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我为什么要研究流动人口问题

作者注：本文系《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的后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一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

1994年8月2日，时年十七虚岁的我，离开家乡走上打工之路，先到苏南常熟而后到浙江宁波余姚，至今整整二十年了。

在涉世之初的少年时代，我做的是油漆匠，做了整整八年。

八年后，2002年9月9日，我进入浙江余姚市小路下村工作，这是我今生的第一个荣耀。时年我25虚岁、23周岁，大约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纪。

尼采――我喜欢的哲学家――呼唤的超人，是“一个伟大的蔑视者”。

鲁迅先生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

我呢，曾几何时，也很瞧不起身边的打工者。记得1996年下半年，我和两个打工妹在一起做工，最初三个月时间里我都不理睬她们，懒得同她们说话。直到后来我才转变了态度，因为她们每天和我一样从事辛苦肮脏的工作，而且一个下半年时间她们只花十块钱――其用途是来例假的时候买点卫生巾什么的。

走进小路下以后，我的生存环境好了很多，白天可以穿干净的衣服，晚上可以躺在床上――而不是趴在地铺上看书。

这时，我猛然发现，我曾经蔑视的、愤恨的、瞧不起的农民、打工群体、流动人口――他们仍然衣着褴褛、收入低微、工作卑微――导致其恶劣之现状、悲惨之命运的原因，固然有所谓“素质低”、“国民性”之类的道德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体制。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提出“相对剥夺感”的概念，认为一些底层精英进入主流社会后会更加感到不公平（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我认为所言甚是。反正从这时候起，我不再蔑视他们了，相反，我开始为他们的命运而忧虑，而同情，而愤怒。我在报纸上一旦发现相关的报道便会剪下来，在我目前搜集的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研究文献中这些是最早的，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便是所谓的“文献研究法”。

在九十年代，我的思想是广泛而又玄虚的，除了哲学问题、人性问题、爱情问题之外，我还非常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但2002年之后，我的思维开始聚敛，我最关注的问题只剩下了一个，哲学也罢，人性也罢，爱情也罢，自由民主平等也罢，国内国际大事也罢，都从进城农民身上来思索，都从流动群体身上来审视。

梁漱溟先生认为，他不是什么学者或者思想家，而是一个问题中人。

岂仅是梁先生，我亦然耳。

我之所以关注农民工，研究流动人口问题，说到底，在于我本身就是一个流动人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由于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自己的命运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所束缚，所以我必须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

二

我真正想到要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流动人口问题，始于2004年。

这一年8月，我接待了一些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生。我同他们在小路下朝夕相处了一个星期。他们都是北大的，科班生；而我是浙江大学的，自考生；他们学的是政治学，而我学的是文学。

我们各有千秋，他们不如我的，是经历和才华。我不如他们的，是学问，确切地说，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学习方法。

但我们彼此相惜，因为青春，因为理想。

在2004，涉世十年之际，27岁的我，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

我开始获取荣誉，先是获得“余姚市首届十佳外来务工者”称号，此后又当上“余姚市十大优秀青年”。我频频出现在余姚宁波浙江的报纸和电视上，老家安徽的省报和安庆的市报也报道了我的先进事迹，中央媒体也准备采访我。余姚一位市领导给我写批示，宁波一位领导打电话让下属“把王辉给找到”；还有一位市委官员甚至在晚上跑到我的办公室说“王主任有空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后来则决定让我到他的部门“实习一段时间”。

一时之间，我开始暴得大名，成为媒体和地方官员所欣赏的典型。

如果体制健全一点，那么在这一年，我很有可能进入政府机关成为一个有编制的公务人员，至少混个“临聘人员”当当――有镇领导曾以此席相邀。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做出另一个选择――这一年的11月，跑到一家餐饮企业当经理――并为此狠狠地、狠狠地摔了一个大跟头。

2005年4月，我又回到了小路下。如果不是小路下的“皇恩浩荡”，如果不是此前我在小路下做得非常出色，那么，我将无路可退，也许只好重操旧业，去做油漆匠了。

我有时候很敏感，可我的自尊心不强，也并不自卑。但这件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此以前，每每碰到可喜可贺之事，我立即舞之蹈之，在此以后，我先要习惯性地痛苦一下，然后才能高兴起来。

这是我的耻辱，人生的第一个耻辱。

严格地讲，我的耻辱，我的失败，主要是客观环境所导致的。但是孔夫子说得好，君子反求诸己。我认为此番受辱，同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有关，此前十年――1994至2004，我的阅读与写作，主要是文学的，人文的。

中国的文化，自先秦以来便以人文为主导。中国的政治，有一个伟大的文官传统，即政府官僚都是经过诗词训练的文人，其中不少都是伟大杰出的诗人、画家、书法家。中国的皇帝君主亦是这样，例如乾隆皇帝就是一个诗人、书法家、收藏家，据说，他对西洋画也有浓郁的兴趣。试想，如果乾隆皇帝――像同时代的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一样――对于法学、数学、统计学有兴趣，那么，当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访华时，他也许不会完全拒绝建交通商的要求，因为后者所带来的西方知识正是大清王朝所缺少的。

