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 谢建社：缩差、并轨与融合：G市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索

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重点解决的是农民工与城市户籍居民享有同城同待遇问题，即城市给农民工提供就业、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其实质是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性，关键在于“缩差”、“并轨”与“融合”的相互关联，建构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合模式，目的在于提升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融合模式；路径策略

创新农民工有序市民化融合模式是适应中国实际，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新型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代要求。有序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也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人类运动规律告诉我们，物质的系统结构或运动是有规律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即有序是动态的、变化的有序。同样，农民工有序市民化则是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各要素、结构、政策、制度和法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递进的过程。本文以G市为例，通过G市农民工市民化状况分析，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缩差”、“并轨”与“融合”三步曲模式。

一、问题与思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着力点就在于农民工市民化中的社会融合。

费孝通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率先提出了走小城镇化发展道路，并总结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经验。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的流向城镇，农民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由小城镇到大都市，中国城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然而，我国城镇化率只是在数量上不断提高，农民工同城不能同待遇，于是出现了“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现象。[1]值此，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国家“十三五”规划将着力统筹城乡发展，助推农民工有序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有序市民化说到底就是城乡社会发展与融合的过程，这个融合过程包含经济融合、心理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融合等方面。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融合过程不仅是推动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而且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公平正义的发展。但是，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融合面临着诸多制度上和管理上的障碍。因此，探索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的融合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G市在借鉴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发展的先进经验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努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理解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农民工，以积分入户、入学、入住方式，缩小城乡居民生活的差距、缩小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待遇和福利差距，寻找到一条“缩差”、“并轨”与“融合”互联的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的路径。

二、G市农民工市民化状况与分析

2014年6月至2016年4月间，本课题组成员先后多次深入G市区街、工会、企业、行业协会、社区相关人员进行实地调研，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根据研究人员的便利与可接近的条件，开展农民工问卷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1492份，获得有效问卷1415，占95%。

（一）农民工文化与就业状况及其分析

1、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我们2006年调查情况相比，在老一代农民工中，文盲、小学文化、初中文化的人员较多，初中及其以下占了82%，由于文化水平低，导致职业技能差，就业能力弱，这些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的环卫、保安服务业和主要依靠卖苦力的建筑业两大领域。而近年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已经超过75%。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

2、农民工就业仍以非正规渠道为主。农民工的就业渠道比较单一,主要依赖传统关系网络，依靠亲友和老乡找工作；同时辅之各种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帮助农民工实现灵活、即时就业。调查发现，G市的农民工大多数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实现就业，他们中的多数是通过亲友或老乡介绍，这种就业比例占我们被访问对象的80%，这说明农民工就业仍然依赖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处于自发的就业状态。

（二）农民工收入与消费状况及其分析

1、农民工经济收入。调查统计，有82%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2500元以上，仍有18%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是在2500元以下，除掉房租和生活费用，他们的收入所剩无几。而根据有关资料显示，2015年G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有6789元，这说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仍与城镇居民有较大的差距，农民工同城同待遇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2、农民工消费出现新变化。新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80%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活口，把挣来的钱多数寄回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则不可避免地参照城里人的某些消费方式，休闲消费和时尚消费开始升温，新生代农民工中仅有20%的人寄钱回家，这种矛盾处境构成了农民工消费方式的本质特征，反映了老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两种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冲撞，也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的农民工更加注重个人消费和相信自己的能力。

3、农民工对住房的选择。农民工的住房选择倾向，客观的展示了他们的真实住房需求。农民工为了节省房租，一般都是多个人合租，而且向城市郊区聚集。

（三）农民工的社会生活与社会适应状况及其分析

调查发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受到城市文明的影响，受到城市公共服务的惠及，其城市社会适应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总体感受是由最初的“难以适应”、“不太适应”，发展到目前的“一般”或“比较适应”的状态，几乎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规律。

