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村老年人为什么选择自杀――湖北京山农村调查随笔之二

作者:发布日期:2009-08-14

「贺雪峰:农村老年人为什么选择自杀――湖北京山农村调查随笔之二」正文

一、

2008年国庆到京山县沙岭湾村作为期半个月的调查,最难过的是发现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之严重,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调查的沙岭湾三组,总共只有30多户,最近20年却有10多例老年人的自杀。调查期间,全村有三例老年人死亡,全为自杀。问村里的老年人,最近他们所在村民组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有两个老年人的回答是,他们村民组最近这些年就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略有不同的是,有的老年人是因为得了重病而自杀,还有老年人则是因子女不孝而自杀。因为自杀问题比较敏感,我们也不方便老是追问。从所获资料估计,有些村民组可能有一半的老年人是自杀死亡的,全村老年人自杀率估计也是高得惊人。不仅是沙岭湾村老年人自杀率高,而且本次调查的孙桥和曹武两镇10个村,其他村老年人自杀率也都很高。沙岭湾三组徐姓老人,今年60岁,身体健康,是全村公认豁达健谈的老人,说话幽默,记忆力又好。他说自己20年前认为上吊自杀的人都是傻子,而现在则认为他们都是明白人,明智人,因为有病无钱医。人老了,吃不起这个亏,受不起这个罪。人总有一死,不如一死。他又说,我认为自杀是自愿,病痛折磨,又要劳动,关键是没有意义,那还活着干什么?

二、

任何一个健全的文明都会发展出一套针对死亡的文化来,因为任何社会及任何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正是一个健全而健康的文化,可以让这个文化的成员可以泰然面对死亡。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也是有这样的应对死亡的态度的。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况京山农村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是远高于温饱,农村老年人很少是吃不饱饭的。即使生病,也并非不可以再拖一拖。为什么京山老年人这么轻易地就选择了自杀呢?

要理解京山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首先要理清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起的后果。问题是,京山老年人自杀后,往往引不起任何后果。有老人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这话虽然有点过,却很说明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发后果的实际情况。我们查看历年来沙岭湾村老年人死亡的登记,除个别例外,几乎所有老年人死亡都登记为正常死亡,而据我们调查,其中大约1/3的老年人是自杀,或上吊,或喝农药,而不是正常死亡的。在沙岭湾村,若老年人因病自杀,则这样的自杀是算不上自杀的。村民认为的自杀,一般指身体健康但子女不孝、生活无着所导致的自杀。即使子女不孝导致老年人自杀,也不大会对子女造成严重后果。首先是,从来不会发生老年人(如果是女性的话)娘家人过来讨说法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至少我调查的沙岭湾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其次是村民并不会因为老年人自杀而谴责他的子女:那是别人的家事,其他村民似乎没有理由会干涉别人的家事。甚至,村民中往往会流传对自杀老年人不利的舆论,比如说,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太好强了,太多言了,太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媳妇的坏话了,而全然不顾这个自杀老太太说的是否事实,及是否在理。老年人自杀了,但在村里似乎引不起反响,没有涟漪,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去问为什么而死。而老年人自杀后,子女似乎也很少有人有内疚感,更不用说负罪感。老年人自杀后,他们的子女按一般程序来操办丧事,完成任务,然后再正常地过自己生活,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什么也没有改变。

老年人自杀,采取的也往往是没有任何反抗性的自杀,自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子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死亡以外的目的,自杀就是为了解脱自己,就是认为自己活着没有意思了,老了、病了,没有用了,该死了。老年人往往是悄悄、平静地自杀。上海大学的李晨说,老年人没有任何反抗的自杀最可怕,因为一点震憾性的力量都没有。是的,京山老年人的自杀并不表达他们反抗什么,他们已经心死。他们并不是要反抗,所以他们静悄悄地自杀,他们的自杀除了他们自己的死亡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改变,自然也产生不出震憾性的效果。在村庄中,老年人自杀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甚至不再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

三、

为什么京山农村老年人会如此普遍及如此没有反抗地自杀呢?

