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2001年的11月29日晚，素有法国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到郑州来举办了一场大型的专场音乐会。这自然在中原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理查德热，理查德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之一。这一点从门票的价格上就可以看出来，是180元到1000元不等。演出是成功的。理查德几乎是一刻不停地演奏了整整两个小时，大约20首曲子。

我注意到：在这约20首歌曲中，至少有6首完全是根据中国歌曲改编的，占了全部曲目的四分之一强。它们是《梁祝》、《一条大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浏阳河》、《我爱北京天安门》、《花心》等。每当他演奏到中国曲目的时候，当熟悉的旋律刚刚响起，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毫无疑问，理查德此行的目的是商业演出，但除此之外，理查德的到来是不是中法（西）文化的一次交流呢？

肯定是的。音乐会的主持人小姐就说，理查德的到来为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但我也有些疑问的地方：我们对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期待是什么呢？就文化交流的本质来说，面对这样一个文化使者，我们期待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显然应该是法国民族所特有的东西，而不应该是我们所熟知的东西。不然，那“法国风情”、“浪漫之夜”的说法从何说起呢？但事实是，每次乐曲响起而掌声也开始响起的，全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曲目，而那些有着法国（西方）特色的音乐，则都是在演奏完毕后得到了人们的掌声。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一是人们熟悉这些乐曲，二是这些我们所熟知的乐曲从一个西方人的手下流淌出来，是很能满足我们中国人的自尊心的，甚至能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冷静下来想想，这些掌声是不是有些盲目了？甚至说，是不是有些傻？难道我们忘了我们是来听什么的了？我们能否设想一下，若是国内的哪位著名演奏者到郑州演奏《梁祝》或别的什么，人们会如此心甘情愿地掏180-1000元人民币去看演出吗？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到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影子，从麦当劳、可口可乐到好莱坞、迪斯尼，说我们处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之中恐怕是不过分的。中国的学者据此应该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我们所处的现代生活进行研究。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认识，还远不能说已经是非常清楚了。比如，就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而言，究竟什么是“中”、什么是“西”呢？而我更大的疑问还在于：为什么中国总是出现中西文化之争？我们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目的何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该走向何方？

一

先来说说“中”、“西”的问题。众所周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所涉及的范围都很广，且不说东方和西方都包括很多国家，就说我们中国吧，我们有着56个不同的民族，这56个民族有着相同的民族习性吗？回答恐怕只能是否定的。比如苗族、壮族、藏族等与汉族的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承认，各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有着显著的差异。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中西乃至于东西文化研究的定位及对象问题。以往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有侧重于总体把握的，如科学与技术，有侧重于某个领域的，如政治、伦理、宗教等；还有人从宇宙观的角度来分析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比如，季羡林先生在谈到他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时，就把整个人类的文化分为了四个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据此，季先生把全人类的文化分为了两大文化体系，即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但是，中西文化的分野非常大，把中国和西方作为固定的对象来分析，应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据乐黛云先生讲，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和著名的哲学家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写成并出版了三本书。第一本是《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第二本是《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第三本是《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首先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三部书的书名。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们都是从一个小的方面入手的，而不是从所谓的整体来入手的（或许这也是中西文化之不同？）。我当然无意否定已有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只是在我看来，具体的研究应该更多地注意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研究应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否则，不利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近代的工业、科学、民主等先进的西方文化传入到了中国，给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学术界也一直承认，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开始受到西化的影响了，在整个20世纪就更是如此。但我的疑惑是，为什么中西文化之争在中国绵延不断？我们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目的何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学者从东西文化比较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或许可以找到一份答案。

季羡林先生在提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划分之后，是这样画龙点睛的：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西方文化是一个先天发育不良的瘸子；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在农耕生产条件下，建构了与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包括了农耕环境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构架以及相应的价值体系，而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构架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生生不息。并且认为，儒家在中国农业生产条件下构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同时还提供了社会的价值体系。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凸现出不可替代的示范意义和指导价值。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学者的研究目的在于为中国文化和人类的文化寻找一条出路。在我还没有确定地肯定或是否定这样的论点之前，我首先感到纳闷的地方在于，这份自豪与自傲乃至敢于承担世界文化导师的勇气是从何而来的。

