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死死捂住广西“文革”的盖子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生产上不去，经济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倒数第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这里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农业生产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西出现一股奇谈怪论，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贯彻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说“全国其他地方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广西没有”，等等。广西的造反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觉和发现了广西的一些问题。

中央第一次派调查组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到人民来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

可是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多月里，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为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是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5人控告我们调查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后来韦国清同志看了（我们调查组的报告），也（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我们调查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听取广西区党委汇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的讲话）

中央第二次派工作组

1983年3月，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权力，而这个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当时我负责掌握了解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以及自治区公、检、法、司法、安全（正在筹建中）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进度、问题、领导班子建设、班子成员人选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随时向工作组长提出报告与建议。

198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

工作组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习仲勋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工作组领导成员有李锐、周一峰等人。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广泛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一些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区党委，进行重点调查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文革”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1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组到各县市，全面地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我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接待群众来访达8000多人次，收到群众来信2万余件。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广西问题的眉目逐渐清楚起来。

二、死人问题

“文革”期间的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调查组、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我们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二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柳州铁路局单位，死亡不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当年韦国清同志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众说不一，各执一词，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怎么死的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造反派乱抓乱杀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过来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

一是乱打乱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南宁地区的武鸣县死亡的2197人中，武斗打死的仅3人。还有许多县、市根本没有发生武斗，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9739人，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6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三是对立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仅4人，绝大部分是对立派“4・22”成员，四类分子死414人。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联指”观点的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被有组织有领导地杀死的。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一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来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没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我们调查组和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上报的结果，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

大批死人的历史背景

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2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4・22”。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当时被杀害的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在1983年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他们的遗属与子女还可以去找政府、党委落实政策，要求给予一定的抚恤与生活补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他们去找谁，向谁去申冤啊！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