首先,这与京山农村老年人所处的结构位置有关,他们在目前的结构中几乎没有地位。在沙岭湾村调查期间,我们入住的房东家,房东的姐姐正好过来住几天。再过几天,我们即知道房东姐姐竟是被自己媳妇赶出来的,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她多话。前不久,她将自己与丈夫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拿给儿子和媳妇,她给钱到儿子和媳妇,媳妇本来是高兴的,不过,她自己有点忘形,对邻居说了给媳妇2万元积蓄的事情。她媳妇知道很恼火,喝斥她说“2万元在现在算个屁啊,有本事将来不能动了,不要我们养”。因此将婆婆赶出门。房东的姐姐万般无奈,只有到弟弟家过几天,避避风头。

房东并非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他在成都做了10多年生意,交游十分广泛,也很有能力。女儿考上大学后嫁到一个很有钱的老板。他有六个姊妹,其中来他家住的是大姐,今年刚好60岁,另外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且他的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嫁到本村,两个弟弟也在本村。一家六姊妹,是六户人家。去年,大姐的丈夫得病去世,大姐与姐夫关系一直很好,大姐为此很伤心。现在,大姐将夫妻俩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交给媳妇,却因为一时多言,而被媳妇赶出家门。房东大姐只有这一个儿子,儿子所娶媳妇,不仅是本村的,而且是本组的。在这样亲密,这样熟悉的关系中,房东的大姐竟被赶出家门,无处可去。调查期间,房东大姐又到她的幺妹那里住了几天。她幺妹信基督教,之前劝大姐信,大姐一直不信。这次,走投无路的大姐终于第一次走进了本村的家庭教会聚会点,我们到聚会点调查,又正好遇到。

如果房东的大姐是被其他人赶得走投无路,我相信,包括房东在内的他们六姊妹,是有力量为大姐讨回公道的。问题是,大姐是被自己媳妇赶出家门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房东也曾到大姐的媳妇家说好话,但媳妇仍在气头上,不肯原谅,大姐也只得再在几个弟妹家里轮流住,等着她媳妇消气。

房东之所以对自己姐姐被媳妇赶出门的事情忍气吞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管别人的家事。姐姐是自己的亲姐姐,但姐姐的儿子也是亲儿子。母子关系之亲,恐怕是亲于姐弟关系的。对于更为亲密的母子关系,姐弟关系似乎是说不上话,讲不成狠的。讲狠之后,最终,自己也不可能养姐姐一辈子。正如大姐的媳妇所说,将来大姐老了,病了,还得儿女养,去世了还得儿子媳妇安葬。

更重要的是,京山农村似乎存在着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似乎认为,人老了就不值钱了,欺老不欺少,因为最终老年人总是要去世的,而未来的日子是年轻人的。徐姓老人说,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病,他就会抛弃你。他说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胡锦涛来这里也解决不了老年人的问题。他自嘲地引用五句话来形容老年人的处境:生个儿子喜一跳,收个媳妇打个灶(分家),分家分到鸡子叫,两个老的没人要,一头母猪还走俏。他说前四句在全国通用,后一句则是村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京山调查发现,凡是老年人能动,就一定要劳动。人们似乎认为,老年人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地享受,手上不应该有钱,应该一切为子女好,一切围绕子女来。甚至老年人得了病,也要计算治病可能的花费与老年人治好病后,可以为子女继续劳动所创造收益进行比较,若治好病后可以创造更大收益,这个病就值得去治。这种计算方法,不独是子女,而且老年人也是如此计算,这种计算是一种地方性的共识。如果有老人不这样计算,那就是不懂得做老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子女。

