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蕙 廖朝阳 陈光兴 邱贵芬 朱天心 宋泽莱 郑鸿生等：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省籍问题中的灾难与希望

时间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６日（星期六）下午一时起

地点 台湾大学应力馆（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一号，电话２３６３－０９７９转３５１）

主办单位 文化研究学会、国科会社科中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清大亚太／文化研究室、中华紫藤文化协会

协办单位 台大城乡所、中央性／别研究室

活动负责人： 伍轩宏（政大英文系，文化研究学会文化批判论坛组成员）

议程：

１：００－１：２０ 茶会

１：２０－２：４０ 主持人：刘纪蕙（文化研究学会理事长／辅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论文发表（各三十至四十分钟）

1. 廖朝阳（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灾难与希望：从〈古都〉与《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看政

2. 陈光兴（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多桑〉与〈香蕉天堂〉殖民／冷战效应下省籍问题的情绪结构

２：４０－３：００ 休息

３：００－５：００ 响应（各二十五至三十分钟）

回应人：

1. 邱贵芬（中兴大学外文系教授）

2. 朱天心（作家）

3. 宋泽莱（作家）

4. 郑鸿生（作家）

５：００－５：１５ 休息

５：１５－６：３０ 开放讨论

整理：简妙如、陈怡霈

刘纪蕙： 各位来宾好！我先代表文化研究学会欢迎各位来这边参加这一次的论坛。我也先要谢谢几位特别的合作的一些人。主要是秘书处的蔡笃坚、陈怡霈，还有这次的论坛的负责人伍轩宏，还有我们论文之一的翻译者王智明。当然也要谢谢这次提论文的陈光兴、廖朝阳，还有参与引言的朱天心、宋泽莱、邱贵芬和郑鸿生。我们这场论坛的设计有特殊的目的在里面。文化批判论坛一向希望能以学术的实践和介入的方式，思考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一些文化和历史的问题。今天的题目，「省籍问题中的灾难和希望，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其中已经指出了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是台湾当前独特的历史时刻，或者是说累积了特殊的历史过程而造成的历史处境，包括他们两位论文提报者提到的殖民，或者冷战，或者是更根本的现代建国的一个过程，造成的现在历史处境或者是我们面对的省籍问题。省籍问题可能起因于身份认同，或者是民族、国族的建构造成的区分。像这样子的论文，提报者曾经说这是一种情绪性的感情结构，这种感情结构可能会被政治运作所召唤，也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可面对的一种焦虑和尴尬；或者说在某一种极端的状态之中它会再度的浮现。各种极端的状况都有可能，譬如说战争。面对像这样一个省籍所造成的区分跟冲突，有没有可能和解？或者说这个和解已经造成了？或者说这个和解它永远不可能弥合？我们今天就要思考这个问题。那是说要回到历史的记忆吗？或是说要寻找某一种回旋的空间呢？两位论文的提报人和四位引言人皆会对此提出他们的论点和思考的角度。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两位论文的提报者，第一场就请廖朝阳。

廖朝阳：

大家好。我这个论文是两年前写的，所以大概里面有些东西跟现在的议题不是那么相关，所以我主要还是讲这两本小说，从论文里面再提出几点来讲。首先还是要解释几个观念。「灾难与希望」是这论文的题目，简单的讲，这论文要讲的只有一个原则：灾难所在就是希望所在。也许这跟一般的讲法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灾难所在就是希望所在」并不是指拥抱灾难、欢迎灾难，还是去接受灾难。而是说在寻找解决灾难的问题之后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说，「灾难所在就是希望所在」是要避免灾难、防止灾难，或者是解决灾难所造成的问题。

根据这原则来说，不应把焦点转到别的地方，而是就灾难本身所存在的灾难跟希望的同构型来寻找解决的方法。这是大的原则，然后主要是以这两本小说（朱天心《古都》与宋泽莱《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来做例子。「灾难」在朱天心的小说里常表现为过去的东西不能延续，或者是经验被外力所打断。这大概是自从西方工业化后现代生活常常出现的一个议题。

