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

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伟大的世界文明”展览（展览从2006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展出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上六种古老文明――埃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美洲、希腊、罗马――的珍贵遗存，我有幸参观了展览，正如人们在世纪坛的甬道用百十步便穿越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甬道上以公元纪年镌刻着中国历史每年的大事记），在世纪坛二楼的圆形展厅几分钟便能走过六种世界文明。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放置内脏的陶罐、印度人的弥勒佛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的尼板、美洲玛雅人的器皿、希腊古瓶与浮雕、罗马人仿制希腊人的维纳斯女神的雕像・・・・・・，――把数千年的时间距离拉近到几公尺的空间距离，当文明遗产如此集中地扑面而来，作为中国观众，人们在惊叹人类文明辉煌璀璨的同时，自然地会把这些古代文明与中国文明进行比较，因为中国文明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更为连续和持久。

古国文明大都远离我们而去，而中国文明依然活在中国人的心灵与生活中，文字依旧是五千年来一直使用的象形文字、人生哲学依旧是孔子等先哲曾思考和教导的，试想如果我们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对中国文明如此鲜明的感觉；把五千年的文明记忆浓缩在活人的灵魂中，这种幸运只有中国人具有。所有高楼大厦终将有一天倒塌，任何精密的机器都将朽坏，但就中国文明本身的性格来看，数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后，中国人的文字和哲学很可能不仅依旧为中国人使用和尊奉，而且可能扩大到世界范围。

如果不满足于对华夏古老文明顽强生命力的赞叹，就需要思考她之能长久“在世”的原因、中国的地理和气候与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关系、其哲学和宗教的优长，尤其是她的世界意义――她的可资弥补世界其他文明如欧洲文明之不足的内容，这一切或能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显示出来。我们说每一种文明的发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不过若一种文明太不稳定，那么其意义就很难说具有普遍性，比如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好战的游牧民族，尽管他们给予世界的恐惧也极大地激发了被侵略人民的活力，但他们本身消亡的历史事实则说明他们的文明缺乏（经受历史选择的）韧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人常批判的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便不仅不是中国文明的缺点，而是她的优长。历史让一些民族激烈地表现自己后迅速毁灭，而让另一个民族似乎处在“停滞”中长久地保有她的文化传统，这里所显示出的历史理性意义是意味深长的。历史理性总是出人意料地埋下伏笔，如同他让一个新大陆（美洲）在近代被发现以便人类文明在世界大战中面临危险时以这新大陆的力量来拯救，同样他以旧大陆阐发其世界历史理性的意义，――当人们埋怨中国的科技理性不发达的声音尚未消歇，发达的科技理性给予全球的的环境危机（如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警告已经来临。所以历史理性使欧洲人发展出现代科学自有其意义，而不让中国发达其科技理性还可能有更深刻的寓意；好在我们的地球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各民族之间文明的相互交流已不会因地理障碍而阻隔，这样历史理性就可能在未来世界文明史中更鲜明地显示出世界历史过去时态所创造的思维成果的意义。

中国文明的内容十分浩瀚，其四大发明（按：“四大发明”仅是代称，中国文明中的重大发明当然不止于此四项）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历史进程，很难想象若没有中国所发明的纸张和罗盘，西方文明是何样状态；而很早就传入西方的陶瓷、丝绸，其精美让西方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心智的明敏；其他如饮食、服饰、舟车工具无不体现着中国物质生活的精致和他们情感的细腻。不过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人物质方面和技术领域的创造性，而是侧重于他们的精神领域――即从哲学、道德、政治及文字与文学等四个层面展开讨论：1、从宇宙论的天人关系方面讨论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2、从人的生存论方面讨论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世界意义；3、从儒家非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自洽社会理想看儒家政治哲学的超现代性意义；4、从中国象形文字较拼音文字的优越性看汉字文化的世界意义以及中国文学（诗歌）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在此四点基础上又：5、从人类文明的三次大规模交流展望中国文明的文化复兴运动。

