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主动vs客动:社会表演学的哲学探索之三

作者:发布日期:2011-04-02

「孙惠柱:主动vs客动:社会表演学的哲学探索之三」正文

《人类表演学系列・政治如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

哲学维度

社会表演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原始人围着篝火的舞蹈和分食仪式就是集体的社会表演,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社会表演的各种规范更严密得多。以前没有“社会表演学”这门学科,但几乎所有研究和规范人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表演。中国自先秦百家争鸣以来,各家都有对于人的社会表演的不同见解,后来长期成为社会主流的儒家对社会表演的论述最为详尽。各家著作中,如《礼记》、《仪礼》等的主要内容是形而下的具体规范条文,还有很多文字则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二十世纪末才出现的社会表演学是一门现代的交叉学科,是在城市化、民主化和电子传媒把越来越多的社会表演推到大众面前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也是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亟需进行社会表演培训的时候产生的。这门新学科基本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但一开始就伴随了很多技术性的元素,诸如如何改善发声、如何运用灯光和化妆、如何面对摄像机镜头等等;这些都很重要,甚至可能成为社会表演学教学培训的主要部分。然而,比这些“术”的成分,更为根本的是“道”的原理,也就是哲学思考。

社会表演学的哲学维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总体的本体论研究,探讨社会表演在所有人类活动中的位置,特别是它浮动于完全真实的现实与完全虚拟的艺术及游戏之间的特点;这是我上一篇文章《现实vs虚拟:社会表演学的哲学探索之二》的内容(现在看来按顺序应该称为“之一”)。这一研究受到当今虚拟现实实践和理论的启发,发展了雄霸两千五百年的亚里士多德以及他的老师柏拉图的两种摹仿说,提出了“摹仿层次说”。第二个维度是个体的方法论研究,聚焦于表演者和观者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每个表演者如何在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之间找到最合适的度;我在本丛书第一本中发表的《规范vs自由:社会表演学的哲学探索》谈的就是这个问题,试图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之间探寻平衡点。

本文提出的是第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表演学的第三对根本性的哲学概念:主动vs客动,这是与“规范vs自由”并列的社会表演方法的另一对基本范畴。一旦从个体的solo(独奏、独唱、独角戏等所有单人表演)进到二人乃至多人的表演,就产生了同一表演中的搭档兼对手之间的互动。如何互动?首先要看谁主动、谁客动。我这里没有用中文语境中常见的主动与被动,因为“被动”一词容易产生歧义――在他人的动作之后,个体的消极反应甚至避让叫“被动”,而积极的反应常叫“反弹”、“反驳”甚至“反击”。我现在称后者为“客动”,意为作为反应的积极动作,这一所指在中文里还没有现成的词来指代――本来更准确的能指是“反动”,但这个词在当代中文语境中太容易被误解,只好由“主”“客”相对,新拟出“客动”一词。用英文来注释,这一对概念并不是指active和passive,而是proactive和reactive,或者是名词action和reaction,也就是戏剧表演理论中的“动作”和“反动作”。这一研究类似于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博弈论(game theory,直译是“游戏理论”),首先聚焦于社会表演中两个最基本的元素――两个搭档兼对手。主动与客动也和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的辩证法密切相关。辩证法确实“辨证”,同为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发现的普遍性模式是“正题、反题、合题”;毛泽东则热衷“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坚决反对“合二而一”,和黑格尔恰是两个极端。

戏剧模式

社会表演学脱胎于戏剧学,虽然二者看起来好像正相反:戏剧家们为了更集中地展现生活、表达理念、吸引观众,特别擅长在虚构的情境中激化矛盾冲突――正是黑格尔这位崇尚“合题”的哲学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戏剧的核心是“冲突”而不仅仅是“动作”;而社会表演的专家大多是在现实生活中化解冲突、营造双赢的能手。但是,社会表演的培训常要用发生冲突的虚拟情境的案例,来让人学习如何能在生活中避免冲突。所以,要研究社会表演的基本模式,还是应该借用并认真研究戏剧的模式。

