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3月14日，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谆谆告诫道：“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文革”正式宣告结束已长达35年之久，但事实证明，温总理的警告不是多余的。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从“文革”的百孔千疮中艰难走来，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和极左思维的阴影，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所谓的“文革遗毒”不禁没有肃清，反而有所扩散，甚至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由于公权力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约束，人民无从参与改革决策，致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乃至生存得不到实质保障，受压迫感和被剥夺感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在本质上是宪法规定的民主决策机制不完善、公民政治参与不充分造成的，但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实践越匮乏，民主参与的代价就越高昂，而多数人抱着“搭便车”心态，不愿意像乌坎村民那样站起来勇敢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宁愿做沉默的“围观者”。其中有些人则在少数人别有用心的鼓噪下简单诉诸仇官、仇富情绪，指望哪一位“救星”再来发动一次“文革”，只等“天下大乱”，自己也能从“打砸抢”中分得一杯羹。

这种情形和“文革”似曾相识。早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等运动中，颁布没几年的1954年宪法已经被完全抛弃，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完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宪法规定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控制官僚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但是在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把针对官僚特权的仇视埋在心里，并在最高领袖发动的“文化革命”中骤然爆发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文革”就是冲着当时的既得利益阶层及其“官二代”、“红二代”来的，群众的仇官、仇权心理是“文革”一呼百应的重要社会土壤。“文革”的积极分子中当然有领袖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的“纯愤青”，但也不乏指望在天下大乱中“咸鱼翻身”的机会主义者。

这种期待当然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即便发生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今天如果真的“天下大乱”，那么部分官员或富商确实可能受到冲击，但是如此“折腾”，最后受苦最深重的还是广大百姓。“文革”殷鉴不远，试问究竟有谁是这场浩劫的赢家？也许贫富差距会缩小，但那是因为大家都变得一样贫困；也许贪官污吏会减少，但那是因为社会一穷二白、无财可贪；也许官僚特权看上去少了一点，但那只不过是言论和新闻受到更严格的控制，群众更“不明真相”罢了。在这样的社会，底层百姓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要忘记，“文革”中死得最多的还不是那些受迫害的“右派”、“反革命”，而恰恰是在历次武斗中相互残杀和被屠杀的红卫兵们。目前有些网民之所以还在虚拟的“文革”极乐世界中梦游，只能是出于对不远的历史极度无知，以为“文革”就是“唱红打黑”，到头来只会发现自己被那些擅长台上“反美”、台下亲美的“精英”们利用了。

为什么“文革”对中国社会危害深重，却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为之讴歌？这种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其实也是政治体制造成的必然后果。“文革”结束后，这场浩劫的制度根源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反思。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文革”，并指出毛泽东的“严重错误”。然而，“文革”思维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反思和批判“文革”的言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导致人民不能全面了解历史真相。事实上，在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基本保障的社会，并不难弄清“文革”这点历史，也不难就一些基本问题形成社会共识和常识。然而，一旦宪法规定的基本自由得不到有效保障，不同观点和立场不能自由辩论和交锋，那么黑可以说成白、白可以说成黑，社会就会在基本事实和观点的认同上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正是在这样的言论管制环境下，中国的极左思潮找到了畸形的发展空间。如果政治体制得不到及时改革，那么中国将面临社会共识完全破裂的危险。

要从根本上清理“文革”遗毒并遏制极左思维回潮，只有取消管制、广开言路，而言论自由是改革政治体制和走向宪政的第一步。实际上，改革并不可怕，因为改革的目的无非是真正落实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乌坎经验其实没有什么“创新”，只不过是老老实实按照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要求去做而已。真正可怕的是不改革。如果继续维持管制、混淆视听，人民不能依宪选举和监督代表自己利益的官员，滥征强拆、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等侵犯基本权利的公权滥用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温总理警示的“文革”悲剧就离我们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