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云飞：文革中我接触的几位右派

我出生在1957年。那年正是“反右”年，全国打了55万右派。这也许是我与右派的一种“缘分”。长大以后，与几位右派有过接触，从而对这些右派有了些感性认识。现在写下来，也算是是给那次“史无前例”的“运动”增添一点史料吧。

我接触的第一个右派，是上大学以前在黑龙江海伦县乡下粮库做临时工的时候。这位右派姓崔，我已经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当时我周围的人都叫他“崔大学”。他的年龄大概与我的父母亲相近，我称他为“崔老师”。“崔大学”原是大连一个矿上的建筑工程师，被打为右派后，发配到我家乡的乡下。那时全公社没什么人懂建筑，所以公社要建设复杂一点的建筑，都要请他来看看、指点。有一段他也在粮库做临时工，指点粮库修建较大的粮食仓库之类的事情。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一次我与崔老师一起到县里出差，好像是为粮库购买什么东西。崔老师每到一处新的地方，都喜欢围着房子外面转一圈，然后再在屋里看一圈。看完之后，对我说这房子哪好哪不好。可惜这些话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因为我不仅对建筑毫无所知，而且只有十七八岁的我，即使对普通的民房也是了解甚少。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崔老师对专业的热爱，即使是最普通、简单的房子，他也不会放弃研究的机会。当然，今天我也明白，即便是最普通的民房，如何做到美观、舒适、符合民族文化习惯而又现代化，又节省能源，等等，有大学问。

我第二个认识的右派姓李，我周围的老乡都称其为“李大学”，也是我在乡下时候的事。准确的说，我是通过李的侄儿了解李大学的。李大学的侄儿与我一起干活有几个月，因此了解了不少李大学的情况。李大学原是河南某地的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回黑龙江老家种田。在河南的时候，他已经处了女朋友，那时不叫女朋友，叫“未婚妻”。他未婚妻的哥哥是位军官，李大学被打为右派后，这位军官强令两人断绝了关系。我后来曾写过半篇小说，其中的一个场景写一个右派从城市下放回乡村老家，他的未婚妻到车站送行，两人即将永远分手，天下着蒙蒙细雨，两人的脸上流着泪，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这一场景就是依据李大学的遭遇写的，可惜我不是作家的料，小说没有完成。李大学回故乡，本是投奔他弟弟，可他弟弟却不幸病死，留下妻子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后来，李大学就和弟媳结了婚，把弟弟的孩子养大成人，和我在一起干活的小李，就是他弟弟的孩子。我在那篇没有完成的小说中，也写了这一情节：两个苦命的人结合在一起，相依为命，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可男的又患上了绝症，女的痛不欲生，男的在昏迷中回忆自己的往事......。文革结束后，右派改正，李大学被安排到粮库，成了正式职工，算是勉强有个归宿。

我接触最多，了解也最多的，是我工作的湖南师大历史系的文元珏先生。文先生被打成右派后，全家下放到乡下。文先生被监督劳改，没有任何收入，妻子和孩子生活没有着落，文师母竟常年带着孩子讨饭为生，还要照顾文先生。在那个年代，本是才华横溢的文先生受尽了苦难和屈辱。右派改正之后，文先生回到湖南师大工作，可是上头规定，他的子女只准带一个回长沙，文先生只好带最小的女儿回长沙，其余三个子女就永远留在了乡下！我不知道这规定是什么人作出的，难道这些人自己不是爹娘生的吗，他自己没有儿女吗？试想文先生的事情如果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如何做这残酷的决断！

我认识文先生已是八十年代。我加入民盟后，文先生是民盟湖南师大文科支部的主委，我在他的支部，后来，我当师大民盟副主委，常看望老盟员，因此我们常见面。因为我(筒子楼)隔壁唐自斌老师与他同一个教研室，他到唐老师家聊专业的时候，也常到我家坐坐，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阵。文先生博闻强记、知识丰富，学问在湖南师大历史系是极出色的，历史系的一些青年教师，如我、丁笃本、胡任敏等对职称还不如我们高的文先生极为敬重，我也常向他讨教一些问题。

文先生虽然恢复了工作，但因只有一个人的工资，还要资助留在乡下的儿女，所以生活非常艰苦。我认识文先生的时候，文师母身体不好，下肢瘫痪，家务事、照顾文师母，全是文先生一个人做。他常穿一件破旧的灰蓝色大衣，来往于湖南师大校园之中。

大约九十年代初，文先生生病，按他的资格，他可以住干部病房，待遇好，有卫生间，我们也曾几次这样劝他，可他坚决不肯住干部病房，他说这样糟蹋国家的钱，而他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他坚持住在有七八个病人的普通病房，这病房加上陪护的家属，一个屋子会有十几个人，条件很差，屋子气味很不好。一辈子受委屈的文先生，竟然是这样想法。每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心在滴血，我常想，文先生这样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当初到底为什么把他打成右派？是谁把他打成右派的？这人后来有没有向文先生道歉？或起码有一点后悔之心？有没有一点的反思？

老年的文先生和文师母相依为命，生活艰苦却很温馨。文师母身体瘫痪，却是文先生生命的支柱，九十年代后，文先生几次住院，但都能化险为夷。可是，文师母的身体日渐恶化，生活的折磨早已将她的身体透支，如果没有文先生的细心照料，恐怕早就不行了。在一次回老家之后，文师母突然去世。文师母去世之后，我觉得文先生失去了生命的支柱，也失去了生的意志。不久，文先生也与世长辞。

我前面说过，文先生才华横溢，学问优长，如果不是打成右派和二十年的劳改生活折磨，他可以为我们社会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精神财富，培养更多的学生。

如今，反右运动已五十年，当年的很多右派都已经作古，但愿天堂里不会有政治批判运动，愿文先生们在天堂能够安宁地作他喜欢的学问，放心地发表他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