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红与黑：6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上 篇 正统性的危机

一

1963年9月，我考入了北京第二十四男子中学。虽然在志愿表上，这学校是我的第二志愿，但它当时是一所重点中学。在东城区的中学中，当时它还是一所处于中上游的学校。

60年代的北京中学实行所谓“双轨制教育”（一轨实施普及教育，培养体力劳动者；一轨实行英才教育，培养脑力劳动者）。当时的中学划分为四个档次。

第一流的中学，最好的如男四中、女一中、师大附中，选拔的都是小学男女毕业生中的尖子，或者叫精英。其中尤其得天独厚的应当算男四中，由于位置靠近中南海，一大批家住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子弟都在这个学校就读，这个学校的师资、设备、教学都是全北京顶尖的。对中南海子弟，进入这个中学有特殊照顾。这学校也在其他小学中公开招生，但毕业成绩就都必须特别优秀才行。能在这个学校就读，当时是非常令孩子们羡慕的。其他如男二中、男八中、女十二中、男二十五中等，虽然也是一流学校，但相形之下就难免略显逊色。

再其次就是二流的学校，也属于全日制重点中学，但其声望不如前者，二十四中即属于这一类。但是，一二流学校使用的课本相同，每周都开设6节外语课，都设有高中部，而且多数实行男女分校的制度。

此外还有三四流的中学。这两类学校招收的学生考分级数逐次降低，各方面条件均较差，往往本校不设高中部，能考上大学的概率也甚低。此外，在教学内容上与前两类中学也有所不同，特别是英语和数学教材比重点中学简易，每周只开设3节外语课（显然是认为毕业生不必有使用外语的机会）。此类中学当时多数是男女合校的。学生于初中毕业后一般都立即就业或转入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能考进高中或大学的人甚少。正因为如此，当孩子考进这类中学后，父母和孩子本人都会产生明显的挫折感和失望心理。除非少数意志顽强者，很少有人还有兴趣认真读书，准备作进一步深造了。

60年代北京的这种教育体制，实际上是西方近代的英才教育制度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分层身份制度的结合。

一方面，通过确定的考试程序，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这个金字塔上，层层选拔“英才”（？）和淘汰“平庸”（？）。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文革前社会意识形态与教育政策的一个明显矛盾：名义上，工人、体力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却只把教育梯级上的被淘汰者输送到工农的队伍中。

另一方面，孩子们的家庭出身背景、父母的社会职业身份、政治派别，在某种程序上超越于家庭经济条件而强烈地影响到他们子女所能享受的受教育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又一个矛盾：从理论上，国家实行优先照顾工农子女的教育政策，正是为了提高工农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国家对教育实行大规模的补贴政策，学费甚低，大学免费；但从实际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看，却是不利于工农子女发展的。愈接近教育制度的上层，工农子女进入的比例愈少。在大学生中，干部子女、知识分子和其它中产阶级子女，占据比例远大于工农子女。耐人寻味的是，教育中这些矛盾情况，潜在地正是后来致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理由。

从中学起，在各类学校之间的等级界限已经是颇为分明的。学生在不同档次的学校之间流动、转学，如无特殊关系，基本是不可能的。这实际意味着，一个人在未来社会中可能占据的位置，特别是将来作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分野，从这里，从初中时代所进入的学校级别中，已经基本划定了。这就难怪当时为人父母者和孩子们对于初中能升进什么中学，普遍战战兢兢，表示着莫大的关注了。

二

六十年代，中国青年要跃入中国社会的精英（白领）阶层，通常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政治化的道路，可以称作“红”道；另一条是专业化的道路，用当时的术语可以称作“白”道（“白专道路”）。由于国家实行歧视家庭出身背景不好者的不平等政策――所谓出身“不好”，首先是指60年代的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右派的家庭――他们及其家属、子女，在政治身份上以血缘原因而受到社会的强烈敌意和歧视，因而在政治上很难有发展进取的可能。此外，非党员知识分子（职员）和城市一般中产阶级的子女也受排斥。当时根据国家政策规定，非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不能参军，难以入党，需要做出特殊表现才有机会入团。而根据五六十年代的干部制度，入党、入团是攀入核心精英地位的首要条件。这些政治限制实际是一种政治身份制度，它否定了人与人在政治和社会参与机会上平等的原则。

