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摘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经受了三次冲击：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1949―1976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近30年指向家庭责任的经济理性的入侵。在三次冲击和经济社会剧变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家庭处于压力增加和能力下降的失衡状态。今天重提家庭问题，是因为家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大国崛起的历史使命面前具有了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的功能。我们需要重新为家庭的战略地位定位。在放任家庭能力削弱还是支持家庭的问题上，除去支持家庭，我们别无选择。应当将支持家庭纳入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战略框架之中。家庭问题需要进入国家的视野，需要建立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

关键词：家庭；家庭功能；家庭政策

家庭研究并不处于社会研究和国家视野的中心。这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是在家庭以外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是在公共领域发展起来的；在公共领域，问题层出不穷，它们占据着学者的主要视野，家庭这一古老的制度安排自然就居于边缘。[1]而从国家的角度看，在现代国家需要应对问题的清单中，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安全的、社会的、科教文卫的、突发的……既长且繁。家庭问题肯定处于这一清单的尾部。

本文的旨趣在于将家庭问题在国家视野中的位序前移，即将家庭问题从国家视野的边缘向视野的中心推进，将家庭的因素置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之中。这是因为，家庭功能在今天有了新的内涵。由于家庭在增进国家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战略意义，家庭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审视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经受了涉及指向家庭制度、家庭情感、家庭责任的三次大的冲击而苦无招架之力。家庭压力在增加，而完成自身功能的能力却在弱化。本文拟在分析这三次冲击和论述家庭功能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应当建立支持家庭政策体系的观点。

第一次冲击：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

吉登斯说：“家庭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斗争的场所。”[2]我们在中国就看到了这一斗争的丰富场景。回顾过去的百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制度、家庭价值遭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家庭功能经历了逐渐弱化的过程。

20世纪初，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家庭制度在中国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一个将家庭作为组织、管理社会基础的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从传统之茧中蝶化，对家庭制度进行批判是必然的。

一、批判的原因：封建家长制与封建社会的血肉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的产生，需要从现代化这个大背景来理解。由于在传统中国，家庭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生活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封建家长制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构成了封建社会伦理、政治规则的基石，所以近代以来，在社会革命的大潮中，封建家长制度成为启蒙思想家激烈批判的对象。

对于当时激烈批判传统的现象，陈来先生有精彩的论述。他明确称之为“反传统”。那么，何以产生反传统的思潮呢？他指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激烈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是基于强烈要求复兴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是出自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和对民族现代化的急迫关切。这一急迫要求导致青年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情绪。简单地说，他们认为传统文化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负全责。[3]

进而言之，现代化的发端必然伴随着对于传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批判。对此，吉登斯提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但是现代社会的断裂特别值得重视。因为“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4]那么，这种断裂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有多么深刻呢？吉登斯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这种断裂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5]

在中国，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我们所看到的狂飙突进的反传统热潮，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包括封建家长制在内的传统社会的决绝式的批判，就是这种断裂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二、家庭制度受到严厉的批判

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就激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热情讴歌革命。他们在民族积贫积弱，屡受蹂躏的时候，胸怀救国救民的宏愿，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礼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一时可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当时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有一句名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在这样的大潮中，封建家长制自然被视为“旧俗”之列，应“以革命去之”；封建家族制度被目为“万恶之源”，之后，家庭也被株连，被视为革命的障碍。

这一时期，《三纲革命》、《家庭革命》之类的文章大量出现，其中，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更是惊世骇俗。他们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所以主张取消家庭制度。例如鞠普在《毁家谭》中主张废除个体家庭，男女不结婚，“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则必无乐于婚姻者矣”。[6]汉一在其《毁家论》中说：“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当然，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主张个体家庭的解体，而是反对封建家长制，倡导家庭革命，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7]

今天看来，“毁家论”自然出奇地偏激，事实上，平民百姓也不会听信，他们依旧结婚自结婚，成家自成家，但是细想一下，这一论调能够提出，而且构成一种思潮，当时对于传统社会激烈批判的文化氛围就可以想象了。