1、农民工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农民工就业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政策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础。由于G市在加大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购买力度，其内容都涉及到农民工，包括农民工的城市工作适应、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及其子女教育等；所以，根据调查统计，87%的农民工对G市公共政策感到满意，84%的农民工对G市社会工作服务感到满意，98%的农民工对目前G市城市建设感到满意。但是，农民工也明显感受到了他们与城里人在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工作节奏等各个方面的较大差距，特别是在找工作、租房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不满情绪。租房是农民工在城市的主要居住方式，调查发现，只有63%的农民工对G市出租屋表示满意。[2]因此，农民工急切期待政府对出租屋的规划与治理，希望城市政府对出租屋给出一定的指导价，使得出租的价格既符合市场，又贴近农民工的实际承受能力。

2、农民工的城市消费和社会交往显现差距。第一，农民工既是城市现代化的建设者，又是城市生活的消费者。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加入了“月光族”的队伍，成为城市消费的一支新生力量，农民工的生活消费正在改变着城市消费的格局和生产方式。我们调查发现，75%的农民工放弃“月薪制”，追求“日薪制”，他们希望自由，打工有了收入，就在家里玩，等到钱用光了就迅速找工作。于是，出现企业“用工荒”现象，导致企业常年招工，G市因此产生了若干个“日薪制”劳务市场。[３]第二，农民工既需要建立正式的支持网络，又需要巩固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从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向正式的支持网络结合。在城市外务工的过程中，农民工通常是通过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寻找到就业机会，于是他们与老乡、同事的交往密切，而与企业老板和社区居民的关系较为疏远。调查发现，有97%的农民工认为与老乡和同事关系满意，而与企业老板和社区居民关系满意度却少10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及其分析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事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利益，是城市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加速，G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改革发展的排头兵，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中探索前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亦在不断形成。

1、农民工的就业风险与机遇并存。由于G市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加大产业的转型升级，低端企业向高端企业迈进，农民工面临技术能力提升的困境和就业的压力，甚至面临着一种被企业淘汰的风险。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市化的大舞台，年轻的新产业工人学习能力强，适应能力强，转型的能力强，对于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提升同城待遇，提升市民化水平无疑都是次契机。

2、农民工劳动权益缺失与维护同在。农民工在城市劳动，为城市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权益保护一直是城市政府关心的重要话题。G市专门成立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部门，通过积分入户，积分享有公共服务，通过一定的政策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但是，我们在“日薪制”的劳务市场中看到，农民工为了规避欠薪自发地走向“日薪”市场，表面上看是当天做工当天兑现薪酬，其实不知他们的劳动权益在无形中丧失。因为，“日薪”是没有企业能为员工购买社保的，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参保意识不强，他们参与各种保险的积极性不高，23%的农民工没有购买任何保险。可见，实现社会保险的广覆盖，将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正是基于农民工这种生存状况，G市政府积极探索农民工城市融合路径，即由低城市化率向高城市化率转变，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合模式。将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纳入城市化体系，不断改善农民工的生存质量，从而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合模式

G市坚持以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为融合主体，以城市社区为平台，以开展特色服务项目为突破口，有计划、分步骤、全方位推进农民工的融合工程，为我国的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道路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有效的示范经验。

G市农民工市民化走的一个渐进的、有序的发展过程，成功地找到一条“缩差”、“并轨”与“融合”的路径。“缩差”即在现行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下，不断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包括就业差距、文化教育差距、收入差距和身份差距。“并轨”即指在条件具备的城区，将农民工从农村制度框架转轨到城市制度框架下，实现农民工与市民同城同待遇的愿景。“融合”即指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过程中，能够获得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和资源。我们的调查显示，在G市农民工的的融合目标体系中，文化教育融合得分最高，为78.2分，第二是经济融合，为74.5分，第三为身份融合，为61.3分。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依旧处于血缘、乡缘和地缘阶段，这与城市居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社会距离，城市融合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于是，我们认为，根据农民工的转移程度、转移阶段分层分批有序市民化，通过积分入户方式给予政策与制度上的支持，建构公共服务的梯度推进机制。G市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是同城同待遇问题，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公共服务内容分为“底线均等”、“基本均等”两个层面，[4]并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基本均等”，从而提升农民工城市的融合度。

（一）缩差：夯实“均等化服务”基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