戏剧最基本的模式是什么呢?196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个最简洁的定义,英国大导演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是这样开头的:“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1] 这个定义概括了2500年的人类世界戏剧史,还特别考虑到了突出歌舞的传统东方戏剧的特点。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戏剧都没有这么简单――相比之下,单人的社会表演倒要多得多,而戏剧一般来说还少不了另一个要素,那个能和第一个人对出戏来的第二个演员。布鲁克2005年写《敞开的门》时就补充了他以前的定义:“戏剧开始于两个人相见,如果一个人站起来,另一个人看着他,这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要发展下去的话,就还需要第三个人,来和第一个人发生遭遇。这样就活起来了,还可以不断地发展下去……”[2] 最早的戏剧就是这样来的:古希腊“第一个演员”忒斯庇斯光把自己从歌队中分出来,还没有创造出戏剧;“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演员――有了两个人,一个主角一个反角(protagonist和antagonist,“反角”不一定是坏人),这才有了真正的戏剧。社会表演也包含着这样两个层面的人际关系:人在社会中必须经常面对他人,因此所有社会表演都包含着人际互动,不可能有脱离观众的纯粹的solo。这就是布鲁克说的第一步,一个表演者必须和观者共同构成戏剧;而多数情况下还有第二步,就是表演者也还要有第二个甚至更多,而不仅仅是“单口相声”。

只要有了两个人,就有了谁先谁后的问题。基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西方主流表演理论特别强调表演的目的和与对手的交流,反对机械地背台词、记调度。话剧表演课上有一句名言:所有动作都是反动作(Every action is reaction)――每个动作都是被对手的动作或其它因素刺激出来的,也就是说,每个主动都是客动的结果,演员的每个动作都是主动的,也都是客动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引起对手的客动。因此演员都既要把握好自己角色的贯穿动作,又必须极其留意他的cue ――每段表演的外来的刺激点;这是一个非常有用却又很难译成中文的词,因为它所涵盖的对手的某句台词、某个外部动作、灯光、音效的变化等各种“点”, 在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英文剧班里的这个词既简单又明确,只要是刺激演员启动一段表演的,任何来源的点都用这个cue来表达。

戏剧中最常见的情境是,一个外人来到原本相对平静的环境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即便是自家人,也一定要在前史中先送他出门,戏开场再回来:例如王子哈姆雷特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家长周朴园是从矿上回到家里;他们一来,就会主动激发起全剧的行动,但他们为什么来也必定要有足够的原因。从表演的角度看,每个演员都要给角色写小传,从角色的经历中寻找剧中行动的诱因――广义的cue。戏的开场就好像牛顿所说的那样,需要“上帝的第一推动”, 如果你的角色要实施全剧的第一个动作,那么是前史中的什么刺激了你的动作?如果台上有两个角色,那么谁是主动者,也就是第一推动者?

主动客动的顺序

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主动和客动接得很紧,谁先主动这个问题容易被忽略;但在那些规范严格的行业中,这个顺序至关重要。最不容大意的地方是军队和法庭,仍以戏剧为例,《哈姆雷特》是个深刻反映人性的伟大剧本,一开场头十行台词就显示出莎士比亚对于人类行为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这些词看起来很简单,常被不求甚解的导演删去,因为他们没看出台词里的“戏”:

夜,城堡上的岗哨。勃那多自对面上。

勃那多 那边是谁?

弗兰西斯科 不,你回答我;站住,你是谁?

勃那多 国王万岁!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

勃那多 是。

弗兰西斯科 你来得也太准时了!

勃那多 这不才打十二点?睡去吧,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 谢谢你来替我;天太冷了,都难受到心底里了。

勃那多 这班岗还安静吗?

弗兰西斯科 连只老鼠也没见!

