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谈人类学的历史基础与人文价值(上)

“人类学”这三个字，是西文“anthropology”一词的中文翻译;“人类学”这个“汉字结合体”是一个新创的符号，指代一门西学。以中文书写人类学，等于用一种语言去说另一种语言里的事，其实质为跨文化的“翻译”。“翻译”身后已留下长长的背影，背影便是历史，历史有复杂性，如显现于“西学东渐”的种种论说中的那样。对西学“中国化”展开历史的再解释，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贴近学科的本质，也能使我们意识到，西学教科书的中国作者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视己身为“试验品”，试着展开“置身于历史中的文化翻译”。不能不意识到，为了“授业”，我们通常因科学的自负而深陷于某种泥潭中。为了用所谓“科学语言”来营造学术威严，我们想尽办法，企图使人以为所介绍的是“真理”。我们往往在“刻舟求剑”中丢失学科的历史，制造出某种接近于“客观实在”的东西。将焦点集中于学科的名词解释、理论梳理、方法陈述等方面，我们一面承受历史的压力，一面对它轻描淡写。我们所做的工作，充斥着内在矛盾。

我写过《人类学是什么?》[ 1 ]之类的入门书，写书没有驱除我的疑惑：到底我应以兴许已使人痛恨的僵化框套来“套”人类学，还是应致力于揭示这门学科的历史性? 几年过去了，疑云未消。

有人说，人有双脚，可以一脚踩这一只船，另一脚踩另一只船。可这话实属讽刺。一如古人早已指出的，“双脚踩双船”，非但与“一箭双雕”无关，且还是危险之事。比较“安全”的办法，是择其一而居之。可那样做真就“安全”了吗? 不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专论“其余”，而没有任何一点是自己“攻”出来的，两者都是最安全却也最无味道的⋯⋯我徘徊，我怀疑，但徘徊和怀疑，都没有阻止我的抉择。我还是坚持走一条“危险之路”，“双脚踩双船”，既要从学科自身出发，陈述其学理，又要反复以己身为“试验品”来检验“置身于历史中的翻译”之说，由此引申出一己之见，以表明要真正把握一门学科，不能急于给学科下定义，不能急于编写各种“关键词”，而要通过认识它的来龙去脉来认识一代代人类学家投身于其中的理由。

人类学

开头不妨还是先说“名词解释”。“人类学”，即“anthropology”，由希腊文的“人”字( anthropos) 与“学”( logos)字结合而成，所指就是“人的科学”。不消说，“人”的所指，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自己”这些有别于动物的动物;而“logos”(逻各斯)表示的是“science”(科学) 。先不说“人类”这种似乎显而易见的现象，就说“学”。从哲学的“学”到科学的“学”，是西方知识近代化转变的成果，这个转变给人一种印象：到了“科学”时代，知识会因有了清晰的学科之分而变得相对易于深入把握。假如历史真的如此演绎，那么，我恐怕只好说，人类学这门学问有幸或不幸地属于“科学”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外。

人类学是什么? 一提“人类学”，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了种种相关形象―――用放大镜费力端详一块化石(通常是猿人头盖骨或牙齿化石)的老学究，在神话堆里漫游的哲人，身着探险家制服(有点像军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考古学家，坐在摇椅上玄想关于人的宗教本性的哲人，穿越于丛林、山地、雪山、草原、农田之间，亲近于自然的过客，总是不着边际地过问最平凡不过的生活的“好事者”⋯⋯

