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内容提要：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知识界对大众文化兴趣的增长，正面讨论和研究大众文化逐渐成为重要话题。本文从研究者在大学语文教育中的一段经验出发，提出知识生产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回顾90年代知识界对待大众文化的两种代表性方式之后，提出：如要更深入地展开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需要对大众社会及其理论脉络作自觉的知识清理，并反省现有的学科机制所赖以建立的文化符号等级秩序。同时，正面研究大众文化，不仅需要有意识地批判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而且也应当充分关注大众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研究大众文化，不仅是引入一种相对传统人文学科的新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这是当前"知识分子"有效地介入现实的一种重要方式。

关键词：文化、大众文化、大众社会理论、知识界、知识分子、话语生产、学科体制、文化等级秩序、意识形态

1、大众文化的"中心"化趋势--从一段个人经验谈起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身边的文化处境，便可切身地感受到大众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网络文化、流行歌曲、畅销书、街头广告、电视连续剧与肥皂剧、电视娱乐节目等，充斥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流程。如果说这种概括性的描述，不过是在向我们展示着熟视无睹的消费文化的表象的话，关心一下10多岁或20多岁的年轻人被怎样的文化喂养长大，有着怎样的文化爱好，以及他们依靠怎样的文化产品来感受世界和表达自己，则可更为清晰地感觉到大众文化具有怎样强大的建构力量。

记得在10年前，曾有朋友"预言"：21世纪如果只能留下两个文学大师，那么会是鲁迅和金庸。把金庸列入"文学大师"，当时听来，颇觉得是故做惊人之语。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今天看来，却让人觉得确乎如此。因为中文系的课程安排，从2000年9月开始，我在北京大学给四个系的理科生讲了一年的"大学语文"课。起先，我从"专业"眼光出发，给学生们按部就班地讲解鲁迅、郁达夫、冯至等文学大家。很快就有学生给我提意见，说我讲的东西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太远，很难感觉，不如讲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于是我要求他们交了一份作业，谈他们喜爱的"文学"。结果金庸十四部排在首位，接下来依次是"大话西游"、网络文学"第一次亲密接触"、余秋雨散文等。这使我吃了一惊，一方面惊讶于曾经神圣的"文学经典"在年轻一代眼中不再有让他们觉得"神圣"的理由；让我惊讶的另一点是，我曾经认为在价值上"低"于经典文学的流行文化，已经如此快地被他们内在化。此后，每当看到讲台下的学生听得昏昏欲睡时，我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妙方，便是把我的观点佐以《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金庸小说或大话西游，果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快便目光炯炯，精神百倍，课堂上顿时笑语喧哗。经常在结业的作业中，学生中会有人感谢我如此"开放"，允许他们谈他们自己也觉得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文化；也有的学生会以"大话"语言夸张地写到："曾经有两节珍贵的大学语文课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珍惜。如果允许重来，我愿说：我要上大学语文课；如果要给一个时间限定，我愿意说：一万节！"

一年来，上大学语文的经验常使我感慨，在比自己小仅仅10岁的年轻一代面前，居然有着如此迅速而深刻的文化"断裂"。而这"断裂"不是别的，正是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已经迅速地喂养了一代几代"新人"，建构着他们感知、表达和理解世界的文化结构。与此同时，使我常返身自问的是，作为学院建制一部分的"语文"（或"文学"）课确立的"经典"，为什么获得了似乎"天然"的优越性。在此之前，我所从事的学科体制以文学史写作、文学批评和文学选本的方式确立的文学经典的优越价值，是我很少去怀疑的。我一直都相信，文学经典代表着人类有"文学"以来的优秀作品，其中蕴涵了值得不同时代的人学习的"价值"。这"价值"能够帮助我们培养"高雅"的气质，感受丰富的人类文化，并有"能力"判断不同文化产品的高下。这种观念也是我不断地加强"专业"训练的目标和动力。但面对这些并不要进入"文学专业"的理科学生，我的"专业"合法性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对他们来说，文学经典和他们接触的所有文化产品是同等的，他们衡量的标准是，那些能够帮助他们表达、释放或澄清他们切身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感受的作品，才是他们愿意接纳的。而导致他们能够以怎样的方式更快、更容易地接受某种文化形式，又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不言自明的常识系统等连在一起。"无厘头"文化时尚，使他们宁愿以"大话西游"的语言来表达惋惜、后悔、留恋等情感，却不愿选择徐志摩、戴望舒等的诗歌或沈从文、张爱玲等的小说中的语言来表达。尽管传达惋惜、后悔、留恋情感的文学经典比比皆是，但大约没有什么比"大话"语言更能让他们传达出那种既带有游戏性的搞笑，又携带着部分真实情感的心理。

如若更进一步地分析，学生们对于课堂经典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周星弛迷会"感激"老师居然允许他在作业中写大话西游，这表明在他们的内心，仍有着某种对文学经典的等级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学院体制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无厘头文化难登大雅之堂。大部分学生仍能对文学经典表现出较多的热情，但这一点从作业无从判断，很难分清他们到底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还是仅仅为了获得学分而暂时投入经典的文化逻辑中来学会高雅文化表达的"规则"。毕竟，与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大量的课余时间中所接触的文化相比，学院的文学经典仍显得"遥远"。比如，在周末，他（她）们会借来"日剧"或"韩剧"的VCD作为消遣，有的干脆就在聊天室呆一个晚上；女生们会以染发作为时髦，从男生们身上则不时可以看到谢霆锋式的衣着或表情；……从这些可以看出，比经典文化更有效地组织起他们的感知方式和自我想像的，仍旧是大众文化。而他们在面对这些文化时，并没有我们在说"大众文化"这个词时所隐约含有的等级意味。

