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刘擎 崇明 王利：文明与帝国：西方的两张面孔

（原载于《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主持人的话

许纪霖

学术通信是《知识分子论丛》新开辟的栏目。现代的学术研究过于学院化、个人化和学究气，而真正有创造力的思想，更多地来自学术同仁的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和心灵交流。除了面对面的讨论之外，现代的网络世界提供了跨越空间的技术空间，使得全球性的自由讨论具有了可能。本辑所刊载的一组信函，是发生在本刊部分同仁之中偶然开始的一次有趣的“三城四方”(巴黎－上海－北京)的学术通信，主题从西方的两张面孔：启蒙与帝国开始，逐渐延伸和深化到现代文明与帝国霸业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往何处去，自然成为了这场学术争论的背景性问题。

鉴于这场学术通信提出的问题，与当下思想界所关心的焦点有关，本刊予以发表，并希望这一栏目得到更多的学界同仁支持与赐稿。我们所期望的学术通信并非一种文体，而是在各种学术共同体之中自然发生的交流文本。风格和字数不限，但主题须有公共的价值和时代的意义。

第1封：许纪霖 （2009.5.13.巴黎）

来巴黎十天了，都是每天上午工作，午后出去行走，深深迷恋19世纪的巴黎。上次来巴黎，没有时间去荣军院。今天去了，在荣军院大教堂拿破仑墓面前，感到极大的震撼。巴黎的两所世俗化圣地，先贤祠与荣军院大教堂，象征着法国革命所建立的两种正当性，埋葬在先贤祠的伏尔泰、卢梭、左拉、雨果等启蒙知识分子，奠定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正当性，但近代的法兰西还有沉睡在荣军院里面的拿破仑所代表的另一种正当性，那就是以国家荣耀为最高追求的帝国正当性。

自由主义继承的是先贤祠的启蒙传统，而左派经常批评荣军院的西方帝国本质。实际上，现代西方的完整性正是有这两张面孔：启蒙与国家、文明与帝国。而且，对于大国来说，民族国家与帝国之梦又难以分离。不过，先贤祠的知识分子传统与荣军院的权力传统在法国一直构成了紧张，最近巴黎的大学师生们连续几个月在先贤祠门口聚集，罢课游行，抗议萨科齐的教育改革政策。启蒙与帝国，都是西方同样真实的两张面孔。那么，二者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暂时还不很清楚。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现代国家的启蒙正当性，而国家主义者要的却是帝国的正当性，《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说穿了就是想重温帝国的旧梦。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这个帝国争霸的世界里面，难道中国可以只要王道（自由民主）而舍弃霸道（强国梦）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国家建构这另一种正当性呢？

荣军院给我的震撼，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法国，让我无法仅仅沉湎于先贤祠的启蒙理想，不得不正面面对国家。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第2封：刘擎 （2009．5．14．上海）

出国游学的时刻，可能会在心态上形成一种与当下关切的距离，有时可以让思考别开洞天。更何况欧洲的标志性建筑都凝结着深厚的文化历史的积淀，这些是思想的象征符号，也激发人的灵感与思路。

我一直在考虑自由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在理论上那么缺乏魅力，难敌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仍然是近代以来世界强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难解之谜。马克思早年的批判多么有洞察力，但自由主义历尽风雨，病而不死。福山说“历史的终结”（终结于自由主义民主），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我却觉得，他的预言说不定会应验的（虽然，历史终结于如果“末人”世纪真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那天陈方正演讲后，几个一起晚餐交谈，也说起自由主义好像有一种“吸星大法”，总是能将异己的、对立的力量吸纳和化解，“化为己有”。1960年代的激进文化，想想当时的摇滚乐，那么有颠覆性，但最后放开了让你随便“摇”随便“滚”，但摇滚乐也变成了“商品”，颠覆力量全部被化解掉了。回头看这一两个世纪，现代性危机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最为严峻，经历了革命的疾风暴雨，那么多大风大浪，但自由主义居然都挺过来了。所以，911也好，现在的金融危机也好，历史地看，可能都过是过眼云烟。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上看，黑格尔的命题是或许还是成立的，世界在走向“世界历史”终结的进程之中。