但是在朱天心的小说里，这个问题往往会加进去一些除了现代性之外别的东西，特别是文化的特殊性或普遍性这样的问题。再来是呈现灾难的方式，宋泽莱文章里面的灾难就比较具体一点，也许就是生态的灾难或者是文化性的灾难。譬如说黑金横行的这种状况，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种过去的东西不能延续的情况。不管是生态、文化还是社会，本来是存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但因为某种原因而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个不管是在朱天心或宋泽莱，有时候灾难是突然发生的，有时候是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

这些具体内容的变化都无所谓，就观念上来讲，我就把灾难想象成「打断时间的过程」。但因为是一个打断时间的过程，就会涉及有关时间的观念，所以在论文的第一个部分引用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性质统一，内容空白」的时间，也许我们通常的讲法是直线时间或是线性时间。这大概是一个类似像空间坐标的东西，把时间想象成一条直线或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而人的历史就在一个抽象的、空洞的、不断前进的、每个单位性质都在一样的时间里进行。为什么要引用Benjamin呢？这跟时间的中断也有关系，因为他的思想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或比较不太能被人接受的地方就是他继承了犹太教的观念，所以思想里很多是这种末世的、救世主的观念。现在虽然他很流行，但通常讲他也不太会触及他的时间观，而我以为这一方面如果从灾难的角度来看是很重要的。

所谓救世主的观念事实上就是整个历史全部打断，也许就是重新开始，或者是做一个总结。这一个想法跟整个所谓直线时间的构想是完全不一样的。「灾难」把它从整个抽象的观念来分析，就打断时间的角度来看，灾难的性质跟「拯救」是没什么不一样的。拯救也是打断一个正在进行的程序，也许是恢复一个原来的状态，或是展开一个全新的过程。我想陈光兴要讲的冷战，也是可以放在这个框架来看。「去冷战」某种程度就是把一个东西拿开，或说，原先的过程被打断而我们再去打断它，也许就此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而为什么灾难跟希望是同质的？当然就是因为灾难跟拯救都是时间的打断。当灾难出现之后，我们要去想解决灾难的办法时，往往要回到时间的问题；也就是，如果我们把灾难看成是一个对立面，我们要消灭它、排除它，或者是去否定它、漠视它，这时反而就是灾难的延续，会跟着灾难自己的逻辑走，而不太会因为去强调它的对立面而解决问题。这有点像暴力一样，你要解决暴力问题并不是我要反暴力就是打我的右脸就左脸也让你打，这往往会变为一个「虐待／受虐」的结构。

所以，在比较现实的解决方式里，都是以暴制暴的方式，不管是法律或是道德，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跟暴力同质的东西出来做为解决暴力方法。我讲灾难也是从这个方向来思考。这个也可看成比较乐观，也可看成悲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是我们所存在但不能改变的状态，你只能在这状态里去想解决的办法。那下面我就讲在这两本小说中比较相关的部分，后来看了这个论文还是讲的不清不楚。我把它简化点来讲，我刚讲这两本小说里面就是每一个小说分成两条线，第一条是从比较个人的观点来分析，第二条是从比较集体的角度来分析。我想在《古都》里是比较清楚，在《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里面，它的出现就不是那么平衡，有一点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而没呈现得那么清楚，但是这个论文要做的是从那底下去找出跟《古都》结构比较接近的地方。

我先讲《古都》，在《古都》里面，在个人层次所表现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讲记忆的问题，记忆的问题在这里就也可以分成两种，一个叫知见，一个叫知觉。知见跟知觉的差别在于，知见比较像是一个切身的体验，跟个人的主体比较核心部分是息息相关。知觉也是感觉，但起码就有经过符号中介的过程，变成一个接近直线时间的记忆，也可说是驱向未来的记忆、或是文化的经典，或者是经过简化或消化而可以观念化的记忆。那知见就比较像不可言传的那一部分，或是比较因为接近个人核心，而使人对它产生一些坚持或是迷恋之类的感觉。这在《古都》里，通常我们最直接谈的部分就是谈台北跟京都的对比。台北的话，就是过去的东西不断消失，跟京都所保存的经验、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当然是最清楚的部分。