我很清楚，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其间包含着很深很复杂的情感。从近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现代化”和“全盘西化”，都无不体现了这种复杂的思想和情感。我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在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这虽然不是开始，但却绝对是在一个更高也是更为现代性的阶段的理论探索。实际上，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西方文明影响和冲击中国及其中国的应对的历史。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从文革的闭关锁国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无时不是处在深刻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之中。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探讨的目的在于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那么，这个问题预设的前提就是：我们的文化和人类的文化――但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文化――遇到了麻烦，给人感觉是好象进入了死胡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时有一个倾向，即在批评西方中心论的时候，连带着把使用西方文化（文明）的尺子来衡量中国的某些方面，也视之为是西方中心论了。

让我来举个例子吧。就西方中心论而言，有两个著名的西方学者对此有着明确的言说。一个是黑格尔，他认为，东方文化是没有历史的，西方文化是历史的中心，而西方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理性特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目标。一个是韦伯，他认为，西方文化具有渗透一切的合理性，这是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同时又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但只有李约瑟是明确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大家都知道，李约瑟是全面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个西方人。他说自己主要是想要解答三个问题：为什么理论科学首先是在西方世界兴起的？为什么在公元一至十五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是什么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但中国有学者认为，李约瑟的问题，其预设的前提就是西方中心论的。而且就连李约瑟称自己是中国文化的皈依者，也被认为完全是虚假的皈依。在我看来，就科学而言，只要我们承认现代科学的发祥地在西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有西方人来制定的，那么，使用这个标准来看问题，当不应被视为是西方中心论者。正如我们现在加入WTO一样，WTO的游戏规则不是我们制定的，但我们在加入之后，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我想，为此，是用不着因噎废食的。有时我想，对于一个西方的学者来说，持有西方中心主义观自然是不对的，对于坚决反对西方中心论者也不对，那究竟什么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出路何在呢？

有学者给出的办法是，放弃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设身处地地进入到传统中国文化的内部，从中国文化的内部进行思考，用中国文化所“锻烧”、“凝练”出来的概念进行思考，甚至用中国文化所形成的概念设定来看待西方文化。我认为，尽管这里的要人们放弃“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但其后面的话无疑于是过于理想化的臆说，不是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法。就当代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而言，谁敢说自己是进入到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内部、从中国文化的内部进行思考的呢？谁没有受到过其它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影响呢？比如，就大的方面而言，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就受到了印度和西方的影响。玄奘到印度取经，回到中国后，这才有了中国佛教的开始与发展。而上个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去追寻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并探求文化创新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创新从何而来？实际上，创新就是吸收新的东西，剔除旧有的过时的内容。比较的目的在于吸收它种文化丰富自己，并在对照中更深刻地认识自身。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就是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实事求是地对待中西文化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而这一目的还是为了中国文化的更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目的在于关心我们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途，努力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文明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文化尽快地能够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形势。

其实，使用西方文化的尺子，只要摈弃了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就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或者是使用了一个参照物来看问题而已。如果说，我们应该坚决驳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那么，对于类似“东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保持应有的警惕呢？

三

自从199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大陆的后殖民理论，无疑在中西文化论争的火焰上又放了一把柴。后殖民理论的重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探讨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的。它促使人们去反思西方与非西方这两个方面，在西方，就是如何真实地去认识非西方世界，而在非西方，就是反思自身进入统一的世界史以来的现代化历程。在我看来，中国的中西文化论争，虽然要求西化的呼声很高，但其民众的基础并不深厚，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衷的人们总是扎根于深厚的土壤。我的意思是说，在中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其宗旨是对西方观念和信念的颠覆――又使得人们在全球化中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究竟往何处去产生了疑惑。

全球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了，而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验。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由此形成的社会共识受到了全球化的巨大冲击。特别是在20世纪末，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比如经济的全球化、科技的全球化等。应该说，全球化对文化的巨大影响也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它使某些强势文化得以普及，但从另一方面讲，它又引发了各种文化的自醒意识，也就是说，最终体现在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上。不同的文化自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多元的文化应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各种文化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其同质性和关联性，因而也就有了互动性。应该承认，过于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必然会导致过去常见的僵化、死板、排外等不良现象。比如，如果人们承认中国文化更多的适应于氏族社会和农业社会、而西方文化更适应于游牧社会和商业社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