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人口闯关失败，中国将重蹈日本覆辙

4月14日，人文经济讲座第十期在北京成功举行，著名人口学专家、人文经济学会理事梁建章博士做了题为“人口与创新”的精彩演讲。

梁建章结合实证研究数据指出，由于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年龄结构效应的存在，人口对创新、创业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梁建章认为，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已经低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亟待完全放开生育或鼓励生育。

以下是梁建章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人文经济学会提供的这个跟大家分享交流的机会，尤其要感谢几年前我在做人口研究时茅老对我的支持，他帮助我做了很多关于人口政策方面的呼吁跟推动。

今天讲的题目是“人口与创新”。第一个问题，创新为什么重要？当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研究已经很多了，因为创新可能是一个国家变得富有的一个关键因素。大家都是经济学的爱好者，不妨回顾一下，一个国家变得富有需要哪些要素？这个问题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当然，很多条件都很重要，比如要有稳定的政局，完善基础设施，发达的金融体系，优质的教育，浓厚的创新氛围等等。这些要素都非常重要，但哪个实现起来最难？我们不说非洲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因为它缺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来看一下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一般而言，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前面几个条件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像政局、基础设施、金融、教育等方面的条件都能做到。比如泰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大学生比例也很高，教育也基本上能够普及到相当的人群。但是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创新能力，所以中国未来能否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还是要看创新能力如何。

因此，我们马上可以追问下面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制度或什么样的条件能够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刚才茅老也提到了，中国人一直有一个情结，工业革命以后的两三百年，西方有这么多的科技创新，但中国却完全落后了。其实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之一，至少一千年前中国是领先世界的，比如当时的赵宋王朝非常富有，最繁华的城市也在中国。为什么西方在进行工业革命时中国落后了？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个也需要从创新的角度去研究、去发掘，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的。这个我们先不讲，留到最后去总结。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讲的话，创新的速度是在加快还是在减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你怎么衡量创新。实际上我们知道，创新的速度是在加快的，不是爆发式的加快，而是在稳步加快。虽然说每一个创新都是意外，但总的来讲，创新的投入越多，它的速度也就越快，产出也就越多。先不说别的，单从创新的投入来看就在不断增长，等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些数字。

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创新的难度也在增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看几个关于申请专利的数字：从专利申请人的年龄来看，申请者第一次申请专利时的年龄越来越大。而从跨界的角度看，跨行业申请专利的概率在降低，也就是说人变得越来越专了。但是又有一个现象，每个专利上面的共同发明者在增加，一个专利以前可能就一两个人一起申请，现在可能是四五个人。

这些信息说明了什么问题？实际上创新是越来越难了。为什么？这个其实也很自然，人类的学问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大树不断长高，像一个巨人一样不断长高，要在巨人肩上创新越来越难，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现在你想搞创新，一般都要念到博士，不到30岁也得二十大几了，而且越来越专。以前可能还有达芬奇这样的大师，在好多学科领域都有成就，现在的博士肯定是只能在一个很细的专业发掘。

但同时，创新又是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往往是你在组合了几个不同的学科才能得到的意外发现，对跨界的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了，虽然你有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专业的知识，但是对跨界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平均每个专利的发明者人数在增加，合作的人数在增加。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创新是越来越难了。未来机器人能否创新是另外一个话题，现在先不讲。当然，如果机器人真的能够代替人来创新的话，那真的说明机器人是比人聪明，但现在还看不到，机器人能干别的事情，但是创新似乎还只能是人来干。

创新现在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到底什么因素能够加快创新的速度？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来加快创新？很多学者、研究者都花了很多心思去研究，但实际的研究成果是不太理想的。我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经济，斯坦福本身就在硅谷，是创新创业非常活跃的地方，我自然想学这个学科，但看看过去经济学领域对创新的研究，其实是很少的，只有很少的理论涉及。而且一些现有的观点也并不一定都被数据论证过，比如教育对创新到底有多少的影响？很多人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利于创新，但实际上很少有真正的数据驱验证这一点，创新似乎是跟教育没有太大关系，无论是教得再好或者教得不好，对于孩子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企业家似乎没有太大关系。既然创新和教育没有太大关系，教也教不会，那还教什么？创新的课没法教。

