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阵地

国学作为中国文化的学术概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表现。以往的概括如今都可以采纳吸取，但是大家都承认：一方面，国学的内容古已有之，这就是义理、辞章和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国学概念确实是在西学强力东进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与西学对比而存在的一种表述。在强大的西学东进的环境中，中国的学人思考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前途，希望由此探寻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国学体现着中国人的文化特质，中国人的意识结构。中国文化的学术结晶，就是国学的本质。

在近代以来的文化大讨论中，我们过去习惯的区分是三分：顽固派、融合派和西化派。事实上，真正的顽固派，即那种顽固地坚持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是有价值的，坚决反对任何外来的观点其实势力十分有限，用这样的观点去衡量近代以来有名的思想家，几乎一个都找不到。所以，文化大讨论中，真正形成势力的只有两派，一是融合派，一是西化派。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面对这段历史，可以较少投入感情，更多坚持理性。我们可以很平静地说，在过去的那个时间里，最后胜利的是西化派。融合派几乎都被扣上了顽固派的名字，在遭受此伏彼起的政治文化运动排挤之后，最终边缘化。在西化思潮的背景下，从新文化运动到整个民国时期，国学命运多舛、每况愈下。先是在理论上取消国学的价值，然后在学制上取消国学的位置。国学于是成为思想上和学制上的双重弃儿。

1922年，吴宓等人学成归国，创立《学衡》杂志，申明《学衡》的理念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上的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汤用彤、柳诒徵、王国维、林宰平和陈寅恪等。这是一群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学衡》因此也断续坚持到1933年。但是，鲁迅先生就曾经写过文章《估学衡》，他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是非。”（《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377页。）这种文学方式的攻击，在今天看来是很有问题的。不过在当时，却是舆论的主流。即使主张中西文化融合者，都被扣上顽固派的帽子。

在民国的时候，有一名学者受到各派的尊重，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他参与《学衡》的活动，与《学衡》的主持者吴宓交情深厚。在文化观念上，他一方面主张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取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金明馆丛稿二编》）

另一方面，他又有深厚的西学背景。这大概是陈寅恪在民国时代可以左右逢源的基本原因。但是，我们都知道，建国以后，陈寅恪在大陆则成了封建文化的代表，受到史学界的批判。这说明，1949年以后，在很多文化理论上使得进化论更上一层楼。

激进主义文化路线理论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激进主义的文化路线成为社会的主流，这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国学的迅速衰微，导致民众远离传统，导致中国人比别人更痛恨自己的文化。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建国以后的激进路线上升很快。现在看看我们的文物保护，悲情不免提升。一个蔑视本民族文化的民族，有可能妥善保护自己的文化遗存吗？在近代世界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中国是很特殊的。多数民族主义运动都是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连结在一起，比如印度，印度的佛教复兴运动就有近代的背景。只有中国，一方面号称五千年文明，一方面以放弃传统为己任，坚决彻底地批判传统。以致于很多对中国传统抱有同情者都不免遭到边缘化的结局。

在激进主义文化路线的理论中，有几点应该注意，因为文明现今也会面临同样的课题。首先，文化是系统化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在体用的争论上，之所以中体西用说法受到质疑，不仅是因为主张者属于旧文人和旧官僚，而是在文化整体论的理论下，体用不可分成为认识的主流。文化的各部类之间，是可以分离的，否则就没有文化交流史，所以文化整体论是站不住脚的。文化历史如此，未来也如此。

其次，文化冲突论。为什么在引进西方的文化时，一定要首先清除传统文化呢？因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而西方文化代表先进的文化，中国传统必将被取代。与其将来被取代，不如主动放弃。陈独秀说：

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原载《新青年》2卷3号，选入《独秀文存》）

同时他又认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又说：

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新青年》3卷1号，收入《独秀文存》）

文化如果只有冲突，没有融合的可能，那么只有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用陈独秀的话说，只能选择一方，绝无调和两存的余地。他们既然如此认为，当然就放弃了中国传统，甚至包括陈独秀也承认的有好处的地方。

在这样的主流思想背景下，国学除了凋零别无选择。

国学作为体系在教育系统中不存在

国学的命运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教育体制改革，伴随着西式学堂的发展，西式学科渐渐占据上风，国学在基本教育的体系中，越来越没有独立地位，最终遭到分割。二是在讨论教育和相关问题时，从张之洞到王国维和后来的大学堂课程设置，国学相关的内容如经学的独立位置被取消，而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进步标志，实际上就是西学的体系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用西学理念对待中国传统学术，自然得出了传统学术不成体系的认识。在国学与西学之间，没有考虑国学的特殊性，不注意国学与西学的平衡。不仅如此，很长时期，经学科目等被当作有害的东西进行防范。

