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正文
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研究方向上所取得的发展和突破，使我们了解到：藏汉两个民族存在共同的渊源，自古以来藏族就是中国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藏汉民族同宗同源。
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及语言学的证据
自本世纪20年代西方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彩陶新石时代以来，经大半个世纪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目前拥有大量考古资料的证据、众多碳十四测定的数据和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所支持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原地区至少在8000年以前就向中亚、西亚和北欧传播了彩陶制陶术和象形文字（见刘志先生的研究成果）。[1]考古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2]西藏细石器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文化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3]西藏新石器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存在密切的关系：[4]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5]从考古学上讲，西藏基本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的范围，从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6]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7]以及不久前的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8]等等，都是重要的例证，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这是西藏的两位医学专家――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9]
据语言学的研究，藏汉民族的语言是同源的，一些基本词汇的发音几乎是一致的。例如，人体五官名称的发音都是非常接近的，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个。[10]因此，语言学上称藏语和汉语为汉藏语系，其关系非常紧密。
二、古地理、古经籍文献、上古民族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综合研究
中外上古地理和史料经籍的大量文献记载的考据，例如用《山海经》、《周穆王传》、梵文典籍《孔誉经》和古波斯文献等经籍对勘印证：从上古地理的里距方位和语言区划等角度的严格考释中，证实《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西藏境内，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论证出位于我国西部与上古中原夏王朝同亲的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在今西藏西部和阿富汗之间。此处正是古支那之国、西王母和藏文文献中的古象雄、羊同和女国。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即华夏民族的古昆仑之丘，为黄帝下宫。黄帝来自西藏西部。在太古唐虞之世，藏汉两个地区是完全统一的，藏汉民族同宗同源，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以上据郭元兴先生的研究）。[11]50年代中期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尼泊尔考察所发现的资料，证明了尼泊尔以北的地区为“支那地”、“象雄、羊同”和“女国”，[12]完全上与古汉文文献记载勘合。
《山海经》过去在文人眼里，大都当成子虚乌有的虚构，没有多少真实性，清人纪晓岚认为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就是这种见解的典型代表，此种看法统治学界两百多年。
近年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1962年蒙文通先生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基本肯定了《山海经》部分记载的真实性。[13]蒙先生认为《大荒经》时代最早，《海内经》次之，《五藏山经》最晚。蒙先生还认为《禹贡》记载反映的是西周以前的地理情况，而《山海经》则更久远的多。前些年谭其骧先生亦发表了对《山海经》中黄河古道的研究论文。[14]肯定了《山海经》所记载地理情况的古老，增强了蒙文通先生的论断。
现在，运用人类学研究《山海经》的前沿学者们，基本都认为《山海经》对中国古地理的记载基本是可靠的，相当部分还是实录。
科学的进步还将大量印证《山海经》的真实性。
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夏禹帝，据《史记・六国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太平御览》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石纽之地望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的石鼓乡。
关于炎帝，据《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龙感首，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这段文献记载了炎帝的出生地和图腾。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四川阿坝州嘉戎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15]这里是炎帝族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近些年来，学者们在川青甘藏区的田野调查中，不断搜集到藏汉民族民同宗兄弟的古老传说。
可能因分布地域辽阔的炎黄古羌人之一部分沿横断山区北徙上溯，因此，反映在中国古籍中的此类大量史料，使中国古史学家们确定上古夏人黄帝族与炎帝族的另一主要发祥地（应为发祥地之一）在今甘肃青海地区的河湟一带（详见本文第三章）。此为第二块夏之地。
而考古学家们依据考古文化系统之相互关系和地层关系，结合上古中国古籍文献的记载，研究确认河南二里头考古文化为考古学的晚夏文化（或称晚夏早商考古文化遗址）。此为第三块夏之地。
亦有学者例如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的陈剩勇同志提出：夏文化发源于中国东南地区，中国第一个王朝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16]。此为“起之夏”，乃第四块夏之地。
现在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些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
1995年3月14日《北京晚报》上摘自《乌鲁木齐晚报》的考古学消息，题目为：“早于丝绸之路千余年曾经有条和田玉之路”，摘录如下：“中西交流的最早媒介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这是我国部分学者在新近出版的科学考著《中国和田玉》中提出的。”
“被誉为世界软玉之冠的和田玉：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被昆仑部落的原始先民开采应用。在距今6000多年的北方红山文化遗址和南方良渚文化遗址，近年来都出土了大量的和田玉玉器；而在距今4000多年以前的乌兹别克斯坦就有了关于和田玉的记载。”[17]
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缜密的科学论证，《中国和田玉》一书的作者们认为：“在丝调之路形成的1600多年前，就有一条和田玉的运输线在欧亚大陆上铺展，使中国古文明和西亚乃至欧洲古文明悄然交融。”[18]
红山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和田玉玉器，正好证明了公元281年（晋太康二年）自汲郡出土的《穆天子传》所载内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载：周穆王于公元前十世纪西巡，在位于今西藏阿里、新疆和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举行了祭祀夏人祖先的大朝和大享两次盛大典礼，朝见了穆王的长亲西王母（西王母属照字辈），然后在新疆和田一带，开采大量和田玉，“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返回中原。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至少是在6000多年以前，位于今西藏西部，新疆和田地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线的华夏民族的轩辕古国就很可能已经通过位于甘青河湟地区的夏国和山西省二时里头地区的夏国，向更东方的北部红山文化和南部的良渚文化输送了和田玉。
再引一惊人的考古消息：在内蒙古近年发现了大夏国（应指今阿富汗）墓葬群，[19]这为我们提供了更进一步论证的依据。
笔者认为这两条消息，为本文前述的立论即“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学上的印证和依据。
我们在展开论述以前，需要提及一些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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