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双全：周作人附逆心理探究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抗战时期周作人叛国投敌时复杂、微妙而又艰难的心理程，认为周氏在考察中日关系时，虽然认为“中国必败”，但又不甘心腆颜事敌，故鼓吹“文化决定论”和“隐”、“忍”哲学。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周作人因为不能忘情于舒适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怕死，最终还是堕落为汉奸文人。这结局与周氏的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密不可分。

[关 键 词] 周作人 叛国投敌 “文化决定论” “隐”“忍”哲学 虚无主义 人道主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9日，北平教育、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迁。而时为国内外多种力量所瞩目的周作人却在给友人陶亢德的信中称：“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1](P272)并请关心者勿视其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1](P275)然而，就在人们尚在期待、劝勉周氏，为周氏焦虑、担忧之际，1938年2月9日，周作人踱出“苦住斋”，出席有着日本军方背景的、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表示了与侵略者合作的姿态。全国舆论为之大哗，惋惜者有之，不相信者有之，更多的人表示出的是谴责、抗议和声讨。之后，周作人确也似乎“隐居”了一段时期。孰料以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击事件为契机，周氏终于“义无反顾”地走向深渊。1月12日，他接下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聘书，次年12月19日，更当上了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的“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文坛上的苏武”就这样彻底堕落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和帮凶。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战时期众多的汉奸群体中，周作人似乎是一个“特例”。他既不同于那些因个人的政治野心或政治观点而投日的政客（如汪精卫、周佛海之流），也不同于那些“属于过去一个时代”（郑振铎语）的封建遗老（如郑孝胥等辈）。他之所以沦为傀儡政权的群奸中最具有名流学者、名作家声望的一员，其动机和因缘自有迥异于汪、郑逆孽之处。探究周作人附逆的心路历程，实可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类自由知识分子演出的悲剧。

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遭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加深。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源于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不会彻底泯灭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周作人青年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也曾高唱过“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上半叶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之一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乏警惕、抨击、反对的言论。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日本军舰带领奉军入侵大沽口，周作人认定“日本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号召人们起来进行“坚韧持久的排日运动”[2](P329)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他在《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中揭露了日本反动文人对革命先烈的污蔑。[3] (P182-18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邀作《关于征兵》的演讲，力主“修‘武备’”，用武力来对付“日本的侵略”，并要求追究当局“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态度相当激昂。[2](P418)1933年3月4日写给俞平伯的信中，他嘲讽国民党政府将华北拱手让与敌寇：“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1](P204)同年10月，他在《颜氏学记》一文中，严厉谴责“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4](P364)上述事例充分说明彼时的周作人并不缺少爱国抗日的思想和感情。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在抵抗外来侵略中屡战屡败这一严酷的历史事实使得周作人这类中国的“精英分子”不得不自觉告别“天朝大国”的封建心态，无可奈何地承认比起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的国力实在瞠乎其后。如何抵抗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这种抵抗又会带来何种结局？他们普遍感到困惑和迷茫。一味鼓吹“民气”，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辈的“气节”为民族干城、国家屏障的高论，聪明如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能首肯的。[5](P343)征诸历史事实，他告戒国人：“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5](P343)周氏进过水师学堂，深知现代战争中海军的重要性，而“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戍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6](P260)1935年周作人多次谈到岳飞与秦桧、刘永福与李鸿章，弦外之音是：“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为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6](P258)诚然，绝对地肯定、推崇、吹捧“气节”，轻视和忘却国力的对比，不过是一种“唯道德论”的新国粹主义，可是，绝对地蔑视、否定“气节”、“民气”，也往往成为附逆投敌的借口和桥梁。诚然，周作人既不同于已被撵出历史舞台的郑孝胥、地方劣绅殷汝耕之流，抱着“有奶便是娘”的前朝余孽、无耻之徒的心理，甘心投靠新主子，充当儿皇帝；也不同于汪精卫这类“壮志难酬”的政客，决心借“曲线救国”之路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他也没有胡适、蒋介石的“远见”，虽自忖中国“无力抗战”，但能将中日战局纳入整个国际形势中去通盘考虑，拼作“过河卒子”、“苦撑待变”，寄希望于美、英的强大而挫败日寇；更不能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样，客观地、科学地分析出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对比，除了敌强我弱此点外，尚有敌小我大，敌退步、野蛮，我进步、正义，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认定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通过持久战而取得最后的胜利。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教养，使周作人一方面执着于“军事失败主义”的估计，另一方面又不屑于主动、积极地投怀送抱，腆颜事敌。于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徘徊、迷惘于“于事无补”的战和良知不允的降之间的周作人希翼“另辟蹊径”，来解决这一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

周作人自作多情的设计出和实行着的方案大抵有二：一、从“纯文学”的观点出发，考察中日关系，而且，根据“文化决定论”的逻辑，进一步演绎出中日关系的归宿。1935年，周氏开张了“日本店”，连篇累牍地大谈日本文化。一向视日本为第二故乡，且与日本存在亲戚之谊的周作人，确实对日本文化有着较深邃、较独到的了解和见地。在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介绍邻邦的文化，不失为一份有价值的工作。然周氏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蚕食鲸吞中国之际，大谈“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2](P420)“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2](P420)，难免让人怀疑他是否与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日支共荣共存”心有灵犀。早在1925年周氏在《排日评议》中就宣布过：“我希望学问艺术的研究是应该超越政治的。”[5](P288)这只是周氏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实践证明，周氏的“文化”研究非但未能超越“政治”，反被政治一步步地牢牢控制和驾驭。