一、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东南是浩瀚的大海，西部是连绵的山脉和高原，高山与大海之间广阔的平原被两条奔腾的大河分割开来，她们都发源于西部的青藏高原，更有数不清的湖泊和蓊郁的林莽，由于地理位置处在温带，肥沃的土地养育了广大地域上世代中国人民，他们史前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和更新世中期的北京猿人（距今70~23万年），在长江、黄河两岸很早就发祥了文明群落，中国文明史长达五千年之久（另说为六千年）。

地理环境与人类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一般说来，哲学不大能产生在过于寒冷和炎热的地区，因为气候的极端使人的大脑无法进入沉思的状态。中国地理的博大和气候的温和给予心灵的激励是重大的，世界上没有哪种哲学能像中国哲学那样宽博、冷静而深刻，这一点在各个文明的从器物到文化的比较中都能显现出来。

根据一种分子生物学的关于现代人起源的人种学理论，现代人的祖先起源于非洲，目前地球表面上所有人类成员都是一位非洲古祖母的后代，现代非洲人当然也不例外。然而非洲的气候过于炎热，使得非洲人民的精神难于安宁，所以他们的文明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爱斯基摩人所生活的极地又过于寒冷了，他们把全部精力用在与大自然的直接抗争中，这样他们也就没有闲暇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没有系统的哲学。中美洲的丛林中曾发展了一种发达的文明――玛雅文明，我们看玛雅人的器物很奇特稚拙，他们原始崇拜中那种对神灵的恐惧从他们的土陶中折射出来，他们在公元前三世纪就产生了自己的象形文字，说明他们心灵的成长经历了持续的发展，对于世界现象已经有了对应的概念，甚至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也有使人惊异的地方，但由于对世界整体性的观察还局限于粗浅的感觉、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还没有一个理性的把握，由于文明的突然中断（其原因可能是气候的突然性变化）使他们没有来得及将质朴的感性觉悟上升到高级的形而上哲学。

而印度人精神的狂热从他们那生殖崇拜的雕像、舞蹈以及他们那许多偏执的宗教中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他们以为人能够在狂迷的激烈运动或肉体接受无休止的苦行中获得真理，殊不知领悟真理的最佳状态是心灵的宁静、安详与平淡；他们的历史常常与自己想象的故事混淆，时间在印度人心灵中似乎可以不与历史现实发生关系，现代历史学家要在他们的文献遗存中考证出准确的历史实在是太难了，所以直到中国唐代的玄奘法师到达那里才以沉静的历史眼光洞察了他们的世界，才使他们那混沌的历史学中发射出理性的光芒。固然印度的史诗有许多伟大的篇章，但我们实在很难分辨其中究竟有多少“史”多少“诗”。而中国在公元前三千年其历史已经比较明晰了，中国的神话与历史很早就有了区分，即使诗歌里的历史也往往是精确的（这也是近代中国史学家以诗证史之可能的原因）。

而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那已被历史陈迹埋没了许多内容的古埃及，就发现他们文明的“松散”――就像他们的象形文字没有达到中国象形文字的密致而统一一样。他们的科学和神话都曾深刻地影响过古希腊人，他们的象形文字通过腓尼基字母的中介成为欧洲各种语文的本原，他们的历史也经历了充分的漫长发展；但埃及人似乎缺乏希腊人那种从神话过渡到学说构筑宇宙起源的总体论兴趣，除了神话，他们的宇宙论和生存论哲学还躲藏在亡灵书中，由于缺乏直接明晰的表述，他们蕴涵在对死亡世界之想象的幽思如神秘主义者的诗歌，使后人难以开辟通达光明世界的诠释学通道；虽然通过他们的坟墓的建设和希腊人所记述的埃及人的科学使我们体会到他们思维的丰富性，他们决不乏敏锐的头脑，但却不能凝聚起一个整体的精神而把杂多纷繁的意象以明确的理念贯穿起来。当他们没有受到侵略，文明可以自由地发展，但一旦他们受到外界的入侵，文明的松散性就立即暴露出来，这一点如果与中国文明比较就更明显的显示出埃及精神上的松散而中国文明外柔内刚之精神的高度集中性的差别来。

