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推动古文字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编按】裘先生此文原载于《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12月，十多年过去，如今早已时过境迁，古文字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先生的诸多远见卓识对于今后的研究，无疑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故谨录于此。

从时代的要求看，古文字研究的电脑化是势在必行的。好些年前就已经有研究者把古文字资料输入电脑，或利用电脑编纂古文字学工具书了。周何、季旭、汪中文等学者用电脑编的《青铜器铭文检索》，已于一九九五年正式出版。但是绝大多数古文字研究者还没有在研究工作中使用电脑（用电脑写文章跟作研究是两回事）。电脑化不但能节省研究者的时间，而且能缓解各种资料著录总集和工具书总是跟不上学科发展形势的状况。由于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各种资料总集和工具书往往出版不久，甚至在出版之日，就已经不够完整或显得过时了。在常规的出版条件下，显然很少有可能及时更新这些出版物。然而如果能把它们成光盘供研究者在电脑上使用，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光盘作者用适当方式把资料总集或工具书输入电脑以后，可以随时增删资料或修改内容，并成新的光盘。由于光盘本身很便宜，比较频繁地更新光盘版应该是可能的。如果研究者各自直接把他需要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输入电脑，那将造成人力的巨大浪费，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出这些书的光盘版，不但能缓解出版物跟不上学科发展形势的状况，并且是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中普及电脑化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广大研究者有可能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电脑化。但是要作比较理想的光盘版，必须有质量很高的底本。如果用质量不高的底本，既不利于光盘的使用者，也不利于光盘版日后的升级。这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浪费。所以，编出各种比较理想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是在普及电脑化之前必须先做好的工作。当然，这种工作本身是可以利用电脑的，前面已经举过实例了。

我们所说的古文字研究中的理论性总结工作，范围很广，诸如古文字学性质和任务的界定、古文字考释方法的总结（包括对各种错误倾向的分析）、古文字结构类型的研究、古文字形体结构的演变规律的研究、古文字发展阶段的划分、古文字地域性的研究等等，都可包括在内。这种工作必须有很多比较具体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不论是进行比较具体的研究，还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都离不开有关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这些书的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研究工作的速度和质量。如果有关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根本没有编出来，研究工作更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从上述情况看，为了推动古文字学更快更好地发展，古文字研究者当前必须以主要力量投入的首要任务，就是编出高质量的各种资料总集和工具书，提供可能完整的各种古文字资料，全面反映古文字研究己达到的水平，以适应研究工作及其电脑化的需要。工具书多种多样，最重要的、研究者使用得最频繁的，是逐字索引和文字编这两类。下文对工具书的讨论就以这两类为限。

古文字研究者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常用的资料总集和工具书。例如：甲骨文的资料总集有胡厚宣先生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严一萍《商周甲骨文总集》（艺文印书馆，1983），逐字索引有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71增订版）、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文字编有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金文的资料总集有严一萍《金文总集》（艺文印书馆，19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l984-1994），逐字索引有前面提到过的《青铜器铭文检索》（文史哲出版社，l995），文字编有容庚编纂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钱币文字的资料总集有汪庆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I（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中华书局，1995），文字编有张颔《古币文编》（中华书局，1986）。玺印的资料总集有罗福颐主编的《古玺编》（文物出版社，1981），文字编有故宫博物院《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1981）。陶文的资料总集有高明《古陶文编》（中华书局，1990），文字编有高明、葛英会《古陶文字徵》（中华书局，1990）。石刻的文字编有商承祚《石刻篆文编》（科学出版社，1957）。简文的资料总集有商承祚《战国楚竹简编》（齐鲁书社，1995），文字编有滕壬生编的包含楚帛书文字的《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此外还有一些同类性质的书，这里不列举了。

上述那些书在古文字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它们的编著者是值得研究者感谢的。但是从当前的需要来看，它们都有比较明显的缺点。

主要缺点是资料不全。就各种资料总集来说，不但缺乏这些书编成以后发表的资料（这种资料有些是极为重要的，如铜器铭文中近年发现的晋侯苏编钟铭和子犯编钟铭，楚简中近年发现的郭店简），就是编书时已经发表的资料也有应收而未收的。例如《甲骨文合集》就有不少漏收之片，我在《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中已经举过例子，[1]这里就不重了。另一方面，《合集》却收了不少不应收入的重片，还收了个别伪片，如32676应是据33033伪刻的，31942应是据20500伪刻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之器的数量远超过《金文总集》等书，但是对资料的去取也有一些问题。以此书最后印出的第十八册的最后一部分，份量不多的“符节类铭文”而言，就漏收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已收藏多年且曾公开陈列过的、有很高研究价值的“弁（偏）将军信节”，[2]但像所谓“采者节”（该书12093号）那样的明显的伪器却反而收入了。其他资料总集都或多或少存在资料不够齐全的问题，有的也收入了个别伪品。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战国楚竹简编》，是在六、七十年代编纂的。七十年代以来发现的楚简，其中包含了出土楚简中最重要的几批，此书都未收入，更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

工具书的主要问题也是资料不全。《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主要根据《甲骨文合集》，虽然增加了《合集》编成后出版的三种甲骨著录书的资料，但是《合集》编成前出版的甲骨著录书一概不再顾及。因此《合集》漏收的，《类纂》也跟着漏收。而且就是见于《合集》等书的辞条，也不时由于疏忽而没有录在相关的字头下。此外，《类纂》还不收《合集》摹本和所谓“习刻”的辞条。因此屡次出现《殷墟卜辞综类》已收的辞条，后出的《类纂》反而失收的情况。[3]《综类》和《类纂》对甲骨卜辞中一些极常用的字的用例，取择录的方式，所列辞条相当少。这对从语言角度研究甲骨卜辞，尤其是研究其中的常用虚词的人，极为不利。《青铜器铭文检索》编成时，《殷周金文集成》尚未出全。《检索》主要根据《金文总集》和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殷周金文集成》中为此二书所未收的大量器铭，除已见于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6-1990）者外，《检索》基本上没有及。

文字编类的书，除前面没有举到的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张光裕主编的《包山楚简文字编》（艺文印书馆，1992）、张光裕、黄锡全、滕壬生主编的《曾侯乙墓楚简文字编》（艺文印书馆，1997）等少数几种，基本上每形必录外，一般对单字虽每字必录，对字形则是有选择地收录的。文字编不能代替逐字索引，这一编辑体例无可厚非。但是各种文字编，除无法顾及编成后发表的新资料外，往往由于编纂时不够细心，或所见资料有欠缺，而漏收一些单字和已收之字的有特点的字形。这是应该注意避免的缺点。

[1]《书品》1990.1:7（北京：中华书局）。

[2]参看李家浩，《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2:50。

[3]参看注5所引拙著，页7-8。又参看此文下篇，见《书品》1990.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