可是这一部分再仔细去看，其实虽然是很个人的经验，但不完全是一个直接的感官经验，就好像是铭刻下来的痕迹，多少还是经过文化的中介。文章里举的例子就是台北有些寺庙即使是几十年没变化的，但寺庙还是引不起人很珍惜的感觉，因为它就是已经庸俗化了，充满了广告或是选举活动等比较庸俗的东西。所以就寺庙这部分来讲，其实不是因为它变得太快所以就比不上京都，而是因为它没有变、或是没有根据某种观念或理想去变。

从这样一个例子可推到别的例子，做别的解释。并不是京都的美是永恒的，是永久不变的，你可以不断把它当成你的家乡，只要你回去就可以再找到它。因为如果是那样，也许从比较抽象的层次你可以那样讲，但若是从实际经验角度来看，即使是京都，所能给你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的问题。你如果希望在未来时间每次回去都有同样的感觉，这不是像纯粹回到过去、不是我要回到过去的希望，而是在未来我有某种可期待的东西。这时，经验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过去的某个时间有个具体、固定、僵化的情况，在你心里铭刻下什么东西，将来希望不断去重复那个东西，这在寺庙的经验就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是一个丑的经验而不是一个美的经验。并不是一个感官就可以产生一个重复的欲望，而是因为一个经验的本身，它多少是可以抽象化，也就是它可以变成文化的典型或是文化的理想之类的东西。所以即使你从没到过京都，也是会感受到台北跟京都的不同，这并不是你有什么东西要回去，而是它可以给你一个期望，是因为这比较封闭、比较具体的身体层次的经验，它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转变成比较文化性的东西，已经是符号化了，多少可以把它当作变成某种符号，因为它跟你的过去经验里面的某些东西具有同构型，使得这样的经验对你产生更多吸引力。

这时我想，在《古都》里所谈的记忆问题，呈现出的就不是一个迷恋过去，怀旧的问题，而是一个「跨越时间」的问题。这在《古都》里面其它的一些例子也是一样。有时候它是反过来的。就像台北的花木问题谈到，其实它是重现过去某些人过去的经验，这些经验对生活在现代的台北人来讲，这些花木有什么意义呢？基本上，这些花木对当事人来讲是一种重现过去的过程，对其他人来讲，它可能比较像纯粹是跨越时间，也许是像过去，也许是像未来。这个层次的记忆问题，我把它解释成跨越时间的问题，它是一个比较灾难性的记忆，并不是说这是灾难，而是这记忆表现出的模式，它就是一个打断时间的模式。

当然，有时我会觉有点矛盾，因为本来我们的印象是《古都》里的记忆是要保存现在，但这保存现在的要求事实上到后来，反而会打断现在的要求。所以不管中间怎么变化，里面其实加进去很多别的东西，但这基本的架构就是，在一个后现代环境里，当灾难产生或正进行时，要去解决这个灾难，还是要回到时间的本身。这样一个呈现出的方式告诉我们，保存跟打断中间，其实是具有同构型的。

那另外一条线我要比较简单的来讲，就是符号化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讲台北足球场，或是使用很多文学典故时的一个情况。足球场在小说里被引用了很多历史文献，像一百年前发生什么事？五十年前发生什么事？这些发生什么事其实是很简单地从文献上引下来的，也许是一些离现在比较近的事、也许是从新闻报导引下来的。那这些呈现，起码都不包含个人经验，就没那种切身经验的感觉，你是从文字上或文化经典上去认识这些东西。这样的一种记忆就是比较知觉的记忆，我把它想象为比较是一个「非灾难性的」记忆，它基本上不能打断时间，它只能依附在直线时间的观念里，形成比较公共化、历史的感觉。

当然，这两条线基本是要分开的，并不是哪一个比较进步，或是哪一个比较保守、落伍....。虽然知觉好像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一个足球场符号的意义就是那样，它经历过什么过程，你最多只能一件件将它列举出来而已。但这不是说它就比较浅薄或是怎样。而是，知见跟知觉，有点像是心理分析说的无意识与意识，或是真实与现实，基本上是两个层次分开但同时存在的。在小说里它是有一些变化，这变化也许就不太能讲得很仔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种典故的使用，或是引用历史文献的这一部分，比较明显的就是桃花源的典故。本来是引用典故，但到后来却变成为典故而典故，不是这典故的内容有什么可以拿来被你用，而是把它当成后现代的表现技巧，你把它拿来玩，做各种变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