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东：“不靠谱青年”的趣味转向――谈70一代精神症候特征的艺术呈现

这是一个价值转换的过渡期，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大众的道德经验和审美意识从集权压抑转为自我发展，并引发了巨大的内在的转变。作为过渡中的一代，70年代人的内部产生分化，并充满矛盾。能够坚守“个人奋斗”，争取个人成功，按照社会一般规律生活的人，是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成年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在经济快速上升时期的价值该是――“认真”、“忍耐”、“勤奋”。他们如果被称为主流的“靠谱青年”，那么，另外的一群，是拒绝崇高，寻求另类，随时随性改变人生路线，过审美化生活的人，则可以被称为“不靠谱青年”。他们代表另一种价值观――“消解认真”、“不再忍耐”， 这是社会从产业社会转型到消费社会后的价值形态。“不靠谱青年”不肯面对现实，他们退学、学画、留学，靠家里、靠天分、凭感觉，过着想当然的生活。从代群之间的差异比较来看，“不靠谱青年”则可以称为是70年代精神症候的典型代表。

“不靠谱青年”多半是外表灰暗，貌似老实木讷，实则内心闷骚花哨，无时不刻不是陷入到自我矛盾之中的一群。他们因为有理想而显得过于沉重，同时又厌倦他们所具有的理想和沉重，企图轻浮，又不太甘于堕落。他们在不同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和文化层面中选择，永远无法得到坚实可依的支点。他们随时打算放弃自己的立场，因为教育经历里发生太多立场转换，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值得信任和可坚持的。他们随时准备接受再教育，再改造，一切都可以推翻重来，但很难形成内心坚信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从小到大无处不是错乱，所以不稳定成了他们最稳定的常态。

法国社会文化批评家彼埃尔?波德埃（Pierre Bourdieu）认为，艺术趣味的差别和社会等级的区分有现实联系和历史渊源。艺术欣赏并不是一种禀性趣味,而是一种文化解码行为,它要求解码者先得掌握编码的秘密才行。主流美学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感知方式，掌握解释密码的人控制着知识话语权，高等文化人的身份也来自于此。整个历史之中都贯穿着不同社会阶级对“正当趣味”的争夺。趣味比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更需要在反面否定中获取确立性。趣味也许首先就是一种“厌恶”, 一种出于对他人趣味的恐惧和出自肺腑的不宽容所引起的厌恶。每种趣味都觉得只有自己才是自然的，于是便将其它的趣味斥之为不自然和邪恶乖张。审美的不宽容可以是充满暴力的。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反感，可以说是阶级之间的最顽固的壁障。那么，以此反推，如果某种新趣味让习惯于即成趣味的人群感觉到愤怒的话，那么，它有可能是审美革命、自由感知的开始。只要排除固有偏见和道德训诲的批评观点，本着实践精神，认真的对待研究对像，我们就可以看到，审美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断流进变化的过程。如果说“不靠谱青年”的思维方式会对审美经验有什么新的突破的话，则在于他们本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心态，勇于戳破人性种种的痛与恶，敢于面对和承认自己的弱点缺陷，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身份。70一代区别于前代，具有开端性和革命性的审美趣味，归纳起来有四种，犯贱、发骚、装嫩与扮酷。它们都是非自然的感觉，是对人为造作感觉的偏爱，是一种70年代人所集体共享的、秘密的新的感知力。这些审美趣味已经作为一种身份标志，分别在渗透在装扮、行为、态度、语言等生活方式里，艺术作品也是它的一个表现方式。

一、犯贱――弱者的娱乐化反抗

“你说谁是贱人？这里都是贱人。”――《大话西游》

2000年开始大规模流行的韩国流氓兔和巧克力贱兔，成为犯贱美学的先锋，主角是以厕所刷和坐便器为标志的流氓兔。这是一个无恶不做，对真善美大肆糟蹋破坏，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流氓英雄”形象。巧克力贱兔则是毫无创见的步流氓兔后尘，屡战屡败，遭遇惨烈的搞笑形象。贱兔表演性质的自我作践与失败，显得更加具有审美内涵。清华学生对芙蓉姐姐的夸张性的欣赏与追捧，与此有一脉相承的心理结构。作为一种文化消费，香港无厘头烂片、康熙来了、吴宗宪与大小S的娱乐节目，都是充分利用互相折磨与自我折磨的快感，打造出来的消费产品。他们使一切严肃的东西不再严肃，通过对精英文化践踏和亵渎释来放快感。他们先通过对自我的贬低与嘲讽，进而贬低和嘲讽他人，践踏尊严为代价，建立自己的逻辑和秩序，从而获得娱乐大众的效果。这种趣味被大多数的70年代以前的中年人所唾弃、排斥，在青年人中却已非常广泛和固执的深入人心。他们对自轻自贱身体力行，比如当下流行的互为宠物的游戏。从趣味所产生的排它性和压迫性来说，70一代基确立了对贱趣味欣赏的转型，并以此来确立自己。视觉艺术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产生的一系列连锁的现像。从艺术形式来讲，是对错误、廉价和粗糙的热情拥抱，而非掩饰或消除，比如手机或网络的低象素数码图片，过期的胶片和相纸的使用，LOMO的虚焦与暗角，“坏画”的低技术含量化，装置材料垃圾化与未完成化等等。内容则体现在无聊化、游戏化、娱乐化和草根化。

