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

说明：该文是在我以前那篇《从金融危机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基础上修改而成，这次是正式发表。

2008年末，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冲击了亚洲经济体。照理说，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市场，不应该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中国却受害甚大。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一定时期内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高达70%，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消费萎缩，需求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减少，中国很多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关闭。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出现新的失业潮。很多学者认为幸亏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否则这次失业潮会更严重，由此认为中国应该坚持不动摇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本文从人口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和消费结构，得出了与主流经济学家及人口学家截然相反的结论：计划生育导致内需不足，反而会增加就业压力，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之一是缓解就业压力

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认为僧多粥少，就业压力大。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陈云、陈慕华为代表的计委系统首先提出的。陈云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减少人口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1979年6月陈云在给老部下陈慕华副总理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提出来五条具体建议 。

邓小平同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报告时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981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说：“人口多也是个负担。娃娃长大就业，一年就在七八百万。”

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田雪原（中国社科院首批47位学部委员之一）1981年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 。

自由派学者何清涟等学者在很多方面持“不同政见”，但在计划生育上却与政府高度一致。她也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导致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因此坚决支持计划生育。

现在很多人也用就业压力作为理由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着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2005年还认为，宁要老龄化，也不要不充分就业 。殊不知，欧洲各国的经验表明，老年化不但导致劳动力短缺，也增加就业压力 , 。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一定能胜任，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就像计划生育引起性别比失衡一样，今后一方面出现“女人不足”（年轻），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 ，加上部分女性单身，意味着今后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另一方面，又出现“女人过剩”（老年），女人比男人长寿（比如寿命已经比较平稳的西方国家，1992年男人平均预期寿命为73.7岁，女人却为83.8岁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大量老年女人将老无所养，成为“过剩”人口。总不能要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娶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吧？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30年来，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这还很不够。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还得坚持下去，绝不能让人口拖累未来” 。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就业压力大” 。

在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正在为老年化而忧心忡忡，并提出鼓励生育的时候，而被外界称为当今中国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却认为“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提出要实行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最终达成“城乡一胎”，并以此来较快“先控后减”总人口 。他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他的依据之一就是少生孩子减轻就业压力 。

计划生育导致中国“未富先老”。中国目前只有1.6亿60岁以上人口，只有4000多万城市退休人员享受社会养老（其他3/4老人靠子女养老），但是养老金缺口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4了 。而今后是4亿老人等着社会养老（因为他们只有一两个孩子，没有足够的子女来赡养他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考虑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都提高到65岁以应对今后的养老金危机 。笔者认为，如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 。笔者的该文被人民网推荐到首页 ，并在网上展开热烈的讨论。但是国家计生委系统的学者却反对人口政策调整，马瀛通教授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

可见，“减少人口缓解就业压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

二、计划生育导致就业压力加大

其实“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2007年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6%；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2007年阿根廷失业率为8.5%，印度为7.2% 。

有人说，日本人口只有1.27亿，购买力却超过4万亿美元，比人口11.4亿的印度还要多，因此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数量。其实作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比如，穷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高技艺、高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总不至于里三层外三层穿一大堆廉价衣服吧？日本4万多亿美元的购买力只能提供0.67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3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却能提供5.1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以购买力计算，印度2007年人均GDP为 $2,600，这个购买力大概可以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的一年就业机会；日本2007年人均GDP为$33,500，但是也只能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一年的就业机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不能理解“两个铁球”原理。

笔者在《大国空巢》第13章中已经分析，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家庭人口结构畸形所继发的家庭消费结构畸形是中国经济问题（包括失业问题）的根源。失业问题是因为产业结构的改变，减少新生人口并不能缓解失业压力，反而增加就业压力。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工农业需求，如果没有第三产业，70%以上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 。

农业社会累死累活还难以维持温饱，无节假日，也没有失业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衣服、电视、洗衣机、玩具等，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机器淘汰人力；“失业”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在失业压力的推动下，工作时间越来越短，节假日越来越多，社会福利越来越好。可见，失业是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的产物，而如何解决失业是改良政治制度的动力。

古代农业社会失业率低，现在第三产业失业率也低，是因为“一对一”供给和消费，生产与消费容易和谐，失业率低。而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目前处于这个阶段）引起的失业问题最严重，制造业最容易出现失业，因为一个生产者供给多个消费者（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少的生产者就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每个人都有需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满足别人的需求，总是有失业压力。

只要有失业，就有“人口过剩”的舆论。但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加3倍，失业率高，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但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 美国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加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33年美国人口1.24亿，高达1/4的劳动力失业。2006年人口突破3亿，但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战后日本人口达到8千万，开始提倡少生。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千万。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多出了50%，却面临劳动力短缺。中国2005年产业结构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 。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还未完成，就已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已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从这次金融危机可见，中国目前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其一，国内充足的劳动力。而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这些时间出生的庞大人口成为劳动力，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依靠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而是人口，是充沛的劳动力资源。

其二，稳定的国际市场。二战之后发达国家都出现婴儿潮，这个婴儿潮推动了消费，进而推动了生产，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几十年的黄金时期。年轻的劳动力结构促使这些地区不断进行产业升级。1960、19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19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现在相当，当时日本中位年龄只有20出头（而中国2008年中位年龄已经有33.6岁了）；日本在1975年中位年龄还只有30岁。由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在低端产品上为台湾、韩国等地腾出市场，为这些等地区的崛起带来了机遇。1980年代之后，中国逐渐接手低端工业产品市场。

这些充足的劳动力加上广阔的国际市场奠定了中国三十年的繁荣。但是中国这两个优势都在逐渐丧失：

第一，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只有1970年左右的一半，也只有印度目前每年出生人口的一半， 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而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由于年轻的人口结构，正在接手低端产品市场，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竞争。

第二，国际市场正在萎缩。除了美国以外，其他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遭遇了几十年的低生育率，人口结构正在老化。根据2008年的《世界概况》，2008各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美国36.7岁，澳大利亚37.1岁，挪威39岁，葡萄牙39.1岁，法国39.2岁，英国39.9岁，荷兰40岁，加拿大40.1岁，瑞士40.7岁，西班牙40.7岁，瑞典41.3岁，比利时41.4岁，奥地利41.7岁，意大利42.9，德国43.4岁，日本43.8岁岁。

由于需求和消费信心不一样，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婴儿潮人口推动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但是现在除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外，其他发达国家中位年龄都在40岁左右或以上，逐渐丧失了产业升级所需要智力和体力基础。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由于一方面有后发优势，一方面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产业升级能力在上升，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档次差距正在缩小。比如1980年代，冰箱、彩电等家电还算高附加值产品，中国需要为日本出口大量的服装才能买回日本的家电；但是现在中国家电的质量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