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人们常统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一次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延续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脉络，并且以火一般的热情和犀利的语言为特征，继续批判传统社会和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要求人权平等和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用理性和科学来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这一运动以《新青年》为重要阵地，以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当时，吴虞、严恩椿、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青年知识分子严厉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化，传播新的婚姻家庭观念。李大钊发表文章，反对旧礼教、旧道德。他指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吴虞猛烈抨击封建宗法制度，高喊“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这次批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动摇了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下解放出来，对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思想的传播是依托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期刊，即定期的且具有固定发布渠道的传播，比之此前的一些批判言论，其社会影响要大得多。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导。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第四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斗争锋芒集中于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孔子学说，其著名的口号“打倒孔家店”表明了与传统文化决裂的鲜明态度。比之辛亥革命前后的批判，这次批判的特点是新思想传播的范围明显扩大，它从思想家的文本走向普通知识分子，为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所广泛认同。在这方面，我们从“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中，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于封建大家庭压抑个性的揭露和对于新青年走出家庭的讴歌，以及易卜生话剧《娜拉》中娜拉出走的模式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均可视为标志性事例。

质言之，在中国，对于封建家长制的批判以及传统家庭制度以功能弱化为特征的现代转型，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历史宿命。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在批判封建家长制糟粕的同时，家庭制度中一些优秀传统也流失了。

三、这次冲击开启了家庭制度世俗化、边缘化的历程

这次针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屡遭外侮、丧权辱国的处境所引起的忧患意识与救国热情。这一思想启蒙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觉醒、自强奋斗历史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其积极意义及历史贡献已经为方家所充分肯定，兹不赘述。而从家庭制度的角度看，其意义有二：

第一，是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去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开端

传统上，家庭具有政治的、神圣的意义。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是“家国同构”的。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国家的秩序乃以“家”为模板复制而成。儒家理论认为，政治秩序、社会伦理、家庭伦理是一理贯通的。在制度与日用的层面，儒家伦理假定家庭（家族）的与国家的（政治的）生活是同质的，其秩序可以一以贯之，这一理论视国家生活为扩大的家族生活，家族生活为缩小的国家生活，而在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中，更是强调家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明确地将家庭关系作为国家关系的基石，将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因此，家庭组织及其制度、伦理就被政治化、神圣化了。

20世纪初针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的严厉批判剥去了传统家庭制度作为国家基石的神圣外衣，认为它们应当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负责，是我们屡遭羞辱、丧权辱国的根由。这样，传统家庭制度由政治伦理的母体和政治秩序的基石而变为罪恶的渊薮，它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构，从而开启了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去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过程。

第二，开启了家庭在国家的视野中边缘化的过程

这次批判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国家的视野中，开启了家庭边缘化的历程。

历史上的中国家庭，是政治伦理的原点、国家的社会管理单位、赋税徭役单位、法律单位、福利单位。所以，家庭居于国家视野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收和徭役，在战乱之后，国家为鼓励生育，甚至规定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8]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的过程，意味着家庭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分离。这种分离表明，在国家的视野中，家庭制度开始了其边缘化的历程，也即，国家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领域。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仍，国家根本无暇顾及家庭。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批判的作用集中体现在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身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扩展到广大的民众之中，其社会影响是有限的。这种批判并没有在社会范围中产生真正的影响。这是因为，家庭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仅靠思想启蒙是不能实现其目标的。这一点我们从柔石小说《二月》中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在芙蓉镇不被理解的遭遇就可以看出了。

20世纪初的这次针对家庭制度的冲击，使得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构，数千年来从不存在疑问的家庭组织，其功能、意义、规范，在理论上首次成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第二次冲击：1949―1976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

一、总的背景：现代化与家庭价值的退让

现代化是社会的世俗化、理性化，也是工具理性倡行、价值理性退让的时代。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工具理性是指人在特定的活动中，对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进行首要计算的态度。工具理性关乎物，价值理性关乎人。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工具理性独大、挤压乃至驱逐价值理性的现象。家庭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是充满价值理性的组织。这里的核心价值是关爱、互惠乃至牺牲。显然，在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的现代社会，家庭价值的退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驶入了快行道。下面考察在这一快行道上中国家庭功能弱化的状况。

二、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

1949年后，新中国的国际环境严峻，国内百废待兴，在国家的视野中，国家安全、新型经济社会制度的建构和经济发展居于中心。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

（一）家庭处于国家视野的边缘

基本的事实是，家庭处于国家视野的边缘，不再是社会管理的直接对象：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了。一方面，在改革前的近30年中，国家安全和工业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