显然，在我作上述的描述时，我一直无保留地占有着一种想像："老师"、"文学专家"，以及不对等的"代"际关系。这种自我想像参照更年轻的学生而存在，使我借以感知并描述我与"他（她）们"之间的差异。不能否认，这其中一定有夸大的成分。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和他们共处于同样的文化环境之中，我和他们一样分享着共同的"当代"经验。也就是说，金庸、大话西游、网络文化、流行音乐和电视连续剧，同样也构成我的文化经验的一部分。即使在我处于他们的年龄的时期，不是金庸、大话西游，那也会是另外的"大众文化"，比如齐秦和苏芮的歌曲，日本的电视连续剧，吴宇森的电影等。我和他们对待大众文化的差别，也许不是"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差别，而是"大众文化"内容的差别。更为"本质"的差别在于，大众文化在我们的文化构成中所占的分量。如果需要简单地描述的话，这差别便是"中心"和"边缘"位置的置换。曾经在我这里"自觉"地处于"边缘"的大众文化，现在已经在我的学生那里占据着显赫的"中心"位置。大众文化以一种"气势汹汹"的架势，开始挑战并质疑所谓"高雅文化"的合理性。这种大众文化进驻"中心"的趋势，不仅表现在我所经验的大学课堂上，同时也存在于金庸/王朔大论战、"美女作家"现象、"E时代"的描述、似乎骤然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网络文化之中。与这些文化事件相伴随的，是更为"真实"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支配下的生存空间，以及内在于文化表象下的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过程。正如戴锦华在她的一本研究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书中写到的那样："90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１。

面对大众文化的中心化趋势（或现实），不仅需要调整我们关于"高雅文化"/"大众文化"的等级式想像而更多地关注大众文化所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发掘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剖析大众文化所携带的意识形态建构力量。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一方面是批判消费主义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介入当下文化建构的重要途径。如果避开大众文化，我们便不能理解这个时代真正的"主流文化"，更谈不上触摸时代文化建构的脉络，以完善所谓"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

2、大众文化在90年代知识界的入场式

"大众文化"在今天成为被讨论的重要对象，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大众文化在现实文化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是问题得以提出和被讨论的前提性因素；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强烈，或者说，人们在逐渐改变着此前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和方式。在进入到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之前，回顾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在谈论和面对大众文化时态度和方式上的变化轨迹是必要的，这使我们能够稍微清晰地看到，大众文化是如何被慢慢地组织到知识界的话语生产序列之中的。同时，因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介入，它也在逐渐改变既成的象征文化符号的等级、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以及知识分子介入文化现实的方式。换言之，大众文化被纳入知识界话语生产的讨论过程，也是一个变更话语生产的内容和方式的过程。大众文化的兴起同时带来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文化变革。

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之中，与描绘大众文化的增长相伴随的，往往是对"高雅文化"评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明显的：90年代初期，知识界在对待大众文化时，普遍地具有某种精英主义式的贬低或敌视。知识界一方面在感叹"文学的边缘化"、"文化沙漠"，另一方面却对大众文化的兴起置若罔闻。这种贬低或敌视的态度集中地表现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人文精神"作为商业文化、市场文化的对立面，它所针对的显然并不全是"大众文化"，而是"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但二元对立的思路一开始便将大众文化等同于带贬义的"商业文化"。与此相反，高扬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理想情操的"人文精神"。整个论争过程从1993年延续到1996年，被谈论的问题多种多样，以至当时的人们经常认为这是一场鱼龙混杂的混战。但今天看来，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如何面对随市场发展而越来越具形态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被描述为"实利"的、"粗俗"的、违背理想的人文情怀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在这里不是直接面对这种大众文化的现实，而是背向大众文化的批判、否定，并最终转向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自我完善式的倡导。而具有戏剧性色彩的是，在这场论争中，一种自称或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以二元对立的"反方"出现，它在刻薄地消解、调侃"人文精神"倡导者的"启蒙"主义自恋的同时，几乎是无保留地认可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和大众文化的现实。因而，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大众文化"在90年代中国的入场式。一方面是激烈的抨击和否定，一方面是热烈的认同和赞美，两种相对立的态度就此延续下来，成为90年代知识界认知大众文化的两种代表性的方式。

大众文化在90年代中国的入场式，决定了它的尴尬身份。无论是精英主义式地将大众文化视为文化垃圾，还是后现代主义式地为大众文化大声叫好，大众文化常常被看作是一种与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相对的形态，而未曾引入真正革命性的对于"文化"的反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大众文化仍旧与高雅文化"井水不犯河水"。即，精英主义式的批判内在地将大众文化置于文化等级中的次一等位置，而后现代主义式的欢呼则不过是把传统的文化等级颠倒过来。文化等级秩序依然故我。这便是我所谓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并未引起革命性的文化变革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大众文化虽然已经作为一个"问题"在知识界登场，但它仍旧是知识界话语生产的"他者"，即一个相对于80年代的"文化"观念的异类。

"人文精神"倡导者在一种看似激进的排斥和批判大众文化的精英立场中，包含的是一种相当保守的文化观念。这场讨论以提出文学和人文学科的"危机"２为开端，但这种危机意识并不是开放的，它所导向的问题不是如何容纳、分析和变革文化内容，而是以"丧失"人文精神作为主要话题。这样，尽管这种知识话语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但却缺乏包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现实的能力，在固守某种未经反省的精英主义立场的同时，把大众文化排斥出去，并认为导致人文精神"沦丧"的原因是大众文化的"侵入"。--这种思路的保守倾向在今天可以看得相当明显。将市场化所带来的众多文化现象简单地概括为"虚无主义"、"自欺"、"游戏"、"无聊的调侃"、"精神没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