二、宣扬“隐”、“忍”哲学。这一时期，周作人旁征博引，从儒家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到道家的“安莫安于忍辱”，再到佛经的“乐行不如苦住”，直至杜牧的诗句“忍过事堪喜”，充作他游离于不敢抵抗和不屑投降之间的法宝。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士大夫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艰难地抉择着、探索着，既感受到撕裂灵魂的矛盾、冲突，又经常费力地、勉强地将二者调和、互补、替换，以求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周作人曾在《论语小记》里讲过：“外国的隐逸是宗教的……其目的在于救济灵魂，得遂永生”，而“中国的隐逸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思想，却看到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4](P391-392)传统的中国本无与皇权对峙、颉颃的“国教”，任何宗教（不论是土生土长抑或是舶来的）都只能是皇权的附庸、臣属和工具；传统的中国又是以“治国平天下”为一切意识形态的最终指向，一切科学与艺术都得服从这一终极目标，并无独立的尊崇的地位，故而从来没有为皇权所容许、承认、尊重的神圣庙宇或象牙之塔存在；而且“士”的社会地位表面上虽在“农、工、商”各阶级之上，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一切人都是一个人的奴隶”这种亚细亚社会形态的国度，从来没有近代西欧形成的那种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使历朝历代的“士”们或敢冒“犯龙颜”、“触逆鳞”之大风险，去为帝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三缄其口，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于乱世”，不论怎样，到底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真所谓“进亦忧，退亦忧”了。即使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动作方式从根本上也并无本质的改变，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仍然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徒然给已被称为“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仍不过是“士”的周作人们竖起了一个参照系，仅只更加深了他们内心的苦恼和灵魂的煎熬而已。

从个体的主观气质看，少时兄长无微不至的呵护，成家后妻子的凶悍刁泼，使周作人养成了柔弱、怯懦的性格。自在北平得到教席后，任凭政局风云变幻，他一直享受着十分优厚的薪俸。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也曾大声疾呼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暴行，甚至也揭露过国民党政府的罪恶。他不屑也未与罪恶的当权者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正因为此，直至周作人正式附逆前夕，郭沫若还以他特有的夸饰语言称：“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2](P427)然周氏毕竟只是“言者”而非“行者”，他基本上远离实际政治斗争的旋涡，那些亢扬激进的文字（何况他又往往自觉地冲淡、中和了这些言论的炽热程度）基本上并未给他及其小家庭的安逸舒适带来什么损毁。周作人既无陈独秀那种乐于“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的铮铮铁骨，更无李大钊、瞿秋白那样为了主义慷慨就义的坚贞和勇气，甚至也没有如胡适那样或入官场，或遭通辑而“自污清名”的实践精神。周作人固非狗苟蝇营的小人，却也不肯和不愿为了信仰、理想牺牲个人及小家庭的舒适安逸。长此以往，周作人似乎渐渐在“入世”与“出世”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在祥和和静穆中寻觅到安身的良方。

如果说，倘在一般情况下，这尚不过事关个人的处世哲学，无可厚非，那么，在日寇殖民统治下，周作人即使是真希冀“隐逸”而终将得乎？因为知识分子欲能“隐逸”，须有两个条件：一为统治者同意或容许他；二为他自己真能忍受“隐逸”带来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寂寞、贫困、匮乏。可惜的是，这两条周作人都不具备。北平沦陷后，周作人一度确实在闭门读书于“清朝笔记”中寻找“温柔敦厚”和“淡泊宁静之趣”。鲁迅昔日曾感叹（！）过周作人能丝毫不为儿女啼哭所动，专心读书，今日周作人更能于日军屡屡搜查、骚扰各大专院校，侦讯、迫害、抓捕拷打教员学生的国难鼎沸声中读写闲适文章！然周氏之名，对日寇颇有利用价值。于是，日伪各方面的约稿、邀访、订宴，乃至伪满洲大学、伪北京师范学院、伪“留日同学会”、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之类机构的聘书，纷至沓来。初，周氏尚能一一辞谢，并有“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的诗句，一吐亡国之痛和思乡之情。可是只要周氏一日不作决绝表态，此事一日不能了断。再则，洞察世事的鲁迅早就说过：“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7](P224)据周作人1938年10月、11月几则日记记载，他在煤店、米店甚至儿女处都有欠债，生活陷入困窘。骨子里威武能屈、贫贱能移的周作人，断不会如梅兰芳先生般蓄须明志，甚至不能如吴佩孚那样甘当寓公。“隐”，实为“士”对当权者表示“非暴力不合作”，也要冒风险的。周氏并不真正敢于“隐”、安于“隐”。

北平沦陷后，诸多友人力劝周作人南下，周氏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辩白道：“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1](P275)论者往往忽视了周作人这段剖白的底蕴和潜在词。周作人真正执着的只是他的个人、至多扩及他的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