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2009年国外社会学的族群研究回顾

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已进入"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格局发生了许多人们未曾预料的重大变化，许多地区性的冲突仍在继续加剧，许多现象人们在传统的思维逻辑中找不到答案。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为社会和民众提供符合社会实际状况、揭示社会发展深层规律，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究竟能够在什么范围和深度上把握人们的困惑和思索，能够在什么层面上为人们提供理解当今世界宏观走向和面对各种社会矛盾的令人信服的解答，人们期待社会学家们为民众和政治家们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思考问题的视角。

近几年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使中央最高领导人和全国民众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关系。在这样一个13亿人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国社会学家们必须担负起我们的历史职责，除了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也需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同时需要了解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遇到、正在面临的民族主义、种族与族群关系问题，了解各国对本国族群矛盾的应对办法及实践效果。各国社会科学家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归纳，毫无疑问是我们接触和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

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国外各学科的前沿进展进行综述性介绍，本文作者作为一个课题组负责"社会学"学科的进展介绍。2008年和2009年的"社会学"报告分别发表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的《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8》和《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高等教育出版社）中，由于这些报告必须涵盖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因此对种族-族群研究这一领域的论文只选取了部分进行介绍。本文是对2009年4种英文期刊关于种族/族群研究论文的完整介绍。我们选择了国外社会学界公认最重要的4本英文学术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J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SR）、《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Social Forces》作为向读者介绍的对象。2009年这4种期刊共发表论文204篇，书评207篇。其中数量最多的集中在移民与种族/族群研究这个核心领域。本文将对2009年这4个期刊发表的移民与种族/族群研究论文进行简略的介绍，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到2009年度国外社会学研究在种族/族群的前沿选题以及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命题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对这些论文的具体论证、所用数据和分析方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去查阅论文原文，因此，本文提供的信息可以被看作是这些论文的索引。

在21世纪，无论是领先进行工业化的西欧，是拥有古老文明历史的中国和印度，是由欧洲白人殖民者建立的澳洲和北美洲国家，还是从百年殖民地苦难中得到独立的非洲国家，可以说今天地球上如何一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多种族、多族群的社会。由于今天的族群格局是历史上迁移的后果，各群体通常都或多或少保持着自己祖先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许多隔阂、矛盾与冲突就是在这些传统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差异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些隔阂与矛盾如果能够被及时化解，这些矛盾就可以避免演变为街头骚乱和流血冲突。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化解种族和族群矛盾，并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强各个独立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努力达到各族的共同繁荣，从目前来看，唯一的恰当处理方针就是在各族成员中逐步把国家公民的政治认同建立起来、并使其成为核心认同身份，同时把各族的文化传统、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视做文化特征，在彼此尊重和平等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和谐共处。这应当是各国解决种族、族群、宗教冲突的唯一出路。

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移民国家，种族冲突和移民问题是几百年来困扰美国社会的最主要的核心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有关移民/族群的研究一直是美国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欧洲各国既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一现代国家形式的发源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吸收非洲、南亚和中东移民的地区，历史和现实使种族和族群问题成为美国和欧洲社会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社会学界始终高度关注种族/族群研究。

中国从秦汉以来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亿，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我国陆地领土的64%，民族关系问题至关重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学界以至除"民族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民族问题都缺乏必要的关注。一个最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这本书以"一级学科"为单元系统介绍我国大学2008年在各文科领域研究活动与成果，但是在全书十八章中，只有"民族学"这一章谈及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发展问题、民族经济和民族教育等专题，其他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极少涉及到民族问题。这本《发展报告》中的"社会学"一章只字不提民族研究，甚至"马克思主义"这一章也完全不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充分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对民族研究的系统性忽视，以及民族研究以"民族学"为依托与其他所有学科之间的某种隔绝。

自从1999年中央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体制、人口迁移、就业竞争、资源分配格局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对族群利益和发展机会进行调节的传统机制在新的市场机制下逐步失效，这些问题的积累必然导致民族关系出现新的矛盾。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已经向全体国民显示出了西藏、新疆等地区的民族问题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在21世纪，族群矛盾和民族分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威胁。因此，无论从学术创新的角度还是分析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角度，中国社会学家对种族/族群关系领域的调查研究必须给予更多重视，而向国内学者介绍国外社会学同行们对种族/族群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内的民族研究者提供更为宽阔的国际视角、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各种案例、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外国政府处理民族-族群关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毫无疑问这对于我们认识与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极为重要。

