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科学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八

1978年3月18日，这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许多中国人都记得的日子：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6000多人出席，大会一直开到31日，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此文轰动一时，人人竞相传诵。文中说：

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少人就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岁月中，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地度过了大半生。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科学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亲自为我国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国的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回忆起这些情景，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都涌上心头，好像就在眼前一样。饮水思源，我们怎能不万分感激和无限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呢!万恶的“四人帮”对科学工作百般摧残，对科学工作者横加迫害，妄图重新把我们的祖国拉回到愚昧、落后、黑暗的旧社会去。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扫除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郭沫若的这段话，今天看起很可笑，它前后矛盾，概念混乱，但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和话语现状。

按照严格划分，广义的科学大致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但在习惯称呼里，科学往往指的是自然科学，也就是科学技术。1977年以前只有中国科学院，其中的社会科学部分称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可是，在郭沫若的头衔里从来就没有科学家之说，显然，他作为院长，是广义的科学院院长，而对他的成就认定却又是以狭义的科学来划分，所以，他算科学家又不是科学家。郭沫若说的“科学的春天”，实际指的是科学技术，因为科学大会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大会。1978年他担任的也是狭义的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而且还继续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

将1978年以后歌颂为“科学的春天”，而此前的岁月，即文革十年，当然就不是“春天”，这是当时的铁定话语。可是，“春天”只是一种艺术化的形容，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比如农业和工业，如果仅仅以受重视、被关怀就算“春天”的话，那文革还真不算是寒冬?因为整个文革中间，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号召从未间断;从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到施肥、春耕、夏收、双抢等等，一直是《人民日报》关心的话题;“农业学大寨”也是贯穿始终的口号，大寨领头人陈永贵还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而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的报告就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在文革中间，钢产量既是自我夸耀的证据，也是不断宣扬的奋斗目标，从大炼钢铁开始，钢产量就是中国工业发展的象征，所谓“以钢为纲”，对钢的重视，也可以视为对工业，起码是对重工业的重视。至于科学，在文革中是不是就受到冷落或是如郭沫若所说受到了“百般摧残”呢?对于科学工作者，是否就被蔑视、轻视，或如郭沫若所称被“横加迫害”呢?其实，这是个不能以“春天”来形容的问题。

文革，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而言，应该说，是个四季交融的时代，春天般的温暖、夏天一样的闷热、秋风扫落叶那样的无情、冬天似的冷酷，无不存在，就看在什么情形下，是什么时候，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

神学的婢女

极端的个人崇拜是文革发动的基础，正是依赖狂热的个人迷信，文革才得以席卷每个角落。可以说，文革中对领袖的顶礼膜拜超过了古今中外，既是集大成，又达到了极致。形成这种极端型崇拜的原因有多种，但1964年以后有两件事情对此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一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二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新中国的巨大成就主要显示在政治的预设上。被认为是“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抗美援朝，目的在于“保家卫国”;完成“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反右运动则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终是“超英赶美”，逐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但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而且还与人民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三年大饥荒的灾难性恶果却否定了这些成就。所以，到了1964年，值得炫耀的国家建设成绩正处于缺失状态。此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就是说中国拥有了核武器，既是中共建国以来，也是中国百多年来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尽管核武器可以为国家安全服务，也可以为一个政权、一个利益集团、极少数当权者甚至一个独裁者的统治服务，而且核武器不能解决温饱，不等于现代化，甚至国防现代化都不是，这从半个世纪以来一些亚非国家不顾国计民生，拼命研制核武器的历史已经得到证明。但是，经受了百年屈辱且强国心切的中国人是从自己的贫弱历史中，单纯从“强大”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的，连无党无派、自由独立的陈寅恪先生都为此欢欣鼓舞，更别说一般民众了。起码在一个方面，中国可以与世界最强国相比拟，可以与美苏英这样的大国平起平坐。依照当时的政治生活逻辑和大众的思维方式，这一无与伦比的功劳当然归功于伟大领袖的正确领导了。

恰巧的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就发布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现场。《东方红》聚集了全国3700位最优秀的艺术家，第一次集中了当时看来最优美的音乐舞蹈，在舞台上将赞美和称颂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状态，赞美和称颂的最终就是“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正是人类历史上个人崇拜的顶端用辞，而《东方红》的本意也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65年，《东方红》又用进口胶片拍成了彩色宽银幕艺术片和普通艺术片，舞台的《东方红》，欣赏人数很有限，但电影却可以传遍城乡，全国男女老少从艺术化的舞台上再次领略了近半个世纪神话般的革命历史，在载歌载舞的感化中将早已植根于内心的领袖崇拜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

