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琼子：说说文革那些坑爹的理论（下）

（承前）

十一、“砸烂公检法”

公开喊出这一口号，并带头实行的是积极推行文革路线的重要人物原公安部部长谢富治。

“文革”刚一开始，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

谢富治还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12月31日，谢富治指使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受到周恩来斥责，方才作罢。

1967年1月13日，张春桥在全市造反组织座谈会上公开支持造反组织冲砸公安局，夺取公安局的领导权。支持造反派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文保会”)，行使公、检、法机关的职能。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他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

既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公安部长传达的是最高统帅的指示，各地“誓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造反派，闻风立即把“砸烂公检法”当作自己的斗争大方向，“砸烂公检法”成为他们的重要口号。一时间，各地冲击公安机关，抢砸公检法办公场所，时有发生。有的地方甚至监狱遭到冲击。广大公、检、法人员遭到揪斗、迫害。

“砸烂公、检、法”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公安部，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将225名干部、工人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走资派”，47人被捕入狱。公安部除了副部长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都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国公检法人员中有3.4万余人遭到打击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打伤致残3600余人，拘捕判刑1300余人。

应当说明的是，在造反派对“砸烂公检法”这一口号的追随中，有他们的盲目性，有他们对谢富治的误读，但也有着他们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基础上，来民间立场的合理诉求，这就是对文革前公检法工作中出现的冤假错案的揭露和批判。例如柳铁地区造反派就曾在这一口号下，为一位名叫邓承钢的铁路工人鸣冤，要求平反。（邓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和过于紧张，在喊口令时出现口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捕）笔者也曾因对”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不能接受，向本派别一位主张此口号的同学询问，他说，不是真的要”砸烂“，是批判旧公检法过去执行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可以反映一部分造反派当时对这一口号的主观的善良的理解。但是，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是一种出自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愚忠，愚忠下的盲从。它和谢富治之流的本意完全不相干。

事实证明，谢富治.所谓“砸烂公检法”，是他们捏造罪名、诬陷迫害“文革”前的公检法工作人员的一种行为，是谢富治迎逢最高统帅意图，向他表忠的行动。和造反派幻想的纠正文革前公检法工作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实现法制的公平公正风马牛不相及。他之所以要煽动群众，是需要利用群众的愚忠，裹挟他们，使他们充当马前卒，为自己造势。

“砸烂公检法”是对法制的彻底否定，和世界文明民主化法制化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鼓吹，又是对法制观念本来就淡薄的国人的一种居心叵测的毒害，是一个搞乱国家，彻底剥夺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彻头彻尾的反动口号（反动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也）。

造反派试图在这一口号下实现法制的哪怕是些微的进步，都无异于缘木求鱼。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期间，一边喊着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一边先后成立了公检法军管会、公检法领导小组，公检法一直牢牢的掌控在权力的手中。在镇压民众这一点上，后者远远超过原来的旧公检法。文革期间冤狱遍地的状况，就是明证。

而在文革后期，当谢富治因病死亡，被冠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之日，也正是“冲击专政机关”成为“砸烂公检法的马前卒的造反派的主要罪证之一，各地造反派头头纷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之时。有的省份，直到文革后三四十年，还在追查当年涉嫌冲击公安机关的群众，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罪于人。

“砸烂公检法”与国民对执法公正公平的诉求完全无关，带来的只是更深刻的灾难。

十二、“利用小说反党”

“现在不是盛行写小说吗？利用写小说稿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事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那个全会上的讲话》

这段话是1962年9月24日讲的，针对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而发.它取代法律，直接造成习仲勋坐牢12年，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坐牢十年，作者李建彤等7人被迫害致死。而在文革中重新发表，造成的后果就是为大量的文字狱提供理论依据。

什么叫“利用小说反党”？且不说按照现代宪政民主理念“反党这一罪名怎样成立和界定，“利用小说反党”就更加难以讲清。小说本是一种虚构的文学形式，书中的各类人物，作者的客观叙述，甚至社会场景和自然环境的描写，都可能表现出一种思想和价值的倾向。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彼时彼地彼人彼景，很可能和此时此地此人此景相似或雷同，若牵强附会，妄加比附，作者将百口莫辩。无法界定就相当于可以任意界定。“利用小说反党”就成了一只很大的橡皮框，什么都能往里装。小说门可以反党，散文、诗词、论文、大字报、传单、标语、口号……以致口误，都可以牵强附会随心所欲的被指斥为反党，连图画也可以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人看出你包含的祸心――当年就有人从曾红极一时的革命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上看出反标来，一位画家画的梅花，因枝条倾斜，被指斥寓意“倒霉”（倒梅），横遭批判……

文字狱因此泛滥。最近从网上看到一份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文化精英的名单，触目惊心。究其死因，多系文字狱。这种情况于普通民众也一样。笔者下乡的公社，一个农民到肉食站送生猪，因重量达不到要求被拒收，需要再把猪赶回去饲养。农民感到耽误了自己工时，说了一句气话，其中涉及“万寿无疆”四字，被指斥为“恶攻”，重判十年。

十三、“派性杀人”