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创新？其实政府也很难起很大的作用，我们现在在搞供给侧改革，意思好像是要鼓励创新，提高效率。但其实政府能改什么呢？除了喊口号号召万众创新以外，其实也很难做别的事情。创新是一个意外，没有办法预测，如果政府偏向某个行业，认为这个行业肯定是未来的方向，去花钱扶持这个行业，反而很可能是错误的。比如以前中国政府就花了很多钱去扶持新能源领域，也亏了很多钱。实际上，政府只能让创新者或创业者自己在市场上拼搏，最后让市场来决定谁是胜出者。所谓的供给侧理论，其实是政府干预越少反而越有利于创新。上世纪的美国总统里根也搞过供给侧改革，里根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减税，减小政府规模，把钱留给民间，让创业有更高的回报，这是在通过减税的措施来鼓励创新。当然政府是不大愿意听这个的，这个改革比较难。

当然了，关于创新也不是说没有一点研究成果，我的导师就曾在技能方面研究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创新跟创业有微妙的关系，关于它们的区别我们一会儿再讲。我的导师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他研究了斯坦福的MBA，发现那些选不同领域课的人最后有更高的概率成为企业家，比如有些人喜欢学一些看似无用的经济学，在MBA课里，经济学是最不实用的东西。比如学了金融、营销的人，比专门学金融专门学营销的人更容易成为企业家。这个是少数在技能方面对创新因素的研究，很有意思，实际上跟我上面讲的现在的创新更强调跨界是吻合的。而且创新的人有更强的求知欲、好奇心，喜欢涉足不同的学科，这个也是成立的。

除了上述的内容以外，确实很少有很明确的研究来指导如何去鼓励创新，当然，这确实也很不容易，如果容易的话很多国家都能办得到。还有两个可能的因素就是市场跟人口。市场跟人口也有关系，人口多市场就大。因此我今天主要讲后两个，也就是市场的规模跟人口的结构可能对创新有很大影响。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也是我在斯坦福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测量创新，现在中国的创新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平。关于创新有很多衡量的标志，比如从投入来讲，有R＆D的投入，从产出来讲有专利数量、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量或学术杂志的论文发表量等等。这张图蛮有意思的，如果用刚才这些指标去做一个综合的加权平衡指标，我们可以算出每个国家的创新指数。这里的纵坐标就是每个国家的创新指数，横坐标是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中间的每一个圈就是代指国家。圈的大小就表示这个国家的大小，在英语国家，国家大小一般是指人口的规模而不是指土地规模。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首先总的来说是一个正相关关系，越是富裕国家，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创新力越旺盛，这是很自然的，越是富有的话就有越多的时间去投入研发，去研究新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越有创新力可能越富裕，肯定是正相关的。

按照人均收入、创新力的平均状态，所有国家被分成了三大区域，最上面的区域是发达国家，最大的圈是美国，既很富有又有旺盛的创新力。然后，实线的两个又有两个大圈，上面那个圈是一些相对于它的人均收入，创新力很旺盛的国家，下面那个圈则是相对于其人均收入，创新力不旺盛的国家。在这里中国是最大的圈，中国在八千到一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创新力最为旺盛，远远超过同水平的国家。印度也不错，印度收入在2000美元左右，相对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它的创新力也是很旺盛的。

创新力不太旺盛的国家反而是拉丁美洲的国家，比如巴西。从图里也看得出，很多资源比较富有的国家，但是创新力不旺盛。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创新力都是非常旺盛的。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个观点，图上没有增长率的数字，如果你把增长率的数字放进去的话，如果你的创新力相对人均收入是超前的，那你的人均收入还有非常强劲的增长后劲。如果创新力落后于人均收入的话，肯定后劲不足，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从图中还能看出一个不是很明显的现象，圈越大的国家，人口越多的国家，它的创新力相对于它的收入水平来说更加旺盛一些。这个待会儿解释一下是什么道理。

下面来具体看一些数字，第一张图表现的是R&D占GDP的比例，就是创新的投入。中国是条蓝线，可以看出最近几年这个数字在非常快速地增长。最上面的黄线是韩国，从图中可以看出，韩国其实是后劲非常足的，虽然它现在还不是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但可以看出它的R&D的投入非常大，实际已经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下面的两条线是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一个是巴西，一个是墨西哥，他们创新投入比在十几年前就被中国超过了，现在更是远远落在了中国后面。实际上，从人均收入看，他们现在还比中国高一些，因此相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后劲、中国的创新力应该是很强的。第二张图是说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这部分中国也很强，现在已经超过了图上的拉丁美洲国家，接近到了韩国的水平。最上面的黄线是韩国。第三张图表现的是每百万人里面的科研人员数量，中国也是远远超过巴西跟墨西哥这样的国家。

刚才说了创新，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说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