出身好坏作为一种先天标志，为当时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打上了浓重的烙印。有幸出身好的人，意味着在政治参与机会、就业机会和物质分配方面获得较多优遇的可能性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出身不良而才智优异的孩子要试图进入白领阶层，唯一的道路就是通过个人努力完成高等教育，争取成为专家，这几乎是超越出身限制攀入较高社会地位的唯一出路。

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的这种出身的孩子们，普遍采取了回避政治（以此超越政治上的自卑感）、刻苦学习（走个人奋斗道路）的方向。也因为如此，出身不好的孩子从社会歧视中获得了远比出身好的子女更强烈的学习动力。从我上学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出身不好的孩子不管天资如何，在学业上普遍格外勤奋而努力。而另一方面，我还注意到，出身不好的孩子，如果由于听话、机智而有机会得到老师或学校的青睐，被提拔为学生干部或优秀生时，他们就会加倍地努力，他们对其他出身不好的孩子会更严峻，现身说法教育他们如何“背叛”家庭（这种背叛当时被社会崇尚为美德）。

正是由于出身不好者具有比出身好者更强的学习奋斗动力，在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中，他们占据了相当数量的一个比例。但这一点，又恰恰引起出身好的孩子们的强烈敌意和嫉妒。这一点，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出身好的孩子）组织红卫兵造旧教育制度反的“革命”狂热的重要心理因素。他们攻击当时的教育制度背叛阶级路线，攻击孔子的“有教无类”，攻击学校阵地被资产阶级子女占领了，等等。①

①我后来的研究表明，对“有教无类”的攻击建立在一个语词误解上。“类”在孔子时代是国族、种族、种类的意义，它与教育的阶级涵意并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在60年代的中国，我们看到青年中精英分子的两大分流：一种流向是“红”，成为政治精英――在这条道路上，家庭出身好几乎是必要条件；另一种流向是“白”，成为专业精英――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而拥挤地走着的是那些出身不“红”（职员和其他中产阶级）和“不好”（黑五类）的孩子。

但是，正因为阶级身份制度给予某些孩子――特别是权贵子女以成功的先天保证，因此反而使他们容易怠惰，有先天的优越感。这一点，当时已被毛泽东深刻觉察。他在文革前一次谈话中曾经对人说：我们的干部子女很令人担心，他们有很强的优越感，但是没有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应当让他们参加阶级斗争，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大意）。事实上，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一群少不更事的高级干部子女成为政治运动的先锋，直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损害他们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后，才醒悟而反叛。但随之，他们就被运动抛弃了。这一历史因缘不是偶然的）。

“红”与“白”这一分野，在当时人们看来，似乎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其实这不对。我后来读斯汤达的《红与黑》，注意到出身木匠家庭的孩子于连，在19世纪之初的法国贵族社会中也受到歧视，按照当时法国社会的不成文法，尽管于连很有才能，但是他由于没有贵族出身的背景，因此社会绝不允许他成为穿红袍的政治权贵，却至多只允许他这种人成为穿黑袍的教士，以此才能跳出他所属的下层社会。我顿时意识到：于连的选择也正是我们那个时代中国许多平民子女所面临的选择――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若成为专家，也就相当于于连在法国成为教士。

文革以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正是一个具有古典贵族政治特点的社会，虽然它身上打着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特殊印迹。如果不理解这层意义，事实上也就根本无法理解后来首先由“教育革命”发端，并且首先由中学红卫兵担任急先锋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我们且说到这里，待写到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再来作更深刻的反省和分析吧。

