑜吉把“science”译为“科学”。到了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根据现有的材料来判定,在中国最早使用“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来陈述个人见解者是王国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1月,王国维在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作“序”时写道:“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2]

关于科学的起源,国内外争议的声音很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有科学,是科学发展的源头;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其文化的鼎盛时期(公元前六――四世纪)产生了科学。现代科学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科学,发源地仍然在欧洲,更准确一点是在西欧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发生的。科学被引入到中国后,遭到了一些顽固分子的抵触,但受到广大进步人士的追捧,期间经历几多曲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史教授Elman将中国与欧洲科学的相接触分为三个阶段:传入、调和、融合。在每一个阶段,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复杂交织,导致了中国近代科学不平坦的发展道路。17世纪初叶,隶属于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们来到中国。这些人以及200年之后到来的基督教的牧师们,是近代科学走出欧洲的主要传播者。神父们以他们的天文以及测地知识,满足了明、清皇室制定精确历法和绘制帝国版图的需求。而基督教的牧师们带来的工业和军事方面的先进技术,则正好适应了鸦片战争失败前后中国改革派的需求。遗憾的是,在1600-1900三百年间,许多最重要的理论和原理并未真正传入。知识的过滤和阻断,部分原因来自传教士本身的宗教承诺和宗教纪律:天主教的神父们拖延牛顿学说的翻译长达一个世纪,基督教的牧师们则用基督教的创世纪解释达尔文学说。另一方面,这批传教士长期缺乏与欧洲的及时通讯,致使传播跟不上科学的最新进展。近代科学的传入也曾遇到中国宫廷成员的阻力。中国的帝制,使得任何知识要想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必须首先博得宫廷对其效用的兴趣。结果,抽象的知识(如:微积分)较少受到注意。中国官方将物理学等称之为“西学”,其中包含着某种“贬意”。此外,皇室还鼓励中国精英去搜索古代经典,以证明:“西学”只不过是早年中国成就的衍生品。[3]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都是世界领先的,可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能转化为近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于1954年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首次正式提出这一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回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可谓形形色色,莫衷一是。笔者归纳了一下,主要是以下几种:1.祖先崇拜。伏尔泰(1694年-1778年)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认为:对祖先的崇拜导致了中国人缺乏胆识;并把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与欧洲人对亚里士多德的崇拜结合起来。在春秋战国时期,祖先崇拜已经初露端倪。诸子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假借古代圣人的言论来证明自己学说的正确性。例如,孔子在面对古圣先贤的文献进行理解和诠释活动时,自觉地采取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儒家只重人伦,厚古薄今,导致了祖先崇拜的盛行。可以说,祖先崇拜作为集体潜意识,深深地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导致越是古老的东西,中国人越认可。2.“重农抑商”导致中国未能出现近代科学。“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体现了在封建社会农业的重要性,目的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抑商也阻碍了商业的繁荣和科技的创新。3.僵化的帝制。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模式。此后,历朝历代纷纷模仿。帝制的好处是便于管理、效率高等,但是帝制的坏处也十分明显――权利过于集中而且得不到限制,容易决策失误等。这就导致中国在明朝出现过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是后来中国却莫名其妙地实行了海禁的现象,中国的航海事业就这样夭折了。

可以说,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内生的,而是外促的。“民主”和“科学”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中由《新青年》杂志所倡导并举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两面大旗。陈独秀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呼吁将德、赛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发动攻击。罗素在其所著的《中国问题》一书中也认为,“中国文化的弱点是缺乏科学”。[4]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大力宣扬科学,促进了科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随后,科学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缓慢。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科学迎来了新的春天,虽然“文化大革命”导致科学的发展有所中断,但是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行,科学迎来了真正的大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于2006年3月4日下午在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的民盟、民进联组会上发表的“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中提出的“八个为荣、八个为耻”,其中有一条就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在中国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再次提倡崇尚科学。

可以说,科学自西方的传入,给国人带来新的迹象,改变了封建迷信在中国长期盛行的现象。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的局限性是科学精神的匮乏,在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赛先生所走的每一步都注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赛先生在中国的对手太多。”[5]可以说,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与封建迷信、与愚昧作斗争的历史,是同说谎者和伪科学作斗争的历史,是同愚民的专制统治者作斗争的历史,是同所有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历史。科学的传入,虽然坎坷,但是为中国带了新气象,改变了人们对科技的认识,不再视科技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中国也开始慢慢地意识到,要改变积贫积弱的面貌,必须依赖科学,依靠科技创新和科学的进步。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今这个社会,封建迷信思想还有其发展的土壤,有时候在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例如,一些人鼓吹世界大劫难、末日来临等等。甚至参与迷信活动的对象由普通百姓扩展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也参与其中。一切都说明,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反封建的推崇科学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二、让民主这粒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语"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民主,代表着由人民统治。至于民主的统治方法,及其“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一般的原是由多数进行的统治。民主政治通常被人同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相比,在这两种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上,而民主政治一般由广大人民控制。民主一词通常被使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但民主的原也适用于其他有着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

民主起源于西方,精确地说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开启雅典民主化进程。后来经过不断完善,在公元前506年,克里斯提尼进行改革,在世界上开天辟地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希腊民主政治全盛时期的领袖伯里克利曾说过:“雅典公民并不因留心家事之故,而忘国家;即置身于世界事业界者,亦能通晓政治。凡不留心国事者,不谓为无碍而谓为无用之人。虽政治上之发动者为少数人,然大多数均能对于政策予以健全之判断。”[6]伯里克利对于雅典的民主政体的性质和特征作过经典的阐述:“我们的制度被称为民主制度……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7]

令人感到痛惜的是,雅典城邦在前323年遭到马其顿的摧毁,民主制度随之被底废除。在古雅典之后,民主经过许多挫折,尤其在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民主之花遭到了严重地摧残。近代西方民主缘起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则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它所包含的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无代表权不纳税”和“分权制衡”。这两项基本原则正好构成了近现代议会制度的核心内容。以后经过多次斗争,多次反复,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其政治制度从君主制最终过渡到了君主立宪制。英国成为在中世纪里第一个迈向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是世界现存的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17世纪末,英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以议会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初步建成。美国独立建国后,成为第一个自由民主制的国家。 1776年7月4日,北美原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其内容广为流传:“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独立宣言》的民主思想,主要体现在平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人民革命权利这四个方面。在美国独立建国几年之后,法国大革命发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此宣言虽然时间较短,但对后世仍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兴的代议民主制度才逐渐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

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40至60年代。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就向中国介绍西方的民主;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主动接触西方的民主制度。19世纪60年代初《万国公法》的出版,在中国构筑起民主的话语体系。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1905年 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里,孙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后来经过多次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最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缔造了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所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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