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文革杂谈

民族的劫数

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梦魇般的纠缠着千千万万经受它洗礼的人。回顾那个时代，恍若隔世；个中种种年轻人难以置信。我们也宁愿它没有真的发生过，然而，历史不仅无法重写，几乎不存在其它可能。

就像在劫难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文革之类的动乱。革命运动像运动中的物体一样，具有惯性；社会活动与自然生命不同的是它还带有领袖人物的个性。与其他统治者一样，毛泽东嗜权如命，他被政治浸透，不择手段紧握权柄；与有些独裁者不同，掌权不是其终极目的地，权力只是他推行政治主张的工具。

毛泽东及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向落后，政府的管理方式也颇原始。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准的途径，基本依赖“皇家旨意英明与否”。中央集权需要公有制基础。而帝制崩溃后的中国，中央集权有之，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中国依旧是一盘散沙。于是，许多人把二十年代的军阀割据、后来的日本侵华等民族灾难的根源，归结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其理论解释，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解决方法有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并顺利地号召了各界民众。四年内战夺取政权，顺理成章、万众拥护、意外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化，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国家。

建国初期，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国防成就不俗。理论与实践俱全。全党全国不免以为，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康庄大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势头的延续，不仅得力于中共的宣传教育，也有外部世界敌视中国、“帝修反”国家本身行为不检、社会弊端过多等的因素。即便资讯是开放的，西方世界的对华吸引力也颇有限。那时，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堪比乌托邦，价值观念近似清教徒。人们乐于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自由民主乃多此一举；崇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物质享受非英雄人物之所为。

社会制度虽然变了，文化传统惰性依然。老百姓普遍不对英雄做任何批判；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对的；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兴趣。尧舜的子民，从来都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侯、圣人身上。而毛泽东就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怀着这样忠君、自卑的心理，毛泽东在神州大地、亿万人民中间予取予求，何足为奇。

可惜，毛泽东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凡夫俗子，其的思想境界、历史视野、抱负事业竟不止于称孤道寡、面南而王。他还要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国势的规模与速度“有计划按比例增长”也不耐烦。渴望移风易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达此目的，非继续革命不办。历经多年铺垫经营，毛孚众到全党全国追着请他独断乾纲的程度。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多重目的，无一不在朝野一呼百应。“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不轰轰烈烈、“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

依照那个时期的行为方式，毛泽东的做法符合逻辑，人民大众也没有理由不推波助澜。并非复兴心切“慌不择路”，实乃历史局限“效不更方”。然而，革命彻底失败，毛不顾而去一死了之。身不由己的人们，只能以“参与了一次社会改造试验”，聊以自慰了。计划经济的国策、集体主义的理想，阶级分析的思路、暴力斗争的方法……，毛泽东不用，别人也会用；效力有多大、值与不值得，如同纸上不能谈兵，用过才知道。曾经窃喜恭逢其盛、谁人料到不堪回首，就算为警示后人不再误入歧途，自残了一回吧。

2011-12-16

文革远因逾百年

据说，历史学界中有一派，主张把重大事件放在历史进程中，才能看清楚其来龙去脉、意义云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是引用这个方法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机制，则近因不晚于毛泽东出掌中共；远因至少萌发在鸦片战争。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直至十九世纪前期，欧洲人心目中的“世界历史”，只包括欧洲大陆和接受其文化的“殖民地区”，是为“欧洲文化中心论”。无独有偶吧，那时的中华帝国也真诚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料，列强炮舰几艘、兵将数千就在中国入无人之境了。此事对中华民族的刺激太大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若不尽快崛起，几于无地自容。

历史学家如黄仁宇等解释社会进程、民族运动，又有“接力”之说。认为：不同党派、集团相继以不同的方式领导国家，其争权夺利背后的推手，是承先启后推动国家改造、民族进步的大趋势。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三十年》中说：“历史本身是没有具体形象的，它的具体形象是人。历史把人推向前台，授权他们以历史的名义说话、做事。”近代中国迄自1840年，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以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统一、乃至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发起人心里做何打算，其号召民众的共同点有“振兴中华、强国富民”之意，区别在于采用的方法手段各有不同。

从这个大脉络上看，为了雪耻与富强，中国人什么办法都乐于尝试。《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人以博大的胸襟“师夷之长以制夷”。一一筛选西方成功有效的方式方法。体育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欧美留学生倡议，响应的人不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苏联共产党指导，施行的力度大。多种方案里，“改变社会制度”强暴胜出。可能是求成心切吧，所有的人都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恢复其世界地位。虽然帝制结束进入共和，抗战胜利跻身四强，但是，社会改良缓不济急，非大动干戈不能扫清障碍、兴利除弊。

确实，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非改变制度不可；公有制、集体化、党领导，易于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国民党虽然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与独立，终因无力协调朝野力量、迅速廓清社会环境、发展经济，令民众失望而被共产党取而代之。因中共的方针政策与以往那些效率不高的建国方略完全不同，而且头头是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什么办法都试了，与西方的差距仍然悬殊地令人汗颜。人们不免打起精神，给共产党这个机会。

中华民族信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了远大的理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你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利于建设，我们就把土地划归集体、工厂交给国家；你说我们得艰苦朴素、发奋图强，我们就节衣缩食配合你的票证定量；你说右派干扰党领导建设，我们就批判剿灭绝不留情；你说来个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激发一下民心，我们砸锅卖铁没有二话；你说美帝组织包围圈遏制中国，我们就与他势不两立；你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落井下石，我们就反修防修，清查其在党内国内埋下的别动队；……。