【何新按：中国近10年的改革，方向有重大偏误。回顾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虽然有诸多错误，但有一点却是重要而伟大的――毛泽东摧毁了文官干部的官僚体制。直到80――90的邓小平年代，中国社会仍然相对比较平等。而最近10年，通过引进培育所谓的文官制度，竟然催生出一个等级森严、壁垒分明的新门阀、准世袭的特权官僚制度。这是对于100多年来历史政治进步潮流的严重倒退！】

三

虽然我初中所在的第二十四中学在北京处于二流学校的地位，但它的校史却颇为悠久，建国前即已建校，称作“大同中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这所学校题过词。

在教材、师资、设备、教学水平、校舍、环境，以及最终的升大学率等方面，一二流学校虽有差异，但差距尚不算太大。然而数量最多的三四流学校则与一二类学校有很大差别，小学升学考试实际成为一次激烈竞争和淘汰的机会。然而，这种淘汰又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

我小学毕业的那次升学考试，结果就很出人意料。不少平时很骄傲、平时成绩也不错的孩子，考上的学校却平平，甚至大失所望。许多好学生由于未考上好学校而感到自卑，结果自暴自弃。其中最令我震惊的是一个小学时外号叫“小丫”的女孩子。那原是一个很秀气的女孩，人也不错，上小学时她一直是班干部、三好学生，是最得校方和教师宠爱的几个女孩之一。但升学考试不知怎么搞的，竟非常失败，结果作为差等生被分配到当时东城有名的“流氓学校”――第×××中学。不到一年，听说她就变成了“圈子”，经常和男人胡混，后来听说又打了胎。更惨的是，在文革中，由于出身不好，又是“女流氓”（？），结果在“8.18”红色风暴中被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我考入二十四中这样一所学校，虽然只达到我填表时写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男四中），但也应当算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为之沾沾自喜，父亲也感到很高兴，母亲和同院的其他人却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因为许多人当时都觉得，我最可能的前途就是进少年管教所。

实际上，现在回顾起来，对这个中学我应该感到特别的满意。正是在这里，我送别了忧郁、苦闷、多灾多难的少年时代，迎来了我生命中的第一道青春曙光。我的班级，学校的环境，还有教过我的几位老师，至今历历在目，许多同学和老师令我怀念而难忘。

四

很幸运，在我刚入学那一年，二十四中调来了一位颇有事业心也十分强干的新校长，名叫黄自强。他一心想把我们学校由一个二流学校推入北京最好的第一流中学的行列，从而振兴和恢复其历史的光荣。记得入学后第一次期末考试之前做总复习动员，黄校长在广播中给全校同学训话，他就赠给学生们一副石达开咏剃头匠的对联：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

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这副对联用来形容考试，十分贴切。

那一年，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负所望考出了东城区名列前茅的成绩。黄校长到任后，刻意改进师生素质，提高升学率，摆出一副与男二中、二十五中在东城区居一流的优秀学校一争高下的架势。他治校有方，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为此，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却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办学方向”而被学生们批斗得很惨。听说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他任东城区教育局长，又一次试图励精图治，可惜人非故人，而局面、世道人心皆已大变，所以成效甚微。我至今对这位富有事业心的校长充满敬意。

入中学后，我编在初一五班，班主任姓尚，是一位富有教学经验、性格痛快利索的中年女教师，她教我们代数课。

进入初中以后，首先使我耳目一新具有强烈新鲜感的，是在教学中设置有与小学时代不同的许多新课程。然而，其中令我得益最深的是中学时代的数学课。

在初中里，教过我数学的一共是两位老师。除了尚老师以外，后来上初三时，换了一位姓李的男教师。他们都是我中学时代所遇到的良师――由于我实际上只具有初中学历（后来虽然考上大学，但却基本上是一天课也没有上过），所以这两位也应当算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教师。那位李先生样子长得很怪，确切地说应该说是很丑，特别是他后脖子上长有一块很大的疤痕――同学们暗中议论说那是一种名叫“砍头疮”的毒疖的后遗症。他刚来教我们班时，我们对他情不自禁地都有点讨厌和莫名其妙地害怕，但是他很快就以严格、求实、博学而深刻的教学风格和水平征服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