人类学确与这种种形象所代表的种种求知方式有关。

1881年已写出《人类学》一书的大师泰勒(Edward B. Tylor， 1832 - 1917)说：“人类科学的各部门是极为多样的，扩展开来可分为躯体与灵魂，语言和音乐，火的取得与道德”[ 2 ] 。后来，写教科书的人类学家也“附和”说，人类学研究人的文化和他的身体，并因此分为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和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 。在“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之下，又分为名目繁多的分支。文化人类学下面一般包括考古、语言、社会、文化的专门领域，后来生态、环境、城市、医疗、心理等领域渐渐涌现，而体质人类学则又大抵分为化石、动物学、人种、解剖学、基因的研究。翻开1910年英国探险家与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 Haddon， 1855 -1940)所著《人类学史》[ 3 ] ，我们看到，体质人类学、古代人类的发现、比较心理学、人类的分类与分布、民族学、考古发现的历史、工艺学、宗教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分类与环境等等知识门类，被融为一体，成为“人类学”的分支领域。造就这样一种可谓是“大人类学”的东西，是19世纪后50年至20世纪初期欧美人类学家共同拥有的雄心。后来，欧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内涵缩小，而“大人类学”则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得到保留。在“大人类学”体系里，诸如化石、神话、探险、考古、宗教与巫术、野外生活等等，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一套套学术说法。

欧美人类学不同风格之形成，尚待解析;而我们已面对一个疑惑：人类学汇聚的知识，既从如此众多的渠道涌来，则人类学家所涉足之范围，便因之宽泛得不易勘定。为什么古人的化石、神话、考古、宗教、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叫做“人类学”? 这本身更不好理喻。加之，人类学家用以把握其具体研究内容的理路似过于芜杂，比如，此人类学家说，人类学是对个别社会的素描，彼人类学家说，人类学的追求在于从广泛的跨文化比较中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人类学家说东道西，常导致迷雾重生的“乱象”。

在人类学界，即使已成专家，对其学科到底为何存有这样或那样似是而非的印象，似乎以为正常。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专家们之所以是专家，好像是由于他们对于这门学科的边界，向来没有存在过一致意见。这个现象既有浅层次的解释―――兴许专家不一定很“专”，也有深层次的解释―――叫同一名称的学科，在不同国家却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定义。

先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刚从百般破坏中走出来，百废待兴。一些高校里致力于重建这门学科的老师们教导学生说，若要重建这门学科，就要仿照国外的情况，而所谓“国外”，当时主要是指以上所说的“大人类学”及其在当今美国的“遗存”。在重新引进人类学时，老师们面对一些问题。美国人类学依旧如19世纪的西方人类学，是个宏大的体系， 但国内这门学科却因已“四分五裂”，而难以作为整体立足于学林。记得老师们一提人类学包括体质、考古、语言、民族，便迅即遭到同行们的质疑：“这些能不能被你们包进去?”于是，老师们反复写一些文章来澄清学科之间的关系与区别，浪费了不少光阴。当时中国人类学家面对的难题，今日尚存。今日，人们似乎不再过分质疑人类学存在的合理性了，但搜索一下带“人类学”三个字的学术期刊，你能发现，叫《人类学学报》的杂志，还是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办的;刊登的文章，大多数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范围。你去图书馆查阅人类学的书籍，会发现，它们有些放在社会学或民族学边上，有些居然与动物学与植物学并列。你若是问一位知情的专家，要了解人类学这门学科，可看的学术杂志有哪些? 那他肯定会举出些例子，这些例子，则尽与“人类学”这三个字无关。不少人类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如果不是发表在综合性的学术杂志(如各大学学报) ，便是发表在《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这样的非人类学杂志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兴许历史就是解释。1949年前，中国学者理解的人类学，确与我的老师们所理解的“大人类学”相像。到20世纪50年代，因政治原因，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学科重组，人类学一部分进了民族研究，一部分进入生物学，一部分进了语言学，再到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之时，这门学科又有一部分进到社会学里去了⋯⋯这历史，令那些致力于学科重建的老师们感到无比郁闷。

