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锦：不屈的哥哥

每天下了班，加上星期天，我去采访王学太……等哥哥的同学和朋友，想知道哥哥更多的事。

在牟志京家，他向我讲述着--

就在到处是血腥恐怖的气氛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为《出身论》而出世了！

发起人是男四中的牟志京、王建复、毛文（毛是老师）和六十五中学的遇罗文。

从油印到铅印是经过了重重困难的--首先是没钱。由于牟志京在男四中小有名气，是反对血统论的急先锋，便张口向学校借五百元。又通过他的熟悉人开出介绍信，准备到一二○一印刷厂去联系。其次是没纸。当时纸张十分困难，这时，正好有个单位有十五令纸要退，于是便买了过来。第三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不被对立面的组织干掉。于是只好虚张声势，明明只有四个人，却起了个大名--“北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为了使文章不要锋芒太露，牟志京将油印的《出身论》的某些字句又做了些修改，但观点并未变，改了以后得到了哥哥的同意。

第一期印出来了，但到手便损失了几千份。因为有些在一二○一印刷厂劳动的学生正好是联动份子，他们一看这报纸便十分怀恨，当时抢去了几千份销毁。

第一期售出后反响非常强烈，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北京上空爆炸一般。第二天四中专为报纸所设的接待站就门庭若市了。来访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个别报刊的记者。很快，工人和各阶层的来访者也多起来。绝大多数人是因买不到报而来索取的，他们热烈地赞同和支持。也有极少数人是来谩骂的。电话铃声从头天夜里到次日响个不绝。接待站忙碌非常，来访的人应接不暇，只好全体人员出动（仅四名）。为了安全起见，还要故意把司令部架子拉大。

有人问：“司令部在哪儿？”

“不知道，”几个人口径一致地回答：“我们只是司令部接待组的成员，你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转达。”

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哭着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你们看过《出身论》吗？”

“没看过，”她们回答，“我们只是看了反面的骂《出身论》的文章，却觉得《出身论》极有道理，才来要求加入的！”

这样感人的例子多不胜举。

第一期售出后，加入了好几个人，还有哥哥特意邀来的一位大学生--从初中就要好的学友郝治，他正在“北京轻工业学院”就读，甘心情愿充当《出身论》和所有文章作者的角色，假名“马列”。立即，人们为了见他，就像来朝圣一般。这样，所谓的“司令部”便也初具规模了。

反响越来越大，遭到某些坚持“血统论”的人极大的仇视。第二期还没有出，他们就已经来砸过几次，将接待处洗劫一空。很多集会上《中学文革报》都成了辩论的对象。处境日益艰难，买纸和印刷都成了问题。一二○一厂怕惹事，拒绝再印第二期。

这时，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人组织派人来联系，表示赞同《出身论》的观点。于是在他们那里借了一块安身之地，继续办报。

牟志京到一二○一厂死磨活泡了两天，终于把负责人说动了，答应印第二期，但绝不再印第三期。

第二期的头版文章，由哥哥写了“谈纯”。

当时有许多种铅印小报，有些报根本卖不出去。而街上的人只要一听说是《中学文革报》，便蜂拥来抢购。许多人唯恐买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队，人人伸手送钱，那情景真是难以形容。

有一次罗勉去卖报，人们立即排了一长队，可是少数人不守秩序，队形乱了起来。罗勉一生气，抱起报纸就跑，想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重新卖。一回头，一长队的人跟着他跑……

又一次罗文和同学去卖报，人们竟把果皮箱撞翻，他们只好钻进一辆闲停着的客车里，从窗口里卖……

每一个卖报者都遇到举不胜举的难以忘怀的热烈场面。当时小报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换报纸的黑市上竟须用二十五份其他小报才勉强换来一份《中学文革报》。

第一期印了三万份，第二期印了五万份，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如“清华红卫兵”和“兵团战报”等，每期都印五十万份。可是数《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最多。最初邮递员还管送信件，后来信太多，驮不动，索性叫办报的人自己去邮局取。每天都有半麻袋信，一次就是几千封。各省都有信来。信件太多，根本看不过来，所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分头各看一堆信。

很多人在信里附了款，要求订阅。大部分读者表示赞助和关心，但也有少数人透露了某些顾虑。许多人在信中叙述自己在出身问题上所受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更为严重。不少二十几岁的青年被称为“地主份子”、“富农份子”，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读了令人愤郁不平。写信的人无不对报纸寄予极大的期望，不少人竟天真地相信：“中央文革”一定会支持《出身论》的观点的。