徐震 录像装置《喊》

徐震 彩虹 录像 3′59″1999

徐震是典型具有贱趣味的青年艺术家，作品《喊》是几个无聊青年，在类似闹市区地铁口的人流众多的地方，毫无来由的大叫一声，并同时拍下所有中了圈套、回头观看群众的木然表情。一群无聊的人在拿同样无聊的大众开涮。艺术此时被虚化为都市小混混用恶搞来打发时间的空洞、无聊的游戏。《12秒91》利用了周星驰《功夫》里面的意像，一个翻制的等大的坦克，炮筒弯曲下垂，钢铁车身上布满了入铁三分的掌印脚印，那是脆弱的血肉之躯和现代化杀人武器的狂欢式的较量。《彩虹》是自虐般的不停抽打自己的裸露后背，用疼痛抖动换取漂亮的一抹鲜红。阳江青年郑国谷更是深得“贱趣味”精髓，作品《大减价》模仿广州街头甩货时的手写告示，上面用各种扎眼颜色生猛的书写着“狂减、劲减，一减再减”，“爱子吸毒，老婆走佬，女儿去癫”，“生活灭望，彻底清仓”。他试图把所有的一切打回原形，在货声嘶力竭的叫卖中，在游戏快感的掩护下，戳穿了市侩的商业骗局和廉价的底层生活的本来面目，同时以粗俗恶拙的街头广告作为高雅的书法艺术的颠覆。

郑国谷《大减价》

曹斐是78年出生的女艺术，她的实验戏剧《珠三角枭雄传》通过民间野史、互联网传说、时下热点为主题，把目光落在二奶、民工、乞丐、木咀美、酸中山、杂耍者、发廊妹、卖盗版光盘的人等一系列非正当职业者身上。全部用当地方言、俚语、脏话、粗口恶狠狠的念白，把大街上店铺放的粗俗的流行歌曲作为配乐，通过戏仿、夸张、篡改的方法组织成了一场表现珠三角鲜活生活现场的闹剧。在这种花哨的娱乐化的形式下，是对这种失控的荒诞，另类的秩序进行一种批判和反思。《三元里》中对晨练老人背影偷拍的快速倒放和摆拍的白领职员模仿名牌狗的《Rabid dog》图片，也充满了调侃的贱趣味气质。

曹斐《珠三角枭雄传》

曹斐《Rabid dog》

76年出生的秦琦，在油画《只要你别伤害我，我什么可以都给你》中，一堆凌乱的家什，一个不太强大的对手，穿黑色西服的男主角面对突如其来的劫持，自茧双手，乖乖的趴在双人床上。在习惯性接受不公正境遇和逆来顺受的屈辱之中，对无助、委屈、尴尬与蹂躏的反抗变得毫无必要，不如加入犬儒主义玩世不恭的游戏之中。另一张是画家本人，穿着肥大的男式蓝印花内裤和灰蓝色夹克。滑稽的是，他一头栽进床下的颜色花哨的铁痰盂中去。在一瞬间，被动的受虐转化为主动的自虐与自贱，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快感。

秦琦《只要你别伤害我，我什么可以都给你》

杨福东的图片作品《第一个知识分子》中，那个站在马路中央，头破血流，高举板砖，却找不到人拼命的那个邋遢认真的西服白领，也利用了贱趣味来解析调侃小知识分子无用无能的内心创伤与反抗。而陈晓云的录像作品《插座人》，是一个长相很二的眼镜男，身上缠绕着很多电线和插销板。他时而在城市雨后的烂泥工地里爬行，时而白日梦般的在地铁通道的地面上呆坐，遭到周围人的旁观、冷眼、嘲笑，最后拳打脚踢的待遇，体现了在电子时代中，都市化生活的孤独与苦涩，是青年的个人内心的独白。