在学科存在的这种中外“不接轨”现象，我感到的“怨气”反倒少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人类学接触愈多，我愈加能明了，国外这门学科的定义，与国内一样混乱。美国式的“大人类学”，在英国子虚乌有。英国除了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CL )比较有“大人类学”的野心之外，其他四、五十个人类学系，都自称拥有“社会人类学家”( social anthropolo2gists) 。这些学者对于体质人类学漠不关心，还时常讥讽这类研究，说它们不三不四。法国人类学过去长期叫“民族学”( ethnologie) ，德国与人类学研究接近的东西也长期叫“民族学”。令人困惑的还有，在西欧各国内部，不同时代学者对于同一门学科定义如此不同。比如， 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曾以“民族学”为名，为社会学年鉴派学者提供比较社会学的素材;到5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这门学科才模仿英国改称“社会人类学”，内涵上转为对意识与无意识深层思维结构之分析。加之人类学下属分支的领军人物一旦成为“大师”，则也可能将局部的研究推向普遍化，使局部成为学科的象征，“人类学”这三个字代表的东西，就愈加捉摸不透了①。

人类学到底是什么? 兴许也是带着与我们一样深重的焦虑，哈登企图给人一个更为清晰的印象。他在其《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人类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科学进步”：首先， [人类学]是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历史学家、冒险家、传教士的遗物，它乃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涉猎的地方。其次，我们看到从混乱中产生了秩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许多建筑物，但却有着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最后，它们为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所取代[ 3 ]1。

哈登所言固然不是要骗人。到20世纪初期，人类学这门“科学”，确实有从“杂乱的事实或猜想”中解脱出来的趋向， 它至少已形成了某种学科“秩序”，俨然成为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不过，他对于学科可能有过于乐观的一面―――或者说，他说这话，可能主要是在表达他自己的雄心―――将古今种种与人类学相近的知识视作人类学知识机器的零部件。把人类学视作是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赋予这门学科“超大的兼容力”，已被后世看成是不合时宜的。历史使人郁闷。如果哈登还在世，他肯定会悲凉地发现，时至21世纪的今天，知识的进化与他个人的雄心，都尚未实现。生活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定义依旧五花八门，即使某些学者共享一种定义，这个定义下给出的分支却也必定因人而异。加之，人类学家相互之间辩论得喋喋不休，对人类学研究的宗旨莫衷一是，这就使我们更难以理解他们研究的究竟为何。

耗了不少年头学习和研究人类学，对于这门稍显古怪的学科，我有态度上的矛盾。一方面，我心想，我所从事的这门学科，可不就是个时下多得难以引述的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殖民现代性”西学的“烂摊子”或“大杂烩”吗? 它杂乱无章，捉摸不透，以捕捉遥远的故事、邻近的奇风异俗为己任，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另一方面，我从未放弃过对这门学科的信念，我常想，这门学科起码还是有不同于其他所谓“科学”的精神的。人类求知方式的“放浪”，为了求知而展开的身心旅行，为了将我们从常识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所做出的牺牲，都让我觉得这门学科已抵达一个一般社会科学不易抵达的境界。人类学对于自身的质疑，又使我反观我们社会科学界广泛存在的那些“方法论伪君子”(即那些以为引申一些外国的本科教材上的方法公式，就可以落实国内博士教育政策的人) ，使我认识到，人类学的人文主义对我们而言有着至为珍贵的价值。

对人类学的反感，没有使我放弃对它的盲从，对它的盲从，没有使我放弃对它的反感。

在态度上的矛盾中，我不止一次以这门学科之“乱象”为开场白，阐述其意义。面对人类学这门混合”与“混沌”的学科，我不能不向它的“受众”表明，要把握这门学科，先要把握它的“乱”。

我以为，人们印象中的“乱”，背后隐藏着值得预先阐述的神话与历史。

社会科学

伪装出一副“道家”模样，追求“绝圣弃智”，体认“道可道，非常道”，都不是目的。只是要说，人类学作为有关人类自身的“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的“堆放处”，显示出这门学科的“诚意”。

如何理解这一“诚意”? 先说在我心目中占核心地位的人类学。

于我看，人类学与知识的种种“乱象”紧密相关，但这些“乱象”背后，隐约还是有某种“核心”。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固然也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