也就是说,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强调,老年父母不应该对子女抱有太多的期待,应该多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在自己病痛时拖累子女,不应该在超出子女经济能力情况下治病,不应花费除了必需生活品以外的闲钱,不应参加多余的娱乐,能劳动则要天天劳动以减轻子女负担。总之是父母虽然生养了子女,却似乎没有理所当然要求子女养老的义务,没有子女应该将老年人供给起来的义务――若有子女特别孝顺,甚至在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条件下改善老年人的处境,则村庄舆论一方面会评价子女很孝顺,是正面评价,一方面又说父母不会做人,不懂得怜惜自己子女,是负面评价。用京山一位老人的话来说: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问题是,京山农村,为什么不仅会出现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舆论,而且老年人还会接受这种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四、

陈柏峰、欧阳静等人调查龚湾村的一个老年妇女,这个老人对媳妇很不满。欧阳静问她相不相信鬼神,她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神啊!要是有鬼,我死了就变成厉鬼,将媳妇搞死。正是这个说死后若能变成鬼,就将媳妇搞死的老人,过了几天就喝农药自杀了。她当然是不信鬼的,就是能变成鬼,她也未必会将媳妇搞死。说要将媳妇搞死,只是她心中有对媳妇的不满,但还不是仇恨――这里的舆论或政治正确,不允许父母对子女有仇恨。若她真的有这种仇恨,她大可不必等死后变厉鬼来将媳妇搞死,而可以先毒死媳妇,再自己喝农药――在河南安阳调查,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例子。

在京山农村,我们问农民信什么,他们的标准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学。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谁见过?因为缺少对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心酸,他们就可能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因为只信科学,不信鬼神,老年人就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就不必考虑下地狱或上天堂,就不担心成为野鬼或孤魂,就缺乏了对生命的基本敬畏,因此在选择自杀与否时,就显得自然、从容甚至冷酷。有老年人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新陈代谢。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也可以坦然接受火化。

既然京山农村老年人不信鬼又不信神,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他们是否自杀,就只取决对现实的权衡,而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老年人自杀逻辑大致如下:

当自己能劳动时,老年人会辛勤劳动,以为子女提供更好一些的条件,至少要减轻子女的负担。如杨华所说,在京山农村,若老年人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们就会有亏欠感,就觉得自己该死。一旦老年人生病,即使子女要给自己治病,老年人也会觉得不应该浪费子女钱财,否则,万一治病花了钱,病又没有治好,或病虽治好了,自己却未能为子女再创造更多收益,这样就会“人财两空”,就对不起子女。这时候,比较应该的选择就是自杀,而非赖活着。

同样,老年人即使没有生病,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也可能选择自杀。

这样,在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除子女不孝引起的利己型自杀以外,老年人自杀的主导方向是利他型自杀。他们自杀是利他的(利子女),同时,他们的唯物主义态度,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对一死百了的计算,等等,也促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容易选择自杀。

五、

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全国其他地方有若干差别。以下我们选几个地区来作点比较:江西、四川、福建、河南、湖南。

吕德文是闽西客家人,他父亲在49岁时就向家人宣布退休。从此不再参加家里的主要农业劳动,最多只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在吕德文的父亲看来,自己生养了子女,子女都已经成人,自己也该享福了。吕德文父亲宣布退休的做法未必就是闽西客家农村的常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闽西的客家地区,老年人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休。而京山农村,农民只要能动,就得劳动,否则舆论就会说他们不懂得怜惜子女,自己也觉得愧疚。因为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退休,闽西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安排上就有很大自主性和发言权,在代际关系中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们也完全不必走自杀这一条路。

闽西农村老年人自杀少,还与他们对自杀的恐惧有关。吕德文说,闽西客家农村,农民认为,自杀的人在死后会变成厉鬼,厉鬼一幅恐怖的面孔,整天想着报复仇人。死后做厉鬼远不如做家神好。同时,张牙舞爪的厉鬼使含恨而死的死者,具有惩罚相关他人的能力,从而引起相关他人的恐惧。闽西农村关于含怨和含恨自杀者的死后想象,不仅给自杀者设置了界限,而且为可能自杀者提供了以自杀变成厉鬼来复仇的想象,并因此使相关他人在做事情时不要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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