再把目光投向美索不达米亚，这里和埃及文明一样，也是大河文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汹涌的河水可比中国的黄河与长江对农业文明的养育，这里的文明也同样古老，苏美尔人很早就发明了楔形文字并发展了当时十分先进的法律制度[1]，而亚述人的军事力量也曾盛极一时；但这里地理上的缺憾是无法弥补的，也就无法与博大的中国文明争胜，――它的地域过于平坦且狭窄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在这里则是一个海湾，而中国屏障般的喜玛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在美索不达米亚是没有的，所以这块两河之间的平原是上演战争的舞台，一种文明的来临就意味着另一种文明的毁灭，他们的历史不是一种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而是不同文明的征服史，尽管那些被发掘出的泥板中甚至可找到《圣经・旧约》的痕迹，但直到欧洲人到达这里之前楔形文字里的信息已经被遗忘了太久，历史似乎没有充裕的时间使文明发展出一种超越朝代更替的哲学来。

也许以色列民族在精神气质上与中国文明是最为接近的了，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力并不亚于中国人，但是上帝给了他们太多磨难，他们的人口那样稀少，所拥有的土地那样狭窄，他们的精神就在对救世主的期盼中煎熬着，当他们寄人篱下，就只能在商业活动和上帝的祈祷中寻找慰藉，一定的苦难能使人意志顽强，而其强度若太大，则容易使灵魂扭曲；而中国人则没有他们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或者说他们的文明的韧性使他们能很从容地化解历史加予他们的苦难而使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成为必要的锻炼（而不是使灵魂扭曲），在外来侵略面前中国人毫不畏惧，他们人口的众多、地理的博大使他们藐视一切武力征服者，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来自于他们的祖先总是以文明征服征服者的野蛮。中国人很早就吟咏出《诗经》那样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人类健康的诗歌，而非如《圣经》诗歌那样很少从容悠闲――如像约伯埋怨上帝的“病态”（中国也有“天问”如屈原的《天问》和司马迁的“天道是耶非耶？”但其格调是豁达通脱的――问而非怨）。

除了上述大河文明之外，古希腊、古罗马不是与中国文明一样伟大吗？是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中国。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中，我们领略到了与中国文明一样阳刚的精神气象，他们的诗歌与雕塑折射出的那种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可以与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明净苍穹媲美。但是，在古希腊、古罗马的精神中缺乏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中国人精神的淳朴。在古希腊人伟大的自由精神向着太阳神飞升的时候却忘记越来越炙热的阳光会烧化自己的翅膀；而中国人的淳朴使他们的精神在张扬中总不离开大地，他们的自由是悠闲，宛如处子于晨曦的峡谷中在晶莹的露珠上寻觅诗句，而不是在竞技场上展示激烈的力量。我们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感受到希腊人自由精神――从雕塑他们肉体的动态形象的雕像展现出来，这种纯洁的自由精神在世界历史中是十分宝贵的，但在一个浑浊的世界中则预示着危险，宛如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少女走进充满淫欲的眼光的世界是危险一样，所以虽然亚历山大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希腊那种纯洁的自由精神由于缺乏淳朴而太容易遭受到外界的浸染-侵害，希腊文明的过早凋零盖原因于此。而古罗马的精神气质尽管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希腊，但希腊人最宝贵的自由精神却丧失了许多，他们的哲学家如果没有来得及消亡的话也遗失了希腊人那种纯净的活力，他们对于希腊人的“超越”――对角斗士血腥角斗的嗜好与对浴室的沉湎代替希腊人对体育运动会和剧场悲剧的爱好――可看作是希腊精神发展到罗马精神的象征，尽管古罗马也有自己堪称伟大的成就――如他们对于法律和军事的发展。到了将尽灭亡的时候，古罗马人的精神已经亟需基督教精神来拯救了。

基督教登陆欧洲之后，就产生了既区别于希伯莱又区别于希腊罗马的全新的文明――欧洲文明，欧洲文明在希腊文明基础上产生了其他古国文明所没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以形式逻辑贯通的、系统的自然科学。欧洲文明的科学成就固然值得尊敬，但当自然科学的逻辑主义一旦试图扩展自己到形而上领域便立即暴露出其极端狭隘性，以对物质物世界的观察所获得的世界观来笼罩包括生物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宇宙历史，这里就有了世界观的错误，所以欧洲缘起的科学主义思潮比之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不仅是等而下之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