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S・墨磊宁：国家的眼睛

导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五年后的1954年夏天，一个由大约50位社会科学家和共产党干部组成的小组向全国民族成分最多样化的云南省进发，旨在确认省内百余个少数群体中哪些将成为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在这项被称为"民族识别"的工作当中，由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联合组成的考察队创造了一幅人口学的蓝图，后来被中国政府用以指导"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1]

虽然民族识别意义重大，但不论是从重要性方面来看，还是就基本信息而言（谁参与了这项工作，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开展这项工作的缘由何在），民族识别一直都是中国当代史中最缺乏理解的一段插曲。在1995年中国出版了首部（也是至今唯一的一部）有关民族识别的专著后，这种困惑有所减轻。[2]但在澄清某些最基本的问题时，这项研究详细地但却不加批评地将民族识别描绘成一个发现的过程，似乎民族识别的调查者只是揭示了一个既存的民族秩序。该书的论调和分析方法直接反映出了作者的立场。这本书由1954年民族识别小组的一位成员施联朱所写，但却在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位政府官员黄光学名下出版。黄光学和施联朱没有打算对当年的识别工作和划分类别的结论的准确性提出质疑，更无心揭示中国政府在建构官方认定的民族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是将民族识别处理为一个由调查者发现既存民族身份的过程。

如果说中国大陆学者企图将民族识别及其发现说成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其他国家的学者则倾向于强调国家在划分甚至强加这种民族身份类别时扮演的核心角色。[3] 在学术界以外，这种倾向也同样处于支配地位。在过去五年与其他学者的频繁交流中，我发现存在这样一种默认的观点，即认为政府将民族识别和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强加给了人民。共产主义中国不仅想象和发明了这些民族身份类别，而且让中国社会看到了这种新型模式的重要性。

在这种高度两极化的历史研究背景下，本文旨在对民族识别计划提出一种新的理解，并指出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民族识别和共产党的早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远比通常想象的更重要。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教会自己如何从"国家的视角"看问题，至少在民族识别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这样的。[4] 相反，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不成熟的中国政府只能借助其社会科学顾问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从而定位自身。简言之，本文将阐明在1954年的民族识别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治理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比较社会科学的思维。社会科学家充当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眼睛，并且因此教会了这个国家如何以分类的眼光看待族群。为阐明中国共产党和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之间的关系，我将着重考察民族识别的三个关键方面，即识别工作计划的缘起、民族分类的理论基础和田野调查的后勤工作。

民族识别工作的缘起

与土地改革不同，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共产党为巩固政权而计划执行的，共产党也没有致力于将中国各少数民族合并为总数小一些的一些大群体的考虑。[5]相反，共产党只是为应对建国初期特殊且无法预料的政治危机--建国后人口普查的结果--而十分不得已地组织了民族识别工作。这次人口普查允许"新中国"的公民在不受国家分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愿登记"民族身份"，结果全国自由地申报出400多个民族名称，这使政府大为震惊。如果国家接受这一普查结果，中央政府必将瘫痪，包含所有民族代表在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无法建立。

要理解这一危机的直接起源，必须回到1952年，当时中央政府宣布将于1954年下半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次大会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届时这个年轻的政权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并将当时仅在地方上运用的代议制建立成一个全国性体制。此外，从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共产党要将它积存的抽象的民族政治承诺转换成具体的政策，这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和民族代表制。[6]

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是早期落实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这些法案统一规定了县级、省级和国家级选举的程序，为即将到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成功的基础。如邓小平在1953年2月11日的讲话中所说，这些法案包含了一些确保少数民族优惠待遇的章程。首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定的1200个席位中，法律规定少数民族代表至少占有150个席位。中国政府的预期甚至还超出了这个数字。据邓小平所说，政府预计将有七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来自少数民族，这一比例超出了仅占中国公民约十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他说："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有很多民族，分布在非常广阔的地区，因此他们需要此种程度的待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相当数目的少数民族代表。"1953年的《选举法》承诺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不论人口多寡，至少享有一个代表席位。这是为了保护较小民族的政治权益，并且避免他们在仅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体制中遭到较大民族的掩盖。[7]但在这一体制得以实现之前，共产党将在后勤方面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即需要创造一个按"民族"边界来对中国人民进行划分的官方分类法，为此必须精确地知晓中国有多少个"民族"以及他们的名称。然而，虽然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关注贯穿了其整个发展进程，但从未彻底地解决这一族群政治学（ethnopolitics）问题。[8]

共产党最初制定的计划并不是一项社会科学分类，而是一条俗称"民从主人"的不干预政策。在即将到来的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中，任何个人都可以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所属民族的称谓。为此，政府于1953年7月至1954年5月开展了一项大大简化了的人口普查和全国范围内的选民登记。[9]普查人员要询问五项问题：姓名、年龄、性别、与户主的关系以及民族身份。[10]当普查人员要求被调查者申报其所属的民族时，后者并不是从既定的清单中选择自己所属民族的名称，而是在空白处填写，或口头告知普查人员并由后者转译成汉语。