杨福东《第一个知识分子》

陈晓云

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者斯考特（James C. Scott）的研究了下层群体对抗权力方式。他认为低调斗争有能成为供君王逗乐的丑角表演，相对无权群体的平平常常的武器是不合作、放赖、阳奉阴违、小偷小摸、装痴卖傻、流言蜚语、放火破坏等等。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受制群体，也包括极权和威权社会中，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斯考特更关心日常生活表现,尤其是那些心照不宣的表演性(他称之为“公开语本”)、创造性潜台词(他称之为“隐蔽语本”)和非政治的政治(他称之为“外线政治”)。当代艺术中对“贱”文化的利用，是从反崇高并直接嘲笑体制的政治波普，跨入日常生活的超越羞耻感的自我嘲讽，是70年代独特的娱乐精神的体验。“贱”文化趣味的力量，源于对大众娱乐的欲望，这是一种宁要世俗不要理想，宁要欲望不要情怀，宁要宣泄不要升华的艺术，一种反美学、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的解构话语方式。它又并不只是简单的反文化，与平庸恶俗的与娱乐节目和流行文化同流合污，而是把生活作为一种源源不断的新的感知力的源泉加以利用，通过表演、狂欢、疯癫、自我作践等方法，以非意识形态的面貌，进行对后集权社会的反抗。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变相的和隐蔽的精英主义，一种下里巴人的阳春白雪。在主流艺术守旧、官样、反动、千篇一律的状况下，以肉身的天赋、敏感和创造力，攻打出的一个新的自由选择、表达反抗的出口。

二、发骚――欲望身体的内爆

出于对虚伪和做作深恶痛极，发骚更显得具有媚俗和自娱的职业道德。发骚表现了一种情欲上的被压抑了的骚动的不可言说的快，很象是“力比多”的庸俗说法。可以被解释为去除心智能力后，与生理本能相联系的精神性的内部驱动力量。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在消费文化中，如何处理自我与欲望身体的关系。德里克“后革命”的说法就是将政治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校园革命――青年学生力比多的发泄。演艺娱乐圈对性感撩拨的追求成了发骚的诞生地，但是发骚已经远远超越了性感的概念，是一种未能尽言的男女不限的引诱和挑逗。往往是外表木讷、老实的男人发骚，更具有娱乐力量。由70年代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美女作家，都是利用了此种趣味来撩拨大众的道德底限。在视觉作品的创作中，如果进入精神分析的方法，则是一种对情欲未满的宣泄。比如沈娜画的那些胸部键硕、眼波飞舞、小腿细脚的表达出强烈欲求不满的浪荡女人形像，是发骚趣味的典型代表。也包括对老月份牌的热衷与返潮，形成了一种“新艳俗”的追求。所谓“新艳俗”不是农民品位的艳俗，而是小资白领的洛可可式的享乐主义的艳俗。

沈娜

如果说发骚有等级和境界之分，那么闷骚型，则代表了70一代心理特征的最高境界。闷骚，假性贬义词，指表面上矜持沉默，骨子里如火山爆发的人。压抑隐忍的“闷”具有表里不一的矛盾性，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本质依然是“骚”。闷骚是一种迂回的表演，因含蓄而上升了一个境界，是一种假正经和低调的放肆。它蛰伏在人的体内，假寐、积蓄、含而不露、欲说还休，时机一旦成熟，就立刻苏醒，继而惊世骇俗。家庭伦理、学校教育和社会体制，是让70一代自我压抑的主要因素，越是想表现得优秀便越享受到这种道德伦理和体制上的压抑。他们从小就会纷纷放弃自己的天性爱好，重新按照外来的价值观塑造自己，比如投奔应试教育。他们价值观是扭曲的，成绩或金钱高于一切，很多更重要的因素在价值观中消失了。但是原始内在的欲望和表达的力量并不会在外界的压力下而丧失，比如信仰、人性、沟通，甚至性欲，它只是以更为隐蔽的形式进行了其他的转化。由于被压抑的东西往往是不能获得正常的表达的变态的，焦躁的，扭曲的，疯狂的，不能公开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以极端的自虐的形式出现。比如赵能智的油画就是最典型的“闷骚”写照，在幽暗的背景上，扑面而来的一张憋红了的大脸，浮现着一种心里有话却无法讲出的难受的表情。“她/他”被无来由的外在巨大的力量所压抑，而内在生命力量的冲撞而蠢蠢欲动。由于迫不得已的现实，她/他不得不拼命隐忍着、吞咽着内心撕裂和焦躁的痛苦。李大方和谢南星的油画，骨子里也闷骚的。李大方表面上波澜不惊的画面把人带入神秘、惊栗、恐惧的心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