到了五四时代，中国的现代启蒙尽管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但仍然还是以文学为主导，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是文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

到了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的启蒙，依旧以文学为主。

众所周知，这两场伟大的启蒙都在狂飚激进中以悲剧拉下帷幕。何以至此？我认为，这同以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同社会科学的缺席，有很大的关联。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何会发生大革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初的俄国为何会发生激进的政治运动，同这样的文化传统也有关，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都对此作过很好的研究，一个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中国学人傅铿――在其《知识人的黄昏》一书中――也对此作过很深入的反省。

2005年上半年，在反思之后，我向北大朋友提出：学习政治科学。我当然还在为“祖国”、“民主”“自由”“平等”等词汇而激动，但我准备用清晰的逻辑、理性的思维、严格的程序，去论证它们、分析它们，而不仅仅是用音乐、用诗歌、用口号来标榜。

当我决定学习政治学时，只有北大的一二知己知晓，我身边的其他人一概不知，我怕太多的人知道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干扰。尽管社会科学在九十年代已经在中国兴起，但这是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高校象牙塔内的大传统，在地方的知识氛围和小传统里，所谓“写作”、“才华”都是文学化的。中国各地县市都有一个官方性质的文联与作家协会，并且有着几十年的传统。但直到2010年，我所在的余姚市才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此举据称还是开创县市先河。

三

2005年上半年五六月份，北大朋友给我寄来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一套政治学核心教材。

从这时起，我认真啃读这些教材。我的学习从文学化转向了学术化。我每年要看100多本书，但重点不再是诗歌、小说和散文，而是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屈原、李白、王维、杜甫、鲁迅、沈从文、老舍、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路遥、巴尔扎克、泰格尔、马克?吐温、契诃夫这些文学家渐渐淡出我的视线，亚里斯多德、洛克、马克思、韦伯、费正清、涂尔干、帕森斯、伊利亚德、伯尔曼、福柯、贝尔、阿尔蒙德、裴宜理、费孝通、萧公权、瞿同祖、余英时、钱穆、杜维明、徐勇、高华等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开始成为我敬仰的对象。

我开始广泛地搜集文献资料，且如愿购买了一两百本以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专著。

我的办公室订有四份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宁波日报、余姚日报，凡是关于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消息，我每天都剪下来。此外，每当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政府报告和学术论文，我会随时下载、打印，并保存到单独的文件夹。感谢网络时代，它最大程度地弥补了我没有机会去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的局限。

从2005到2008这四年间，我主要是看书，没有动笔做论文。2009年初，我从民政部网站看到有关农村社区课题的招标公告，便大着胆子，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3万多字的《新宁波人的社区参与》。这是我平生所做的第一篇论文。几个月后，我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特快，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荣誉证书，盖着民政部印章，上面的文字显示，我的论文获得了一等奖。

我平生第一次写论文就获了奖，而且是所谓的省部级课题奖，可谓不鸣不则已，一鸣惊人。

2009年，我完成第二篇论文――《小传统的冲突》。一年后，这篇论文在宁波市社会科学界首届学术年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是2010年5月到福建师范大学，所参加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与社会分层”学术研讨会。

福建之行后，我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术会议。我每次的学术报告，都能在会上引发共鸣，获得反响。不夸张地说，很多时候，我的确是“语惊四座”。

据说，学术界的最高认可，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对我来说，最在意的并不是发表――区区一张薄纸载不动许多愁。而参加会议，和十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教授、研究员坐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息息与共的学术气场，就能让生命与学术、知识与身体真正相融。

四

我之学习政治学，研究流动人口问题，还同我的人生理想有关。

吾乡安庆枞阳，乃桐城派故里，乡风历来崇文尚武。童年时代，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武林高手，学会一身绝技，行走江湖，除奸锄恶，打抱不平。

1994年初中毕业之际，极度痛苦的我，立誓要自学成才。此后，“功夫梦”渐行渐远，最终，我弃武从文――“彼以剑锋未竞之业，而今吾以笔锋竞之”。

当我立志自学成才之初，我的知识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从1994到2002这八年间，我大概读了500本文学书籍。到2004年，我加入了余姚市作家协会，又四年后加入了宁波市作家协会。但这时，我发现中国的文学界对于农民工问题非常冷漠。直到2007年前后，王十月和郑小琼才进入中国的文学主流――但他们是在打工文学的起源地广东珠三角，而我所在的浙江只到2010年或2014年前后才有两三个打工作家例如李明亮、陈向炜加入省作协和中国作协。

相反，从1990年代起，在社会科学界，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