这句话不太好懂，是一句包庇杀人凶手的遁词。属于广西的“土特产”。

柳州钢铁厂劳资科干部黄鸣皋，一个完全无辜的人，1968年8月11号被凶手刘目忠等，当着1000多群众的面，身上绑上炸药包，当众引爆碎尸。其妻被逼疯，其15岁的次子被送到劳改队。其长子黄再不断上访申冤，多年未果。1979年柳钢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回答他：“区里有文件，派性杀人不追凶手。要向前看，考虑广西安定团结的局面……”并说这是区里有个25号文件，是经中央批准的。（见黄再：1979年6月11日给中央领导的申诉信）

笔者囿于能力，无法查实这25号文件，以及是否经中央批准，仅就其荒谬性和实质作些简析。

“派性杀人”的说法本身是一个谎言。

从杀人者杀人的原因看，主要不是基于派性。文革中的派性，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一方面，有时候两派严重对立，以至兵戎相见；另一方面，两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本来生活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工厂，村落，机关，学校……是同事、同学、上下级、邻里甚至朋友恋人的关系，文革中分裂成不同派别，只是因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是观点的对立。一个家庭中，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分属于两个派别的事也很多。派别的矛盾没有强化到要“杀掉对方”的程度。

分析一些杀人者，支配他们杀人的原因，有派性，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阶级斗争理论，“群众专政”理论，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等（见笔者前文浅析）。

从被杀者看，他们被杀也不是因为派别仇恨。除了武斗和剿灭（那是一律不追究的），所杀也并非派别对手。而主要是那个时代的政治贱民。例如黄鸣皋，就只在不到两个月内短暂的参加过当时中央表态支持的一派，没有任何活动。

从具体杀人事件的处理看。“派性杀人”不追凶手也是谎言。造反派中有涉及打死人者，哪怕是自首，也是死刑，有些武斗中致使对方死人，或误伤致死人，也被判重刑关押十来年。

“派性杀人，不追究凶手”，完全没有道理。

杀人，是人类诸种罪行中最严重的一种，因为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相对抗。

“杀人偿命，欠账还钱”，“杀人可恕，情理不容”，是我们民族的古训。当然在法律层面上，杀人的原因不同，量刑会有所区别。但是，为什么“派性杀人”就不追查凶手？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由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卷入派别的人很多，凭此一句，岂不打着派性的招牌都可以杀人，而不用被追究？

所以，所谓“派性杀人不追凶手”，完全是依据包庇杀人凶手的遁词。而这一荒谬绝伦的遁词 竟然以区革委会的文件发出，恰好说明了那一拨骇人听闻的杀人狂潮与公权力的关系。

十四、“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在广西文革“处遗”（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之前，该省的各级革委会，给文革中的冤死者下的死亡结论。

这也是一句不容易看懂的话。

“属人民内部矛盾”，在当时有特殊含义。是对一些在文革中被揪斗、批判、斗争、抓捕、关押、以至打杀的人，在经历了一些反反复复的揭发、批判、斗争、关押等一些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之后，再进行“内查外调”，最终下的政治结论。意思是：你是有问题有错误的，但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问题是，这些所谓“非正常死亡的人，本是完全无辜，被无端残杀的！一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隐含的意思却是”你是有问题有错误的，抓你打你杀你，都是有原因的。”这是对无辜死者的极大不公和人格侮辱。假如真有所谓灵魂，那谦和低调，无端被活人碎尸的黄鸣皋，那被毒打致死又在嘴里塞上一把化肥，谎称吃化肥而死的许保只，在地下也会怒目圆睁！

这同时又给了迫害残杀他们的凶手以合法的理由：“那些死者是有问题的，抓他们整他们是应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于是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杀人案件，其凶手就这样轻巧的开脱。

显然，这条处理杀人案件的理论，完全是为保护杀人凶手而量身定做的。它之所以在一定时期畅行无阻，重要原因就是一部分坏人进入了当时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当了裁判员，由他们自己来给自己量刑。杀害黄鸣皋的凶手刘目忠就是这样。

这一理论，从组织上和思想上给“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给民族复兴留下了巨大隐患。

十五、翻云覆雨，前后矛盾，让人捉摸不定的理论

一些虔诚的，把文革真当成一场“反修防修的大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成经典，每个阶段都力争“紧跟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到了运动中后期，往往不知所措，搞不清什么是“斗争的大方向”，把握不住当下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了。

这是因为，文革中被群众视为神明的许多理论、指令，渐次的意义含糊，模棱两可，更有不少翻云覆雨，自相矛盾。例如――

1、关于武斗。

1966年颁发的“十六条”，应视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文规定，“用文斗，不用武斗”，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的《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再次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场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即使是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该文开篇就强调，“十六条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

可是，随后几天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问及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的名字，就说：“要武嘛。”威望正如日中天，说话金口玉牙的最高统帅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霎时传遍大江南北。

1967年针对武汉发生的“720”事件，江青公开号召：“要文攻武卫“。

全国大规模武斗发生后，毛泽东又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

亲，要是你处在当时，到底听哪一条的好？

2、关于文革的对象和性质

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到1968年五月，毛又发表最高指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