我曾数次拿这段戏给学生做导演练习,有人说剧本写错了,应该是卫兵先问“那边是谁?”要把两人的台词颠倒过来才能演。是莎士比亚“错”了吗?他为什么让前来上岗的勃那多主动发问?根据军事规范,当然应该是站岗的卫兵主动发问,现在来者先发制人,还没听到卫兵的声音就自己问起来,显然破了规矩。是他错了吗?其实是卫兵犯了错误,所以他立刻就心虚了,先是抱怨勃那多没“准时”来接班,遭驳斥后又诉苦说“天冷”、“难受”――他刚才不是在原地打盹,就是一边拉稀去了,反正没觉察到有人接近,没能尽职主动发问。须知这是在城堡上站岗的哨兵,万一来者是个敌探就送命了;现在虽然没事,他还是很怕反客为主的勃那多报告上去,给他弄个军纪处分。所以这个看似平常的开场其实非常有“戏”,奥妙全在主动客动的顺序上。

不仅仅这十行台词,要理解《哈姆雷特》这个被人解读最多的剧作,也可以从主动客动关系的角度来看。很多人认为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就是犹豫,因为他没能按他父亲的鬼魂要求的那样主动去对杀父的叔叔报仇,还抱怨天降大任于他,“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I. 5)其实这一人物之卓尔不凡就在他对人的生命看得特别重,对杀人报仇极其谨慎,因为“人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文雅的举动,行为像一个天使,智慧上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II. 2)这些赞语并不是给他自己而是给人类全体的,也包括了在确认犯罪之前的叔叔在内。事实上哈姆雷特并没有犹豫不决,他一直在主动地行动,包括装疯麻痹叔叔(上引的“抱怨”以及“生存还是毁灭”都是迷惑人的手段)、请戏班来演戏,目的都是要求证叔叔是否真的犯了罪。不同于历史上大多数复仇剧,哈姆雷特就是对杀人报仇不求太主动,而只想在嫌疑人以主动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罪行后,再来实施“客动”,也就是后发制人。几百年后,这一当时尚属超前的做法已经成为现代法制和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前者表现为无罪推定,后者则是不首先使用武力;也就是说,在给他人定罪和对他国动武的时候,不应过于主动。例如,中国政府在发展核武器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小布什总统在“9、11”以后公然提出先发制人的国策,丝毫未遭两国挑衅就悍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自然地遭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在现代社会里,很多有固定结构的社会表演样式都对主动客动的程序制定了规则。例如,在讨论、表决并做出决定的会议上,谁提出议题、如何提出、如何讨论、各方如何发表意见、可用多少时间,都应有明确规定,以免大家浪费时间议而不决,或者被少数人甚至一两个人盗用民意以营私。在现代人的开会历史上,一本名为《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书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陆军中尉亨利・罗伯特有感于在他主持的一个会上,只有无休无止的争论,什么决议也没达成,下决心找到一个好的开会办法。他在探究人的智力本性时发现,人在出现分歧时――无论是出于利益、信仰,还是由于知识经验的不同,总是很难靠自然的交流来让一方说服一方。要分歧双方找到共同点需要有一定的交流机制,而此前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会议所达成的“一致”,要么是强权从上到下强迫大家接受,要么是一方人多以势压倒另一方。尽管西方人从古希腊广场民主开始就开会决议军政大事,但是往往原始粗糙,嗓门比道理的效力大,容易变成暴民政治。罗伯特研究了已有的各种议事程序,包括英国议会的议事和礼仪规矩、美国参众两院的议事程序、法庭的庭审规则,探索这些程序的逻辑,在1876年出版了《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1915年,已是将军的罗伯特出版了修订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卖出两百多万册,成为美国民众开会的标准手册。他逝世后,他的后人继续不断修订重印该书,该书第十版的中文全译本于200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主动客动关系的角度来看,该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让一方长期把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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