一些感人肺腑、事实充分的信由四中接待站转交哥哥手里，他都记下了地址，以便联系，这样的地址有上千个。哥哥是不爱哭的，但每次读信时，常常潸然泪下。亿万个青年的命运，和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动力和巨大的信心。雪片般的信件，更坚定了他捍卫和探索真理的决心。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不仅从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不少人还寄来了几十种油印、铅印的复制本。各省都有复印的，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湖南已经出现“湖南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湘潭、长沙已掀起了对《出身论》的辩论。……凡《出身论》所到之处，处处燃起一片烈火。

四中接待站有多少热心的读者啊！一位三十多岁的四川人，向接待站讲述了四川地区血统论的猖獗，并表示坚决捍卫和宣传《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到，帮助接待各地来访者，热情洋溢且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有不少人是干部子弟，他们并不因自己出身好而自傲。其实，《中学文革报》的一些发起人如牟志京和其他参加者，不少人出身是很好的。

反对报纸观点的打砸抢份子们经常前来挑衅。有时几十个红卫兵闯进家来，声言和哥哥“辩论”，一个个气势汹汹，语录声口号声震天地响，将哥哥团团围住；而哥哥每次都如入无人之境，以镇静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使他们震惊，使他们无数次伸出的拳头又缩了回去。

哥哥还希望舆论更大些。于是他写反驳《出身论》的文章，和自己正面观点的文章登在一起，以此扩大影响。在第二期以“步曙明”和“齐声唤”的笔名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接着，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写了《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谈鸿沟》（这一篇也发表在《首都风雷》报）等文章，具体阐述《出身论》的观点。可是，奇怪的是：反对派的报纸却很少有具体的反驳，只有大量的谩骂，最常用的词是“诡辩”。

一次牟志京对哥哥说：“这些报纸，看来就靠‘诡辩’两个字活命了。”

哥哥严肃地听着，然后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叫诡辩？”

牟志京在哥哥的凝视中思索着，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词句。哥哥说道：

“当你的观点还不能被别人接受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诡辩。”说罢咯咯地笑起来。

洋洋洒洒的几十万言的文章，都是哥哥利用下班时间写的。他文思泉，提笔不停，这是他多年受压、多年思考、多年实践的结果啊！不过他始终以一个投稿者的姿态出现，并不直接介入《中学文革报》的事务，这不仅是他主观的愿望，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中央首长”的支持，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坐牢的危险；然而，始终没有。

预计将会到来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情势危急，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危险。哥哥第一次召集了《中学文革报》所有的骨干，镇静地对大家说道：

“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他早就发现暗探跟踪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沮丧的心情。他的精神和以前一样饱满，而且利用工余时间研究新的问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目前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体制；即发给每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或农民），其余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他依旧不卷地探索着！

他甩开了暗探，利用一周的病假期间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从小就爱慕、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大海。他奔向大海的怀抱，轻快地呼吸和遨游，多蓝多美的海啊！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吟着内心沸腾的诗句……

暗探的跟踪和监视越来越明显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哥哥对不惜冒风险来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说：

“现在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到我这儿来太危险了。今后不要再来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计会出什么样的危险呢？”

“很难说，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毛主席看过《出身论》，他不会反对的。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后万一我有什么不幸，你千万保存好，在急需的时候能把它设法交给毛。我相信有这么一天--人们会对《出身论》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哪！它是向全国人民的诀别书，是迸着血泪的最后的呐喊，是真理的忠实的宣言！他把信郑重地交给了牟志京--当时家里人都处于危险状态，除了牟志京，谁能保存呢？哥哥的脸上只有严肃和沉重，完全没有平时那风趣和轻松的神情。仿佛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却又没有半点犹豫。

这封宝贵的信，由于后来牟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丢失了。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哥哥给广东的两位友人写信道：

……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绝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这时候遭到邮检不是很妙的事……我自己做人，当然还坦荡，不过假使遭事，将来还会更多。还是林杰有权力的时候。红旗杂志派专人做过调查，他们是专信谣言的，那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一查对就可以搞清楚的，他们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里说：

……北京郊区绝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因为这儿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两封信都遭到了邮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然而全家谁也睡不着，盼着再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那沉静亲切的声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妈，我觉得要不好。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偷偷告诉我，我的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会被捕。”

这句可怕的话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而他的神情却是那么平静自若，就像在谈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母亲呆望着他无言以答，她能说什么呢？

此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间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里，那静悄悄的、溢着桔黄灯光的小屋……

老挂钟敲过十二点，哥哥推门进来，对屋里忧心忡忡的一家人说：

“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屋里的人没有说话，无不受着巨大的感动。那时谁也不知道，他在本子里刚刚写下了这血雨腥风时期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公安狠狠地用电棒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他们毒打他，要先让他尝尝厉害、要先让他恐惧、屈服；他们毒打他，用电棒将他打得昏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