在某些方面，普查登记结果证实了共产党对中国人口情况的一些预期。例如云南登记了白族、本人族、傣族、哈尼族、回族、景颇族、卡瓦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纳西族、普拉族、彝族和壮族共14个人口超过十万的群体。根据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普查之前绘制的民族分布图，政府对这些群体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并做好了认定他们的准备。[11]同样，普查还登记了阿昌族、阿札族、布朗族、花腰族、苦聪族、母机族、怒族、土族、香堂族、些族、西番族、瑶族和藏族共13个人口在一万到十万之间的中等群体。正如共产党预计的那样，当地的确存在许多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对应的族称。

但在这27个群体之外，民族志地图就开始变得非常模糊了。登记显示人口在100至1000之间的群体有38个，而人口少于100的群体竟有92个。[12]全国共统计出400多个民族名称，其中有200多个来自西南边陲省份云南。[13]按照当时颁布不久的《选举法》，中国政府将面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一大群代表小群体的少数民族代表所充斥的困境。如果说邓小平和其他人最初就预料到七分之一的人大代表将从少数民族中产生，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比例会远远超过预期数字，达到大约四分之一。而且还有20个群体的人口登记仅有1人，这意味着还将出现某个少数民族代表仅仅代表他（她）自己的荒唐情况。[14]

普查结果使政府官员迅速警觉到自我分类的政策是无法运作的。政府决定，如果真的要将民族作为中国公民身份的轴心，政府就不能允许人民按自我意愿来决定其民族身份，必须事先制定一套官方认定的民族类别，供每个人从中选择。这些类别必须是互斥的、数量有限的、达到相当规模的，但也必须在当地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能够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

正是在这种现实面前，而非因为某个既存的方案，民族识别工作才正式启动了。1954年初，还有短短6个月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此时政府只有求助于中国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决定首先解决情况最复杂的云南省的问题，于是云南省民族识别小组于1954年春正式成立。

民族识别与中国民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民族学家曾被描述为"被共产党强加的科学所束缚的囚徒"（prisoners of the science imposed upon them by the Communist Party）[15]，并且往往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仆从。这种观点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倾斗争也许是正确的，但在新中国初期却缺乏适用性，对于1954年的民族识别计划来说尤其不适合。虽然这项计划的主管都是政府官员，如云南省副省长张冲（1900-1980）、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群杰（1912-2008），但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团队成员却是调查主管人。有三位学者更是在事实上监管了民族识别计划，即著名的人类学家林耀华（1910-2000）、语言学家傅懋（1911-1988），以及杰出的历史学家、云南本地人方国瑜（1903-1983），他们都是在民国时期（1911-1949）成长并完成专业训练的。[16]

政府给这些学者、干部分配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即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小组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多点调查，并最终形成一套有关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分类的提案。他们制定出的民族分类法不仅会影响到学术界，还将影响国家本身的人口构成。好在林耀华、傅懋、方国瑜--以及杨等非官方调查者--已经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制定出了一套精致的云南民族分类系统，在他们看来，民族识别就是其工作的一个延续。与中国早期的其他民族学家一样，他们是在20世纪30年代严酷的环境下进入云南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科学界放弃了东部沿海地区，撤退到民族成分极其多样的西南内地。作为自己国土上的难民，社会科学家们暂时搁置了他们早年对都市社会学和农村问题的研究，而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到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上，这产生了丰富的民族学调查，中国民族学的学术规范也由此诞生。在这段战时流亡期，学者们开始将云南看作费孝通所说的"文化的最佳实验室"，在这个地区中"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原始猎头者到复杂、个体化的城市居民--都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费孝通欣喜地描述从昆明郊区走到城区就像"在一天之内从波利尼西亚环游到了纽约。"[17]与非汉族群体毗邻而居，社会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处理这样一个问题：云南到底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又是什么人？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民族学要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凌纯声、马长寿、罗常培、林耀华等人开始为云南省的民族迷宫绘制地图。

据我在别处深入考察到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民族学家运用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分类法来开展研究工作。运用词汇比较法等来自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学者们开始将语言作为族性的表征，"语言群体"和"族群"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使用（以前分为"方言群体"和"民族支系"）。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家把他们在云南使用的分类理论追溯到英国殖民官员H. R. 戴维斯（Henry Rodolph Davies）那里。虽然戴维斯是一位业余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但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家认为他制定了云南最早的科学人口分类，中国社会科学家对这一分类只进行了微调。[18]在这些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界的核心人物，这种语言学方法也被带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这些跨越了1949年分界线的学者有林耀华、方国瑜、费孝通、傅懋、罗常培、马学良、杨成志、杨等人。这一代人在民国时期达到了他们的学术鼎盛期，此时已经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中占据了学术领军人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