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王佩英史记――王佩英事迹之完整记录

1915年3月14日，王佩英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双龙巷（今开封市顺河区曹门办事处双龙巷社区）一个商人家庭，系家中独女。7岁，其母去世；12岁，其父去世；14岁，继母去世。1929年即已举目无亲的少女王佩英，有父母留下的一些房屋和土地，由一个老妇人照顾生活。

1932年，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嬷嬷（Sister Marie Gratia Luking，中文名陆静宜），在开封创办静宜女中（后来在开封发展为开封八中，在台湾台中县发展为静宜大学），王佩英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学校的教育目标是“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等。

1933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张以成（1911年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县），在开封当律师期间，介入王佩英房产、地产归属权案件，为王佩英打赢了官司。两人遂自由恋爱。

1934年，王佩英从静宜女中毕业。同年，与张以成结婚，并随其在保定和北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年，在北京找工作不利的张以成，曾按方子自制“吹喉开关散”，做街头小药贩。贫困无助之下，王佩英将开封带来的衣物当卖一空，补贴家用。同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王佩英生下第一个女儿玲玲，11岁时（1948年）夭折。

1940年，王佩英生下长子张运生。结婚六年来，因生活困苦，不敢要孩子，张运生的出生令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为生计所迫，这年冬天，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开封老家。此时，开封已被日军占领。

1941年秋，张以成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不料这年冬天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拷打后被押解到北京宪兵队，关在监狱。日本宪兵在张以成舅父处搜到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这把枪的主人是张以成的大姐夫（北平救济院女妇院巡官）。当时有日本人被开枪打死，后来查明张以成并非开枪者，将其释放。此事，令张以成盟生报国之志。

1943年，张以成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发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先在开封后到郑州。直到1949年前，他一直是郑州情报站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探国民党情报，渗透国民党军组织，有时也做策反、发展候补党员等工作，还通过外围组织策划、发动罢工和学生运动，保护包括电信局设备、铁路甚至美孚大楼，使重要的生产、通讯和交通物资被转移到共产党手中。张以成、王佩英和情报人员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期间，情报站并无常规经费支持，非常清贫。支持张以成从事情报工作的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王佩英在开封的房产收入。在开封、郑州、兰考、密县一带，王佩英除了抚养孩子、支持掩护张以成外，有时还需要帮助传递情报，与敌特周旋，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财产。家中所有土地全部卖光，房屋也卖了一半左右。

1948年8月，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参与地方建团工作。1949年，王佩英开始正式在郑州邮局工作。同年调入郑州铁路局秘书室任业务员，保管局里的印章和文件。1950年，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卖了大部分房屋，捐给党组织交党费。1952年5月，入党转正。在入党考察期间，组织对她有两条意见：“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斗争性不强”。王佩英在天性上和当时极左倾向的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

1955年10月，王佩英随张以成搬到北京，从郑州铁路局调入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她服从组织安排，到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担任哺乳班组长。生活上，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平均每隔两年，就会有一个孩子诞生。1956年12月31日，王佩英在已有六个儿子（张运生、张贵生、张大中、张大江、张大路、张大圃）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女儿――张可心。

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无论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提意见，还是他们被定为右派打压，王佩英都没有参与其中。她对这种政治运动有心理距离，保持沉默。

1959年初，仅仅因为端着热水不小心把一个冲出来的小孩烫伤一小块皮，王佩英就被“狠挖思想根源”，被调离托儿所，转到专业设计院总务科单身宿舍当清洁工。她没有辩解，依然保持沉默。此时，张以成的肝病已有近一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三年粮食短缺和饥荒，从这一年开始。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都是饥荒的重灾区。有亲友找到王佩英借粮食，王佩英说：“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在1959年单位办的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庆祝会上，王佩英称呼刘少奇为“少奇同志”，而非“刘主席”，在家里也常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60年，与王佩英相识相处27年的张以成，由肝硬化转化为肝腹水，住进医院，并于11月去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王佩英沉浸在对张以成的思念中，家庭经济非常困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7000余人参加。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该会召开的最根本原因。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高层意见分歧很大。王佩英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及其导致的大饥荒应由毛泽东负责，他应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这场全国性的灾难，并支持刘少奇的政策。她公开向党组织和群众表达这个观点。

1963年3月，因刘少奇在位，单位在考虑如何处置王佩英的敏感言论时，选择了最“安全”的办法：宣布王佩英疯了，将王佩英用单位的车送去精神病院看病，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王佩英为支撑家里的经济，把家里一些值钱的呢子大衣、古玩之类，都送进了典当行。

1964年12月，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5年，王佩英更加激烈地表达抗议。在单位里，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到天安门、灵镜胡同（中组部所在地）等地散发传单。这年4月，她要求退党，说：“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7月，她正式写出书面退党申请：“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提出退党申请后不久，她就被文革前铁道部基层组织强制性地送进北京安定医院，后被转到回龙观分院。

在王佩英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期间，王佩英第三子张大中经常在周末骑单车去看她。王佩英从不和儿子谈自己的政治观点，只问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有一次张大中去看望母亲准备告辞时，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铭记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1965年12月20日，医院病历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这里透露了把王佩英弄进精神病院的真正动机。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革爆发。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二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等公检法部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侦察、起诉、判决三家公然会并成一家。军管会二号人物刘传新，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67年的夏天，王佩英住院期间思念儿女，张家七兄妹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给母亲。

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王佩英被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关押在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由“革命群众”看管。她的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嘴上戴着口罩。除了毒打、饿饭、捆绑，连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在被关押期间，她曾说：“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同其他牛棚难友一样，被“劳教”。她劳动时任劳任怨，难友回忆说：“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的时候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

与其他牛棚难友不一样的是，王佩英依然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把口号写在很多小纸条上，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她三次在食堂喊口号。有一次，她刚喊出“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就被造反派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往死里打。她的难友齐克琦实在看不下去，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在这个月的4号，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黑蚂蚁般的“革命群众”一哄而上，将王佩英打得昏死过去。在被打的时候，她从来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1968年10月21日，王佩英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在专业设计院关押地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从4日喊口号到21日被逮捕，期间审讯人员想强迫王佩英承认刘少奇是叛徒，但她立即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又威胁她“你不怕死吗”，她回答说：“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她曾对难友说：“刘少奇是吃人民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审讯人员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并威胁她说“否则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

1969年的下半年，迫害升级，王佩英被拉到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上，被拉到北京的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去游街批斗。王佩英对其观点，始终没有妥协，每一次都反抗。当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她喊“打倒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