当国学在基础教育的领域失去根据地以后，国学研究后来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同仁的努力，比如20世纪初的国粹学派，他们出版《国粹学报》，研究并宣传国学精粹。二是大学研究。章太炎及其弟子们的研究工作十分扎实，为国学研究提供了成功的楷模。其中体现的研究理念是十分可贵的，那就是依靠具体的研究工作以明了国学，明了中国文化的价值。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由章氏弟子、著名训诂学家沈兼士任主任，并出版《国学季刊》，由编辑部主任胡适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推动国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是北大的研究者，对于国学的立场可以有天壤之别。胡适后来发动整理国故的研究运动，虽然是研究，但是其立场是清晰的，那就是以批判为主。在他的思想深处，他并不认为国学是内在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他给青年人开设的国学书目，内容庞杂，缺乏内在联系和理路，受到梁启超等人的强烈批判。胡适的研究理念，其实成为后来研究国学的主流，即以国学为研究对象，同时也以国学为批判对象。

如果说民国时期，还有人以个人的热情和理解在进行国学研究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我们对待国学的态度变得更加彻底，国学的地位被等同于封建文化。“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不仅国学研究无从说起，连文物都成了封建的余毒被消灭。直到最近，国学学习和研究有所升温，但是不同意见的坚持者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逻辑，以国学为无用有害，坚持国学是陈旧过时，拒不承认国学的任何价值。与此同时，在教育体系内，国学体系早就谈不上了，连国学的零星知识也受到严重挤压。以外语教育与国学教育对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今到底孰轻孰重。由于国学作为体系在教育系统中不存在，未来中国文化的结局不难想象，此前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文化因为中国人近百年的努力，不仅面目全非，而且难以为继。

现在社会的国学爱好者，几乎无一例外属于国学某些方面的爱好者，因为国学作为体系已经不存在很多年，没有人可能接触到系统的国学。

道德建设不回归传统文化就是沙上建塔

一百多年的近代跌宕过去之后，我们蓦然回首，震惊不已。重新睁眼看世界，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用1935年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的话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何炳松文集》，二卷，403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日益感到文化缺失带来的种种问题。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复兴，民族复兴的旨归又在何处？这些年来，常有为经济指标牺牲文物遗址的事情发生，证明经济发展并不等于文化复兴。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既要看到世界文化发展大势，也要认清中国拥有的优势。这些都是文化复兴运动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首先，文化多样化，是世界和谐共处的重要保证。任何文化都有其绝对价值与相对的实用价值，民族以文化为根基，没有了特有的文化，就没有了这个文化所代表的民族。随着人类日益接近，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文化的特性保持因此就更加重要。

其次，中国几乎是世界唯一的古老国度，现在与传统还能保持基本的沟通。古文所代表的时代，我们今天通过一定的教育就可以通过阅读来认识。浅显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唐诗宋词，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比较畅通地领会。如果说阅读是一个信息场的沟通，那么今天我们同古人的阅读场隔绝并不远。也就是说，我们回复对古典的沟通并不困难。

再次，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各地看到了一个悄无声息的文化复兴运动。人民群众自发地保护当地的文物古迹，自发地发掘乡贤事迹，自发地保护民俗和开发民俗。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这话今天看来仍有价值。现在看来，在统一的中华文化复兴纲要制定之前，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保护传统的行为。他们也是中国文化复兴发展的可依靠的民间力量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最后，最近一些年的社会道德无感，已经让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饱受折磨，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的未来信心荡然。然而，多少年来，我们有政治运动，有经济建设，却没有与道德建设最相关的文化建设，是如今这种局面的背后因素。每当强调道德的时候，通常只有政治伦理方面的内容，而道德建设涉及全社会、各个层级的每一个成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建设就只能缺失，只能忍受。而道德的建设，如果不回归文化，不从传统中寻找动力，寻求资源，建立链接，那就是沙上建塔，无法依赖。

如今举国上下都对复兴中华文化有正面的认识，但是却缺乏基本的着力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的建设。本来，教育是影响文化走向最根本的因素，但是，我们的教育体系西化已经很多年，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阵地，国学作为完整的概念，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无从谈起。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如果任由以往的惯性继续，那么中国文化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更加没有地位，更加边缘化。在并不否定如今基本学科体系的情况下，加重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承传，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