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路社：毛泽东的“文革大民主”：驳张宏良先生

神化大概不管用了，美化毛泽东是“文革神学院”毕业的“中央美术大学”张宏良教授之专业。专制、集权、人治可谓毛泽东之“死穴”，他却一厢情愿地说：毛泽东时代“文革”的政治制度是真正最民主的。我这里倒要请教张宏良先生：最民主的政治制度，何以解释在毛泽东走后不到一个月――用江青的话说“尸骨未寒”，即发生一场政治地震“宫廷”政变，其只能是专制、集权、人治政治制度下之必然的“偶然”。这种政变不是革命或改革，粉碎“四人帮”前后政治制度的专制、集权、人治性不变，萧规曹随，至今未改，中国的未来依旧充满“事在人为”之“偶然”。“人亡政息”历来是专制独裁者之最佳下场，毛泽东“人亡政息”遭殃的只是追随者“四人帮”之流，且罪有应得，不足为惜。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却苦了、害了整个国家、民族。“文革”中纵然是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但在项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困扰下，工业生产陷于半停顿状态，工人生活极度贫困；农业亦同样，“贫下中农”被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劳民伤财的“学大寨”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折腾得苦不堪言，之生活惨状还聊胜于工人弟兄。科研、文化、卫生……事业更都无不经历了一场大浩劫。而从将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的角度讲，毛泽东若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以其之绝对权威，应是可将人民的利益制度化，为后人创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好政治制度的，他却未这样做，结果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毛泽东是一绝代政治权谋家。他在1966年发动“文革”时，称“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但到1967年初，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后又变了说法，开始贬低巴黎公社，否定普选原则：“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派“大自由”，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滥办乱贴五花八门的“小报”、“大字报”。毛泽东为何认可？因为这是他的一种“战略部署”，各级领导和群众必须“紧跟”、“照办”；他说“放”就“放”，说“收”就“收”，转得不及时，就会中他的“阳谋”。《公安六条》是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被权势人物指认为“反动组织”或“反动言论”，就立即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就是反革命，就砸烂谁的狗头”……这种“大民主”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民主之名行君主之实。所谓“大民主”，还包括种种“群众专政”手段：大批斗、大抄家、大游街……也就是肆意侮辱人格，甚至是非法关押乃至动用私刑、群众性大屠杀……毛泽东去世后，人们或将“文革大民主”等同于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或视其为“无政府主义”的样板，独张宏良先生把它看作“形成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分水岭”。

毛泽东还是一中西文化杂交的“马加秦”巨人。这种杂交“优势”，让他“文革”中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无天――许多中国人读《西游记》却悟不出吴承恩对此“肯定中的否定”，什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都轻蔑地踩在脚下。同是为了治乱，刘少奇派工作组，毛泽东派工宣队，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蒯大富们那里能知晓毛泽东之“莫测”？攸久的专制历史下，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孙文化”传统的国度――《西游记》与《堂吉诃德》反映出中西文化这方面之差异，红卫兵大串连大造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更不消说打倒刘邓陶、邓吴廖、王关戚……皆伟人举手之间，毛泽东一呼百应，无数小将、青年跟着他大闹中华。殊不知“老孙”有一致命缺陷，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天下大乱是真天下大乱了，天下大治却未必。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神通到将极左――阶级斗争扩大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极右――专制独裁、行兴“言论高压”与“文字狱”，“天衣无缝”地“嫁接”一起，而得马克思、秦始皇“风气之先”，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成功导演了一出注定是整个地球人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人间闹剧、悲剧、惨剧。今天即使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发动一场新的“文革”，仍还会重蹈现实中“文革”之覆辙，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文革”内斗之凄风苦雨，满目疮痍，国人至今记忆犹新，张宏良先生的政治企图真是“天真”得太幼稚了，当局担心“文革”重来，确实不无道理。

毛泽东又是一“悖论”或二律背反：毛泽东脱颖而出之后，“毛泽东”就不能再脱颖而出――自古独裁出奸臣，从来专制造小人。即使文韬武略如毛泽东者，也逃不脱这种历史宿命。专制之下追随者不可能有独立人格，即使林彪、华国锋当上“太子”也枉然。他的追随者从“四人帮”到华国锋、汪东兴……全是无真德无真能者，一旦失去了毛泽东的庇护，便不堪对手一击。而有真德有真能者，则总大多或先或后是站在历史的自由、民主方向一边。毛泽东身前身后面对的都是整个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精英，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只不过可谓是一个可笑的西方堂吉诃德与可爱的东方孙悟空而已，就像寺庙里的“金佛”多少“沾”了一层“悲壮”的理想主义之光。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集权、人治政治传统，政治舞台上人民大多数时间缺位，只有精英中的英雄或枭雄革命或造反时，才需要人民登场跑龙套，其延续至今。西方近代以降，资产阶级半瓶子醋的自由、民主、法治政治制度，将这种不定期的革命或造反改为定期几年一次的大选，多少总算是一种进步。在全球化的时髦之下，一些中国人也“与时俱进”，追求羡慕这种定期而至的跑龙套。诚然，舞台演戏总有主角、配角，总需要人跑龙套。问题是难道不可以不演戏，让政治舞台像经济样成为日常市场，选票成为“货币”？