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成就，就是将传统帝国改造为“现代帝国”――自由民主的法制国。就强国梦而言，没有任何一种政体比现代法制国更强大。这是为什么？美国很多史学家认为，自由主义接受、吸纳或者改造了共和主义的国家理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只有人民认同这个国家，体认“国家是我们的”，才愿意为之效力，国家才会强大。而“国家是我们的”需要一种认知的象征仪式，“选举”在很大一个意义上就是这个作用。选举是古代对帝王朝拜仪式的替代物。在南浔开会最后的晚上，我到王利那里开小会，就是和他谈这个观点。美国的民众看上去那么自由散漫，那么反政府，但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因为他们认这个“国体”。打起仗来，只要事出有因，都是很忠诚。而我不认为，其他政体的人民对国家会有持久的忠诚度。国家合法性（正当性）的实践意义，是公民对“政治国体”的高度认同，而不是对某个领导人，或者某个时期的政策。当然，自由主义的悖论牵涉到许多方面，我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仍然在思考之中。

第3封 许纪霖（2009．5．15．巴黎）

现代法治国是一种现代的帝国，但对内与对外是有区别的。在晚清思想家中，以鼓吹“金铁主义”而闻名一时的杨度就注意到： “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因为西方文明国家内外政策之矛盾：“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诚如杨度已经发现的那样，西方对内文明，对外野蛮。至少在殖民时代是如此，前几年的小布什又试图重温帝国旧梦。西方的两张面孔“启蒙”与“战争”如影如随， 西方来到东方，用野蛮推销文明，以文明实施野蛮。

自由派与新左派都将西方单一化了，新左派只看到帝国主义的嘴脸，而自由派则缺乏沃勒斯坦那样的世界体系视野，从国家关系的外部考察西方法治国的帝国面相。今天我们之所以对西方有如此多的分歧和争论，与这两歧性有关。这两歧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需要说清楚的薄弱环节。

前不久读了一些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竹内好、子安宣邦和酒井直树的论著，感觉今天中国正在重复当年日本的心路历程。日本脱亚入欧，试图抵抗西方的帝国主义，“超克”西方的近代化，结果却是以最西方的方式（帝国梦）跌入了反抗的对象。通过抵抗西方而实现自我认同，使得日本作为一个主体，变成一个暧昧模糊的抽象物。只有明确的反抗客体，却没有主体的抵抗。－－这与今天中国的那些“不高兴”派何其相似！战后，日本重新回到西方轨道，左派们对这种丧失了日本主体性的近代化失望，于是转向对中国革命的向往，在他们的想象之中，中国革命是超越了西方的东方主体性的革命。今天中国的左派们不幸得多，他们既不像战后的日本左派，也不像五四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可以模仿，只能借助于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但那段历史记忆远远没有得到清算，仍然是一片灰暗。

对于西方的两张面孔，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各自抱住了大象的一条腿，自由派看到了天使，新左派发现的是魔鬼。而真正的西方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天使与魔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与人性其实也差不多，存在着一个内部的紧张。

