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为九亿小农说话――《小农立场》前言

本文为贺雪峰为新书《小农立场》所作前言。作者透过自己最近10多年来的全国农村调研，认为只有站在包括中农在内的小农立场上来看农村、理解农民、出台农业政策，中国三农问题才有出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希望。观察者网特此转载此文，以飨读者。

一

中国最被忽视最发不出自己声音来的群体，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这些小农，老实本分，种自家的人均一亩三分地，过平淡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但小农不仅仅只是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正是小农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正是小农为中国快速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性条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状况，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小农立场，就是中国立场，就是国家立场。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就不只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考虑问题，而且是站在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基础一边考虑问题，就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场考虑问题。

以户籍来看，当前中国还有大约9.5亿农村户籍人口，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按居住地算，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0%，其中差异是有2亿多农村户籍人口进城务工经商，这部分人口被统计为了城市人口。这样，留在农村的还有大约7亿人口。

留在农村的7亿人口中，因为大部分青壮年人已经进城务工经商，而有明显的386199特征。可以细分出两种主导的务农群体，一种是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小农群体，一种是以中青年人为主的中农群体。小农群体占绝大多数，主要经营自家“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承包地。中农群体也是小农的一部分，人数不多但很重要，这些中农，因为父母年龄太大，或子女年幼，或其他原因无法外出务工，他们又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或其他方式获得适度规模的经营条件，这样，他们可以在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又可以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中，大约一半收入来自务工，一半收入来自务农，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家庭都既有务工收入，又有务农收入，这样的农民家庭存在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相对来讲，年老父母进城务工已无优势，在家务农的机会成本就很低，他们务农就不计劳动成本。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目前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超过50%，这是历史性成就），务农的体力要求并不高，而农业随季节展开，真正农忙时间很短，一年只有1~2个月的农忙。农闲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展开自己的社会生活和人生意义。

与中老年父母不同，年轻子女的天性是爱热闹，喜新奇，他们魂牵梦萦的是城市生活。他们因此进城务工经商。年轻人进城，不仅仅是获得就业和收入，而且是要在城市过把瘾。因为家中有父母，未婚年轻人进城务工，一般都是“月光族”，只有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带回家过年。春节后，还要向父母借路费外出务工。年轻人不懂得积储的消费习惯不好，他们可以有这个习惯的心理上的安全感则很重要。

随着结婚成家，进城务工年轻人生活压力逐步增加，打工不是旅游而是要养家糊口，打工就有了积蓄。打工积蓄加上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再加上父母在农村消费低，且父母可以在农村帮助带孙子，这样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也就成为当前典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重要特点是，进城务工年轻人对务工工资有着极强的接受能力，且他们有很强的选择性，其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减少，他们还可以返乡，返回农村生活一年半载。其中年龄比较大，外出务工很多年，又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一些农民工从此完全地返乡了。

中国目前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不仅让中国劳动力廉价，而且供给弹性极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具有无比优势，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且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种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危机和就业波动的能力。这正是中国借全球化之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离开小农经济，离开留守在家中老年父母的务农收入，在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中国创造”大规模发育起来之前，“中国制造”的优势就会丧失竞争力，中国就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里去。

且这样一种结构，不仅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能力，而且，因为农民工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他们有乡可返，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留城还是返乡，就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城市内未出现明显二元结构的国家。这对于中国在发展中保持稳定与秩序，对于中国可以顺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除了主要经营自家承包地的以中老年父母为主的小农经济以外，农村还有一部分相对强势的中农群体。具体地说，随着大量青壮农民进城，他们的承包地，一部分留给父母耕地，还有一部分以很低的价格流转给仍在农村从事经营的中青年农民耕种。这些中农家庭，一对夫妇，耕种20~30亩地，或承包一口鱼塘，经营小商业等等，总之是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又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的农户。这样的农户，经济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全在村庄，他们就成为村庄中的核心和骨干。

在当前农村，这样一种仍然留在村庄经营的中青年夫妇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农，中农占农户的比例一般在10%~20%，比例不大，但十分重要。以中农为骨干，以老人农业为基础，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十多年，农村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农村的这种中农也是小农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要求、愿望与小农没有差别。他们是农村中最有能力、最活跃、最愿参与村庄事务的群体。

笔者以为，只有站在包括中农在内的小农立场上来看农村，来理解农民，来出台农业政策，中国三农问题才有出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希望。否则，几乎一定会出乱子。

二

遗憾的是，目前媒体、学界和政策部门，均极少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对小农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不理解，不重视，而往往是站在抽象的意识形态甚至特殊利益群体立场看待问题。列举如下：