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篇）

1、柏林大学（Freie Universitat Berlin）的格尔哈兹（Jurgen Gerhards）和汉斯（Silke Hans）的文章《从哈桑到赫伯特：文化涵化与族群坚守之间的移民家长取名模式》（From Hasan to Herbert: Name-Giving Patterns of Immigrant Parents between Acculturation and Ethnic Maintenance）关注移民如何给自己孩子取名的问题。姓名往往标示了一个人族群归属。格尔哈兹和汉斯认为，当新移民家长为孩子取一个在迁入国社会里很常见的名字时，他们表现出与迁入国主流社会高度的文化同化趋向。相反，如果他们选择一个其原祖籍国常用的名字，他们所传达的则是努力保持其原属族群文化特征的信息。格尔哈兹和汉斯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德国社会经济研究所，包括了土耳其、西南欧洲以及前南斯拉夫移民的资料。作者试图说明，从取名的角度来看，文化涵化的程度取决于几个因素：祖籍国与迁入国之间的文化边界，移民被整合进迁入国社会结构的程度，跨族群网络，以及宗教归属等。

2、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 Alexandra Kalev的文章《分解玻璃罩：工作中的结构重组与先赋不平等》（Cracking the Glass Cages? Restructuring and Ascriptive Inequality at Work）关注女性与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Kalev指出，女性和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通常被隔离于低层的位置而且他们的贡献往往被低估。早期研究将职业成就看作是个人特征的结果，关于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试图将组织系统本身带到分层研究中，他们讨论人事部门如何将女性与少数民族安排到一些特定的位置上以及这些工作如何被贬低。Kalev指出，实际上，很少有研究关注职业隔离对机遇结构的影响，而这一隔离在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隔离的工作或职责可被视为"玻璃罩"，它制度化了工作晋升中的非正式藩篱。工作的组织系统特别是职位结构能够维持或侵蚀性别与种族劣势。围绕"团队工作"而重组的职员工作结构与弱化的职责边界能够提高女性与少数民族所具能力和所做贡献的可见度，从而减低他们在职业竞争中的劣势。而科层制的拥护者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宽松的岗位责任和对工作合作关系的强调反而会加深女性与少数民族的先赋劣势。Kalev的研究检验了上述两种观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雇主采用流行的团队工作并实施项目培训，先赋性不平等的程度确实得以降低。

3、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Arnout van de Rijt与康奈尔大学David Siegel 和 Michael Macy的文章《邻里机会与邻里变化：对Bruch和Mare 文章的评论》（Neighborhood Chance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A Comment on Bruch and Mare）是对密西根大学Elizabeth E. Bruch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Robert D. Mare 2006年发表的文章《邻里机会与邻里变化》（Neighborhood Chance and Neighborhood Change，AJS 112 [2006]: 667-709）一文的批评。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他1978年出版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一书中表明，即使能够容忍多样性的人群的人口数量占多数时，居住隔离也会发生。Bruch 和 Mare 在2006年的那篇文章中，试图挑战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指出，只有个体的偏好选择遵从一定的阈函数时，高度的隔离才可能发生，他们指出，即使个体对于邻里中我群的轻微变化很敏感时，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没有发生隔离的情况。Van de Rijt, Siegel, 以及 Macy重复了他们Bruch 和 Mare的模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经验函数导致的是隔离，而非整合；而其线性函数，只有人们居住的选择充分满足随机原则时，才可能导致隔离的发生。

4．Elizabeth E. Bruch和Robert D. Mare的文章《隔离的参数选择与路径》（Preferences and Pathways to Segregation: Reply to Van De Rijt, Siegel, and Macy）则是对Van De Rijt, Siegel, 以及 Macy文章的回应。Bruch 和 Mare承认了他们2006年文章中对个人选择是否搬迁以及往哪里搬迁造成影响的连续函数的错误，但是他们也强调，尽管存在这一错误，2006年文章中有关个人偏好对隔离动态的影响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5、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 Lauren J. Krivo和Ruth D. Peterson与波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Danielle C. Kuhl的文章《隔离、种族结构与邻里中的暴力犯罪》（Segregation, Racial Structure, and Neighborhood Violent Crime）关注种族居住隔离对暴力犯罪的影响。Krivo等人的文章，运用结构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与城市劣势（urban disadvantage）的研究路径，在不考虑种族/族群构成的情况下，讨论城市种族居住隔离对城市邻里中暴力犯罪程度的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