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 建军：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后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叶帅之女叶向真、叶帅的侄子叶选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华国锋之子苏华、彭真之子傅洋、习仲勋之女习乾平、陆定一之子陆德、王若飞之子王兴、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肖劲光之女肖凯、张爱萍之子张胜、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苏振华的子女苏承军和苏承业、张鼎丞之女张延忠、谭震林之女谭径远和女婿虞大江（江华之子）、耿飚之子耿远志、杨成武之女杨俊生和杨杨、张廷发之子张鹏、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罗青长之子罗援、彭冲之子许海星、严佑民之子严小江、李琪之女李海文、包惠僧之子包楚弓、齐燕铭之女齐翔延、李鑫之子李赤子、贺炳炎之子贺陵生、王诤之子王苏民、程世才之子程力、周希汉之子周泰阳、史进前之子史小刚等。周总理和叶帅等人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年执行逮捕“四人帮”命令的8341部队的部分老同志也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还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孙长江、张天荣、沈宝祥、王贵秀、周为民、蔡霞、马立诚、雷颐、章立凡、王占阳、吴思、梁晓声等近百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人士。现将座谈会的主要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一、追忆历史事实,回顾历史功绩

李海文：今天的《南方周末》登了我一篇文章，讲到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毛泽东逝世后，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意见不一。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中央全会要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华国锋下定决心，为人民除去“四害”。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沈宝祥：为什么要采取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曾对胡耀邦详细讲过。1977年12月17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讲过这件事。我的记录如下：

华主席前几天同我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糟蹋吗！毛主席的嘱咐，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先从这个问题讲起。然后想，搞不成怎么办？没多考虑，被他们杀了，没多想，置之度外。然后想，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肯定，他们也不会成功的。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遗憾的是，耀邦没有很详细地讲，但从他简要的讲话中，也可了解当事人当时的想法。毛主席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猖狂活动的严峻情况，华国锋很忧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粉碎“四人帮”，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事业不被他们“糟蹋”，是为了党，为了国家和人民。对于个人的命运，他“没多考虑，没多想，置之度外”。

有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所以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个人的地位权力之争。这样一种解读，很不符合实际。

叶向真：在抓“四人帮”之前，叶帅作为军委的负责人，在毛主席病的时候，他已经把陆海空三军及各总部的领导人，全都找到他那里单独谈过话，就说在毛主席有不测的情况下，我们军队怎么稳定。如果军队稳定，国家可以安。如果军队不稳定，就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陆海空三军的领导和指战员那么听话？早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和部署。

叶选基：我写了一篇文章――《叶帅与粉碎“四人帮”》，缅怀那个历史年代。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华国锋下定决心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之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密封锁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

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即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马晓力：粉碎“四人帮”是向毛泽东身边亲近的人开战，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仗打得特别精彩和漂亮，就是没有流一滴血，非常果断漂亮地干成了。要没有叶帅这样老成谋国、屡战屡胜的人，恐怕完不成这个大业。叶帅真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他起了特别决定性的作用。

纪坡民：我说说具体问题吧。我父亲纪登奎当初也是中央的一个领导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我也问过他，零星听到一点。我父亲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情上的基本情况有这么几点。

第一，他是拥护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他对粉碎“四人帮”也是知情的，吴德的回忆录里面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爸爸知道。第三，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我父亲参加了一点。主要是公安部，因为公安部那边是归他管。后来华国锋同志当了公安部长，华国锋管公安部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公安部的工作就不管了，归我爸管了。因此，粉碎“四人帮”牵扯到公安还有些需要配合的事情，这个事情大概是华国锋通知李先念和我爸爸两个人布置，然后配合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因此我爸爸也参加了。

还需要说明一点，我父亲参加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一些外围的配合性的行动，他没有参加粉碎“四人帮”的核心决策，这个情况也是很清楚的。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又听到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一些历史信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也给大家做点介绍。我听李鑫同志给我讲过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说，9月18号，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完了，当天晚上，张春桥找李鑫谈话，当初李鑫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毛主席的很多著作、讲话、谈话的记录等等，都在他那儿，张春桥找他谈话要某些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李鑫不给他，张春桥就硬要，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凶，不欢而散。李鑫跟我讲，回家了以后，左思右想，越想这个问题越大，越想这个问题越不得了，他说我应该向党中央报告，他所谓的向党中央报告，就是向华国锋同志报告。他还跟我说，他本来是中办的副主任，但是他不敢向8341车队要车，他怕走漏了风声。他就骑了个自行车到华国锋家里，首先汇报了张春桥跟他要毛主席谈话的事情。然后李鑫说，华国锋同志，中央现在要出大事了，要出了不得的大事，中央必须采取断然举措，再不采取断然举措，这个国家，这个党要出大问题了。粉碎“四人帮”的动议，大概就从这儿开始。

赵霄洛：1976年12月初，我父亲赵行志被派到上海工作，根据父辈的回忆和搜集到的资料，我谈谈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的一些工作情况。

向上海派驻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迅速摧毁“四人帮”残余势力的重要部署。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帅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认为，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帅同意华国锋的意见，并提出苏振华同志当此重任。最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派三位同志去接管上海。同时叶帅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一意见成为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方针。彭冲同志回忆说，在这个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叶帅。叶帅虽已79岁高龄，仍头脑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叶帅再三强调，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10月底，中央工作小组的同志陆续到达上海，开始了复杂的接管工作，工作组最多时有226人，被“四人帮”排挤出领导班子的韩真义、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出来担任市委领导。1977年3月，苏振华发言说，五个月来，上海接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充分肯定了工作的成就，中央工作组在新的市委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把持的党政大权，顺利地进行了揭批斗争，既搞清了事实，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开始发展的新篇章。

1979年1月，苏振华同志调离上海，彭冲同志任第一书记。遗憾的是，对于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这一段工作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1980年之后，在上海逐渐传出，上海清查工作煮成了一锅夹生饭，上海已经丧失了时机，上海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一万多人，但真正凶手没有抓到几个，有的说，上海复查工作起步慢，进展缓慢，有些单位存在着该平反的没有平反，有些平反结论仍不恰当的情况。总之，最后把派驻上海工作归结成三个不足。希望做党史研究的同志，也能对这段历史做一些研究。

二、阐释历史意义，再论历史分期

叶选基：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的再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结构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果，这首先应当归功于粉碎“四人帮”带来的伟大历史转折。

胡德平：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了大无畏的抉择，为人民共和国立下大功。否则，中国的前途是不是昨日的柬埔寨呢？让人不寒而栗。

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事业，莫不以此为出发点。

沈宝祥：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是大家公认的，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对此，看法就不完全相同了。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既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结束的标志，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

但是，对这个问题也有另一种观点。《求是》杂志1995年第4期有一篇文章，讲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分期问题。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分为两大时期。文章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应当放在前一时期。作者将这两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合在一起，称为“‘文化大革命’与它的结束”。按照这样的分期，粉碎“四人帮”就只是前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件事，意义和作用就大大降低了。为了突出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人物，就淡化、贬低另一些历史事件、另一些历史人物，尽管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历史论著中司空见惯，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王贵秀：我们一贯总结，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使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它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得到第一次解放相比拟，从全面专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党的十一大，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都是粉碎“四人帮”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划成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