毛主席曾批评中国传统社会戏曲舞台上全是帝王将相，当前中国电影电视上，最多的主题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再就是讲述中产阶级的小资梦想。工人农民的形象极少，题材极少。在这方面，对工人农民的报道尤其是对从事粮食生产的一般农民形象的讲述，电视电影上几乎没有。这与改革开放前形成鲜明对照。

报纸和网络媒体也极少有农民的形象，其中尤其缺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形象。取消农业税前三农问题十分严峻时，媒体有很多对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的关注。此后，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民就从媒体上消失了，农民抽象地被弱势群体的符号所代替。而这个代替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错位，就是其实并不一定弱势的城郊失地农民成功借用弱势群体的形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据报道，全国50%以上的农民上访与征地拆迁有关。而征地拆迁所涉及的农民数量只占全国农民的5%左右，5%的涉及征地拆迁的城郊农民，上访量竟超过全国农民上访的50%，这样，城郊农民的上访和所谓抗争，就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当然也引起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最近10年，因为城郊农民征地拆迁中出现的普遍冲突，在维稳压力下面，地方政府一再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很多地方的失地农民所获补偿已经相当高了，但媒体仍然将农民弱势群体这个符号戴到城郊失地农民头上。失地农民问题，笔者在《地权的逻辑II》一书中有专门讨论，此处不再展开。

在笔者调研的绝大多数农业型农村地区，农民是希望失地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征地拆迁分享到农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遗憾的是，全国90%以上的农地只可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不能用于城市建设。

农民工也很少引起关注。城市到处都是农民工辛勤的身影，但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困扰，他们的未来。

陈锡文在一个讲话中透露，按有关部门2011年的统计，“2011年，进城农民工加入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16%多一点，加入城镇医疗保险的比重18%多一点，加入企业工伤保险的比重最高――27%，加入当地失业保险的比重比较低，只有9%多一点儿”，（陈锡文：土地改制不能丢原则、变方向，《东方早报》2012年11月30日），这个统计数字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农民工进城，他们都希望自己能留在城市，但他们也知道很难留得下来，留下来也很难体面地生活下去。他们因此很困惑将来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幸好返回家乡的空间还是有的。这个底线可以让他们不那么焦虑，他们还可以在城市慢慢地寻找机会，碰碰运气。

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部分，按次序来说，最受到关注的是资本下乡、富人治村。

在任何一个地区，上级领导参观，地方领导联系，都是那些有特色尤其是有能人的乡村。这些乡村引起地方领导人的极大关注，这些乡村也因此获得了远多于一般农村的资源投入。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资本下乡和富人治村，地方经济发展快，农民也可以从中得实惠。这是双重好事，如果这样的模式可以推广，岂不是很好。

遗憾的是，几乎自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以来，中央年年都要提倡让农民调整经济结构，要增收致富奔小康，要由基层组织带领农民致富，而全国几乎没有复制成功的调整结构和带领致富的例子。现在农民主要增收来自非农业，农业中，70%耕地仍然要种植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种经济作物收益高，风险也大。没有风险，农民都会去调结构种经济作物赚大钱，经济作物的生产怎么会不过剩？菜价怎么会不波动？

与地方政府希望将个案的致富典型人物与村庄推广普及一样，农业政策部门所关心的也大多是下乡资本的利益、农业种植大户的利益、规模经营主体的利益、乃至农业科研院所的利益。这些人和机构具有远高于一般农民的行动能力和影响力，有能力与政府和部门建立联系，政府和部门也愿意靠这些人和机构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其结果是，农业部门不是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思考对策，出台政策，而是站在大户或资本的立场上了。仔细看最近十年出台的中央农村政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不难。比如所谓三化同步，所谓推动规模经营，所谓扶持现代农业，都是如此。中央支农资金的流向也是如此。

中国小农经济的最重要基础是以农户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其中统起来的核心是村社集体，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当不同的一点，东亚日韩等国以及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在这一点上也不相同。村社集体的有效运作，要依靠村支部和村委会。但作为农村基层组织主要建设单位的党建系统，提出的基本的党建路线是“双强双带”，即农村党员干部要带头致富，带领农民致富。这个路线下去的话语，就使不是富人的党员不能当村干部，而富人党员的经济利益甚至社会关系都不在村庄，他们当村干部不过是借用村干部的职位来进一步谋取利益。

富裕本来就意味着有资源，富人一旦当上村干部，他们在村庄内就几乎不再能受到制约，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就可以将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资源与自己特殊利益对接起来，而不是与一般农民需求对接起来。正是因此，虽然党建的“双强双带”话语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方向，全国却几乎没有富人村干部带领农民致富的例子。这就说明，我们党建话语的方向是有问题的。

因为媒体、学界、政策部门没有站在小农立场上关心和思考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