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颂扬史诗，交相辉映，在1964年，的确震撼人心，为领袖的绝对崇拜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原子弹，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当时的最高成果，但这一成果在1964年的最大时效，不是别的，而是强化了个人崇拜，极端个人崇拜又为文革的成功发动和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就在这一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中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7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也是7月，《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和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仍然是7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在全国发行，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要求，政治理论课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毛泽东著作作为最基本教材;10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大演革命现代戏，用工农兵形象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在这一年全面展开。1964年所发生的这些，正是文革的序曲，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适逢其时，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轰隆隆一声，好似开幕的礼炮，宣告中国一个新时代即将降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宣布成功的声明和公报中，都在尽力解释中国为什么进行核试验，并没有在话语里将这一成就与个人崇拜结为因果，《人民日报》的号外只称这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但文革的序曲奏响之后，1965年5月的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就成为话语主导;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不但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还是“毛主席伟大预言的实现”。

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这一科学成就尽管已经研制了6年之久，但在1966年成功时，也在当时已经盛行的文革话语里理所当然地划归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并说这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而在头条新闻的下方又用近半个版的篇幅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生命之谜”的大门》，其中写道：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手中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认识客观规律，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这个真理，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人员，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深刻改造，因而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杰出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就说过：“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打开了“生命之谜”的大门，在探索自然界奥妙的长途中，跨出了重大的一步。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只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向大自然的进军中，我们一定能够解开更多的自然之谜，挖掘出无穷的自然财富。

与此相同，文革中间，无论铁路通车、轮船下海、大桥建成、断肢再植，还是超高压标准电容器、计算机、精密平面磨床、静压传动内燃机车、日全食观测、电子显微镜、杂交水稻、针灸的成功，只要是个成就，无不纳入文革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框架，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卫星的名字就叫“东方红一号”，上面播放的也是《东方红》乐曲，领袖的功绩和英名更牢牢地与杰出的科技成果结为一体。当然，这些成就反过来又印证了领袖思想的确伟大，方向指引确实正确，发动文革实在必要。

早在文革前，将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领袖的思维方式就已经确立，这也是所有信奉个人崇拜国家的通行逻辑。而在文革期间，归功于领袖的话语更占据了绝对主导，连党也退居其次。此时的党，确切地说，已经沦落为领袖的从属。因为整个文革的话语表明，全党只有领袖一人无比英明正确，只有领袖才能代表伟大的党，没有领袖思想光辉的照耀，没有领袖全能的指引，没有领袖著作的活学活用，党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和成功，科学技术与其他建设成就自然也不例外。文革的思想和实践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被彻底否定，显然，此时的领袖思想也不是后来官方所谓的“全党智慧的结晶”，只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志罢了。

领袖崇拜是将人抬高为神，极端的崇拜则是将神化的人再拔高为万神之王、全能的主，文革中将有关领袖崇拜的一整套礼仪和说辞都发挥到极致，已经属于神学的范畴，这种神学内容之繁多、做法之疯狂、话语之极端、程式之复杂，不亚于古今任何宗教。科学技术在文革中始终没有脱离为神学服务的角色，领导科学技术的人、从事科学技术的人，都自称以领袖思想为指导，都始终在学习领袖思想的生活中度过，都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归功于领袖阳光雨露的滋润。科学技术对神学的自觉匍匐，在文革中显示得可谓淋漓尽致。

从核武器试验等一系列科技成就及其大规模宣传看，虽然服务于神学的地位始终未变，但在文革中间，对科技成果的重视丝毫不亚于文革前，由于这些成果都被纳入领袖思想和文革的胜利果实，所以，重视程度甚至还超过了文革以前。

特殊的待遇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佼佼者大多是1949年以后各类政治运动整肃的对象，1957年是对精英的大扫荡，文革则是抄底。但在文革这样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里，有些名人确实幸免于难，非但平安过关，而且还颇受重用。

社会科学界，在文革中可以继续端坐主席台的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不积极主动将自己所学所写所讲服务于大小政治运动，尤其是后来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让一批哲学、史学界的学者成为大批判的工具，在中共九大、十大主席台上和中央委员名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