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对我国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

关于城市的界说之一，是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确，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城市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中国现代大都市的形成主要源自两种不同的历史：一些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岛、大连等，在殖民统治或租界时期，主要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形成的今天的城市格局和面貌；而内地的历史文化古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主要是在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建设和改造，形成的今天的城市面貌。

作为新中国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而发生在北京的事往往是具有全国性的。

北京和南京

虽然在许多方面，北京和上海最显著地形成一种对比；但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最具有可比性的却是北京和南京，它们是两个时代分别由中国人自己规划、建设的国都。

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即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以美国设计师墨菲和古力治为顾问，负责制定《首都计划》。于1929年底完成并公布的这一计划，包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许多方面。按照《首都计划》，南京城明确分为几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如中央政治区、南京市行政区、公园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这是我国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按功能分区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先尝试。如何设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该规划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伦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设想，因费时耗力，未予通过。规划确定的是在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区。

在规划和城市建筑风格的指导思想上，《首都计划》称其主旨是“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城市建筑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以中国之装饰方法，施之我国建筑之上”（罗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 月）。沿街的重要建筑，均为传统大屋顶的民族样式，如财政部、励志社、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出现了一批现代宫殿式建筑，如南京大学教学楼、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等；以及一批在实质上融合中西的优秀建筑，如中山陵音乐台、军区总医院、江苏省美术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该规划的不少内容未能全部实施，包括中央政治区的建设。但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这一规划奠定的，今日南京浓荫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楼、新街口的环岛式街心广场，都是在那时形成的。

与南京相似的是，五十年代初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也是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建筑家进行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央政治区的设置。出于保护古都文化的考虑，梁思成、陈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区的规划思想，提出在旧城之外的公主坟一带另建中央行政区的方案，遭完全否定。当时之否定另建新区，除经济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拥皇城的心理，以及视旧城为封建遗留，需要加以“革命”和改造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原因。随着大规模拆毁城墙、城楼、牌楼，在旧城区内对王府、坛庙、名宅等“废物利用”，见缝插针地兴建工厂、机关、学校，北京古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五十年代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旧城的超强度开发，致使人流、物流、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它被恰当地定名为“破坏性建设”。其实际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吴良镛先生总结为“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吴良镛《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燕山出版社，1988年）。虽然建立功能分散的、多个城市中心的意见始终不绝，但北京仍以“铺大饼”的方式迅速扩张。近年来在近郊已经建立了若干个规模巨大的新居民区，然而，那些拥有几十万人口的新区却并没有建立和发育城市的功能，居民们仍需长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动。

今日北京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城市轮廓线东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红门，北达清河镇，方圆约六百平方公里，已经是老北京城面积的十倍。换而言之，我们已经建设了相当于十个北京城，而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却终于在我们眼前日新月异地消失了。

新北京：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新北京的建筑风貌成为我们透视体制文化变迁的一个窗口。

1953年所作的首都建设“规划草案”，其基本要点包括：以旧城的中央区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使其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首都要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要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改建扩建北京，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改造道路系统、改变水资源缺乏等自然条件，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总方针的表述十分奇特也很传神：“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结底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当代中国的北京》上册，第86页）这一实现革命化、工业化的思路，直接导致了“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方针。

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象征符号，如“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城市建设的历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停滞和平庸的时期，唯一迅速增长的是人口。以北京为例，1982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1949年底增长了4.8 倍，达917.8 万人。那也是简易房、筒子楼大行其道的时期。除了十里长街的观瞻之外，沉重的人口压力，革命时期的混乱无序，使城市不堪重负，大多数四合院正是从那时起，变成了破败凋敝、人际关系紧张的大杂院。

当八十年代新的建设高潮来临时，和中国的各大城市一样，北京又一次成为到处开膛破肚、彻夜施工的大工地，但其面临的问题却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单一和单纯。城市建设承载着人口压力、民生改善、国家形象、商业利益、政治利益、部门利益、政府政绩等来自不同方向的复杂压力，处于各种不同的欲望、抱负、追求、利益前所未有的紧张挤压之中。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严整统一、“君临天下”的中央意志渐渐退隐了，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北京又一次脱胎换骨。但与同期的上海相比，无论在单体建筑的新颖和独特性上，还是在整体风格的协调上，都远远落在了上海之后。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首都的建筑何以难以保持协调的风格和应有的水准，这似乎是很令人费解的。其所透露的其实是体制文化的变异。北京市各行其是、参差不齐的公共建筑，可以说是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有人称为“部落主义”）典型的文化体现。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各部门的建筑主要是由本部门按照一己需要设计、建造的，无论选址还是建筑风格，都是首都规划委员会难以干预和协调的。同时，这种部门主义的建筑，较多地凝固了“长官意志”。

权力所及，各个城市都不乏历届领导人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在北京，典型为前市长陈希同提倡的在高楼顶上加盖小亭子的建筑（被称为“戴绿帽子”）。其顶尖之作、也是收山之作是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它可能是一个标本，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将个人的喜好蛮霸地强加于社会，把巨大当成伟大，把纪念性的气概不凡放在首位，而无视公共建筑方便、实用的功能。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竟达八千万元之巨。近年来，在一些城市“领导人工程”、“形象工程”仍呈蔓延扩大之势，导致无功能建筑的大量兴起。一些城市大兴建广场、修草地、铸大钟、建城市雕塑之风，在这场比“大”的竞争中，有的县级市的广场面积甚至超过了天安门广场。

与之相应的是，在部门割据和地方主义的体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区的城市规划几乎成为不可能。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在华北经济圈、京津冀唐地区的整体发展中，按照“大北京”的概念进行设计和规划，如同大东京、大巴黎那样，但这至今仍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

高度之争：城市建设的“香港模式”

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突出的主题，它也尖锐地体现在北京的建筑中。严格地说，这种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渗透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之中。从大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上海滩24层高的国际饭店的啧啧赞叹，到对今日浦东88层高的金茂大厦的满腔自豪，都反映了这种“现代化= 高楼大厦”的集体认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化某个时期对高层建筑的新奇之后，对高楼大厦的竞争几乎集中在东亚，尤其是那些“从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兴国家和城市，无不把自己的经济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对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

在北京城，对高度的竞争是悲剧性的。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对建筑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马上白热化。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在学术界的呼吁下，1985年北京市出台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规定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对这一控制最强烈的挑战，来自香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亚洲最大的商业性房地产建筑群“东方广场”。它招致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引起强烈争议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担忧其对北京古都风貌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斥资20亿美元，建造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原设计方案东西宽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门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度为38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