从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各种文字讲话与作为行动中，对毛泽东的后半生可做出如下粗线条之概括：在政治路线上坚持“原教旨”的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甚至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主观上的失误――主要是权力道德化及超越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带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遭受挫折，归结于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从而去“斗私（资）批修”，却是机械、形而上学地“创造性”悍卫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些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认识根源是教条主义，实际上背离了他自己曾经强调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固步自封，自我迷信，强调思想之大一统，窒息了整个社会之思想生机；加之他对中国专制、集权、人治传统政治文化情有独钟崇尚有加，于中国历史典籍熟悉程度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典籍，深受所影响，晚年陷入了封建专制、集权、人治的政治死胡同，而终其一生未能觉醒自拔；这还导致他在组织路线上悍然发动“文革”，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整肃官僚政敌，以树立绝对权威，推进自以为是的政治主张。

诚然，“文革”毛泽东的确触及了官僚之既得利益，可是却未触及更根本的与专制密切相关之官僚体制，他与官僚体制仍“打断骨头连着筋”。专制与官僚体制二者互为依仗。专制下的官僚体制有六大特征：机械（思想僵化，墨守陈规，决策权及执行中的灵活性掌握在上司手里，下属不得越雷池半步）、等级（论资排辈，讲究尊贵顺序，官大一级压死人）、虚伪（权力道德化，满嘴上仁义道德，一肚子自私自利）、低效（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敷衍塞责，推诿扯皮）、黑暗（制造与利用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鱼肉百姓，自成一统）、腐败（在既定的前述条件下，内部图升迁勾心斗角，对外起贪心以权谋私且官官相护）。其一并形成的官场环境造就之小人与“套中人”，为专制所依倚，离不开其所提供的惬意服务；反过来又是小人倚仗专制而生存，“套中人”则安于专制之下。具有自由、民主精神之大写的、有独立人格者，在这种官僚体制中受到排挤，难有立足之地及升迁之机，会感到窒息、沉闷，久而久之难以忍受，以至愤怒、反抗。专制的官僚体制下被淘汰的正是君子、精英。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毛泽东，他对官僚体制有着一种天然的厌恶感，自然想改变这种情形，遗憾的是他只能是出于私心杂念或认识水平的局限，不是从制度机制上着眼着手，却幻想在专制、集权下，用人治的、不定期的、不规则的运动来代替法治的、定期的、规则的选举，对官僚进行整治教育与洗牌。但毛泽东对了一半又错了一半:他认为真刀实枪的群众运动胜于演戏作秀的投票选举，即使“七、八年再来一次”隐含着定期制度化的含义，这种群众运动也不可能规范化，难操作，易失控，效用随意性，结果不能不是一场大胆、悲壮的试错，其价值便仅在于是为后人否定了一条政治歧道。

毛泽东1957年“反右”，反击党内外“右派”；1966年发动“文革”，打击党内“走资派”；执政后的现实兆象，历史的前车之鉴，使他想按照权力道德化及民粹主义的理想驯服和改造官僚与知识分子甚或民众的自私性。他生前所担心和预言过的，仅在其逝后不过二、三十年便几近为现实。于此，我不能不叹服毛泽东之政治天才。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主义是对的，但陷入离开现实的理想主义、教条主义却是错的；他一方面塑造了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却又企图通过人治来限制甚至改造其之弊端，真可谓是机关算尽！邓小平则可能意识到了这一切，他主观上一方面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努力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客观上却力所未及，因而造成了今天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三足鼎立的僵持局面。我真诚地寄希望于党内外左派中真正的精英团结起来――警惕左派中张宏良这样的“王明”之流，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未竟的事业，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像毛泽东、邓小平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杀出一条血路来，挽救党、挽救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制度这座人类至今也尚未完全探索发现清楚的大迷宫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更是一座人类至今远未探索发现清楚的大迷宫，先哲们仅有少数人在迷宫浅处留下一些成功的探索路标，迷宫深处更多的则是发现了若干条死胡同歧道，如二十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斯大林、毛泽东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与铁托的公有制市场经济三大试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