第4封 崇明（2009．5．16．上海）

纪霖的观察很细致，民族国家和帝国，启蒙和帝国或者说自由主义和帝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英国人在现代取得的成功在于，通过编织帝国来建构民族国家，以帝国的资源来积累民族的财富，借助帝国的光荣来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信。但是英国人同时又把文明作为帝国的基础而使帝国获得正当性，而非简单地诉诸于罗马人的军事扩张，而英国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把文明仅仅作为一种必须推行的普遍主义理想，而是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他们可以让印度的上层人接受他们的文明，但依然保留英国的种姓制度，结果他们只需要几千人就统治了庞大的印度。所以通过英帝国，英国人收获了财富、文明、政治光荣，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方面展示帝国的内涵和意义，现在经常有人提起的海洋精神大概就是这种帝国精神。英帝国成为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效法的榜样，但法国、德国、日本显然失败了，而美国成功了一半，但其帝国道路也很危险，其危险就在于一方面野心太大，一方面又自负于他们的天定命运，可能把自己也骗了，为了帝国而帝国，最后弄不好会危及他们自己的合众国，像当年的罗马帝国毁灭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当下中国的主体叙述和天下话语也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为建构未来的中国帝国做准备，这可能同样危险。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帝国的努力当中，只有英国是相对成功的，虽然最后帝国也瓦解了，但英国全身而退，没有什么分裂、羞辱，并且还拼凑了一个英联邦。这说明什么问题？民族国家只要能够强大，都必然有建构帝国的冲动，因为自由寻求扩张、民族要寻求光荣，然而如果缺乏英国人的政治能力、经济基础和命运时机，这种冲动大多不过是一种不能持久的亢奋。拿破仑给法国人带来了表面的光荣，然而他狂妄地认为他可以凭借武力和他的天才建立帝国，甚至因此可以忽视经济（譬如对付英国而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他推行法国大革命的建国理念（平等、理性主义）却看不到这套东西会转化为颠覆其帝国的民族主义。他的军事天才相比于英国人的实用主义和审慎实在是微不足道，其征服给法国人带来的是幻想和没有多少文明创造力的扩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帝国的崩溃，如不是戴高乐凭借其威望和智慧收拾危局，几乎带来法兰西内战。德国人和法国人一样在1871年统一后去寻求他们的世界命运，抛弃了俾斯麦明智固守的大陆政策，结果两次大战、两次羞辱，挣扎半天还是不能摆脱成为英美附庸的命运。日本试图以大东亚理念来建构帝国，然而其强暴和野蛮表明日本缺乏帝国文明。如果暂且放下对帝国的道德谴责，要建立一个多少具有现代文明内涵或者能推动文明发展的帝国，我们发现这确实需要足够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如果不具备这两者，某个民族国家仅仅凭一时的强力或某个超凡魅力的领袖来建构帝国，霸王硬上弓，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的灾难，更是本民族的灾难。我没有看过《中国不高兴》，不知道其作者是否明白现代帝国的道理。中国的民族国家还远未建构妥当，夷夏之辨的天下理想如果不是一去不返、至少是不合时宜，中国凭什么来资源和精神来建构帝国呢？

值得注意的是，英帝国所代表的现代帝国对不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很有吸引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密尔、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派都是帝国主义者。密尔以文明来辩护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专制，托克维尔则试图通过帝国的伟大事业来激发法国人的政治精神。英帝国体现的现代帝国结合了启蒙的两个重要理念：普世的现代文明和富强的民族国家。启蒙之所以在十八、十九世纪具有强大的召唤力，原因就在这里，帝国和启蒙在很多方面有深刻的一致。今天对启蒙的批判也恰恰集中在“普世”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方面――据说今天已经进入了后民族国家时代。然而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是把启蒙的逻辑推倒极端的结果，正如英帝国的瓦解也正是其帝国逻辑的结果：帝国给其他文明带来了现代文明和对民族国家的诉求，结果只能终结帝国。

现代世界历史当中的帝国和启蒙对于中国的启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西方帝国建构的冲击下诉诸启蒙、诉诸普世的现代文明来建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并且在今天遭遇重大的挑战。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西方如何首先通过启蒙来建构国家。但是，必须防止这种国家建构变成一种指向民族威权和帝国扩张的国家主义、一种没有生育力的亢奋（用韦伯的话来说）的民族主义。只有英国人的政治能力和运气才能使帝国成为民族国家的载体，而英国也最终无法逃脱帝国逻辑。托克维尔晚年放弃了其帝国理想，他认识到法国不具备帝国能力，也就是说法国无法建立一个他期待的结合自由与文明、尽量不诉诸于暴力的帝国。中国必须在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当中寻求民族载体，在国家建构的基础上进行共同体建构。这时必须追问，启蒙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充足的资源来进行共同体建构？能够应对中国当下的道德危机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基础的瓦解所可能带来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