中国人的境界真高啊，牺牲精神举世无双。谁能拿出改造中国、复兴民族的方案，忍辱负重也心甘情愿。不然，十个中国共产党、一百个三头六臂的毛泽东，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就像人家说的，一个时代有一种紧箍咒般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并配以相应的行为方式。没有人能够超越、不受它的制约。毛泽东的基本队伍是共产党、社会基础是人民大众。那道紧箍咒可以归结成十个字：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党内从建立开始念，国内从建国开始念，闻者无不动容。

人们有时会奇怪：洋人谈到中国的文革，好像不那么大惊小怪、不可思议。仅仅因为事不关己、没有设身处地吗。看似不止于此，却原来，各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大同小异，多半也有过相似的经历。比如法国大革命，几乎杀光了国内的贵族；因为他们担负了阻碍民族进步的罪责。德国人跟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德意志复兴的障碍”；美国种族歧视，因为有色人种与他们的文明高度不配。苏联大清洗，因为党内有一支西方势力豢养的第五纵队。都因事涉根本利益，而有全民参与。

陈寅恪、沈从文等又说：文献资料需与文物对照，才能恰当地解释历史现象。文革之兴，符合当时的社会基础、民意人心的史料多矣。随便上网搜搜图片视频：天安门前的“红海洋”、机关学校的“大批判”、工厂车间“讲用会”、田间地头的“表衷心”……，都是现场纪录不是摆拍哦。历史真相不因参与者愧疚而装聋作哑或文过饰非就改变行迹。所以，说文革是毛泽东利用甚或迎合了人们的“革命要求”，才顺利发动起来的，不无凭据。其实，毛等号召七亿人民投身文革，用的是最为“草根”且又“庸俗”的一招：不打倒党内走资派，老百姓就要受二遍罪、吃二茬苦，中国将沦为列强的附庸。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此言绝非强词夺理、大言不惭。毛泽东之在中国获得神的尊荣与地位，人民群众的信服崇敬、抬举吹捧至少占一半因素。但是，我们造了这么个神，原意是希望他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不料，他与我们一样，受制于时代的局限，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别无它策。任凭革命的惯性，把最后的能量在继续革命中消耗殆尽。乐极生悲似地，在中华民族取得长足进步之后，转向苦难的深渊。

然而，中国人不必因为认真出演文革闹剧而自惭形秽，历史的法则中根本就没有“直线进步”这一条。民族成长、社会进步反而只能是一个痛苦挣扎、迂回曲折、误打误撞的过程。一切高瞻远瞩、正确路线，都是事后添注。幸而，我们是一个知错即止、善于学习的民族。转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放在历史的进程中，莫说十年文革，三十年改革开放，即使一百七十年中国近现代史，在以往几千年、未来无限远的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

人生的价值在于经历人之所无。我们能够期望的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史无前例又后无来者，让我们独享那份“唯一”，差似不幸之幸。

2011-12-20

被透支的献身精神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鲁迅先生说中国遍地阿Q；实为痛惜之语。他们当然知道“聚沙能成塔”、对外发射匕首和投枪。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解决，因为大众广泛地具有为民族献身的忘我之情。可惜，就像古人说的：士气者，一而盛、再而衰、三而竭。在复杂的世界环境中，民族复兴事业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就得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够不够厚重，能经住多少分流与耗损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精神几经动员，先是推翻帝制，继而新文化运动，然后南北统一……。为之付出心血与生命者，不下千万。而最彻底地动员民众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的，大约有两次，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了。经过这么两次，中国人公而忘私的精神看似用尽，带着剩下的个人奋斗、争权夺利、贪污腐化，进入了目前的“新时期”。

所谓彻底动员，意谓尽其所有地动用。那两次全民力量的投放、方向和结果完全不同。抗日战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不具有守土抗战之责-----是对外。羸弱的人民、贫瘠的中国，含辛茹苦、赴汤蹈火、屡败屡战，牺牲逾千万，维护了中国独立，振奋了民族精神。十年文革所付的生命代价也以千万计，却是内斗。举国上下，除了襁褓中的孩子，略有所知者，无不多多少少、主动被动表态、站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后果却是耗竭了人们的向善之心，离间了人们的友爱之意。

积累了一个世纪对列强的仇恨，尽情地宣泄在抗日战场后。振兴中华，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就是“内部争执”了。历史伟人如毛泽东等，境界太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远离升斗小民的层次。民族战争的创伤，无需停止争斗、全国疗养，轮流调用各地、各个阶层的资源。可矣。内战，改变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所有制，然后是各种各样的清算运动。分期分批将普通百姓的情操一番揠苗助长。模仿抗日时期：男女老少都能为民族存亡绝续有所贡献；工农大众，则个个是革命机器上的镙丝钉，且需闪闪发光。

党内培训约自延安整风始；进城后则立即着手训练全民。国家民族、主义理想，提升了每个人的觉悟。是农民吗，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是工人吗，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是学生吗，为人民学文化、时刻准备接革命事业的班……。狠斗私字一闪念，集体主义无孔不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思想意志全国统一。人们心甘情愿、时时处处用党的号召要求自己，用毛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不是说：个人的价值，在于其存在对周围之影响吗？个人放大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于有荣焉。

曾几何时，中国的民族正气如彼、万众追随。有这么成熟的条件，党要搞什么样的运动，民间都一呼百应。七亿五千万人民的政治热情、献身精神，被毛泽东一次用尽，倒比苏联那样，在七八十年间慢慢耗竭，合算些呢。都说毛泽东最懂政治，集中外古今统治术之大全。也许是老虎打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