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铭葆：批林批孔：毛泽东为“焚书坑儒”辩护

发生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至今仍然是迷雾重重。谁是运动的发起者？运动的目的何在？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尚未得到澄清。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决议》给人的印象，似乎江青、王洪文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发起者，而毛泽东只是批准了他们的提议，处于被动的地位。同时，对于毛泽东为何要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目的何在，则无所交代，语焉不详。随着有关文献资料的逐步公开，《决议》的上述论断需要加以修改和补充。

一、毛泽东与林彪在对待秦始皇“焚书坑儒”问题上的分歧

１９５８年５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引者注）我看了，写的很好。”又说：“厚今薄古是我国史学的传统，（范文澜文）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族’的禁令。”此时，林彪突然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听了，非常不高兴，当即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还有一个版本说，当林彪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毛泽东随即训斥道：“屁话！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几个能跟秦始皇比？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你知道吗？”此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谈到对秦始皇的评价，一直对林彪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耿耿于怀。

在遭到毛泽东的批驳以后，林彪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仍然坚持尊孔崇儒。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林彪在一次讲话时说：“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对此，陈伯达后来作了解释：“（林彪）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他是西汉人。秦始皇当皇帝后，主张愚昧政策，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陈伯达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讲话）这段讲话，既反映了林彪尊孔崇儒的主张，也可理解为他是借古喻今，号召全党全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二、毛泽东才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发起人

林彪坠机身亡以后，在其住处毛家湾查出一些林彪推崇孔孟之道的言论、笔记、条幅，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之类。同时，在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也说毛泽东“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据当事人谢静宜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哦，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于是，毛泽东要他们搞了一个材料，这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仔细地读了。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２日，江青、王洪文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批转全国。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的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

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

王洪文、江青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２日”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１９７４]１号文件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表面上看起来，是江青、王洪文报告在先，毛泽东批示在后，好象毛泽东是被动的批准。其实不然，江青、王洪文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奉命行事。早在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泽东曾在一次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泽东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他还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说批林批孔的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同年８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９月８日至１１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接着报刊上陆续发表许多“批孔”的文章。１９７４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献词》，首次公开提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江青等人指示北大、清华成立了专门的“大批判组”，并编辑《林彪和孔孟之道》的材料。以上事实表明，“批林批孔”作为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三、“批林批孔”的目的是为“焚书坑儒”辩护

“批林批孔”运动从１９７４年年初至同年６月，历时半年左右，最后草草收场，不了了之。原因在于，江青等人并没有忠实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一心想的是借机夺权，重点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使运动走偏了方向。对此，毛泽东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一个批语中针对江青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那么，这个被“冲淡”的“批林批孔”的本意究竟为何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一首诗中得到解答。

１９７３年８月５日，毛泽东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首诗，实际上可以视为“批林批孔”运动的纲领，精髓和要义，尽在其中。《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期间于重庆写出的一组历史论文，其中第十批就是《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作者的观点是尊崇儒家，批判秦始皇的，特别是对”焚书坑儒”持否定态度。事过３０多年，毛泽东旧事重提，目的在于古为今用，为当今更大规模的”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进行辩护。

在郭沫若的笔下，秦始皇“这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一切是自己动手，丞相大臣都是具员，博士良士仅顾饭碗，天下是狱吏的天下。”“他是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话的余地的。就连学者们‘偶语<诗><书>’都要‘弃市’，‘以古非今者’要夷三族。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得多少倍。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焚书在三十四年，这时兼并天下已经八年了，原因是仍然有人怀疑郡县制而主张分封子弟功臣。始皇叫他（指李斯）裁判这件事体，他却把它扩大了起来，成为了焚书的禁令。他这建议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焚书之后，接着便是坑儒。这事是在三十五年。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骗了始皇几年，畏罪潜逃，始皇发觉了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叫御史把咸阳诸生通同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

郭沫若的这一番言论，如果说当年在重庆是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那么，到了“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就实在是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文革”伊始，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大破“四旧”，烧书之火遍于国中。有的是查抄得来集体焚烧，有的是担心贾祸自动焚烧，最后留下的，私家基本上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而已。毛泽东坑儒的业绩，也远远超过秦始皇。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划了５５万右派分子，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被整的知识分子，就更是不计其数。虽然坑的方式不是活埋，但被逼自杀，或被迫害致死、致残，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即使是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也已经心不能思，口不能言，成为打入另册，任人摆布的“臭老九”了。所有这一切，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非但不是暴行，而且是堂堂正正的“文化革命”。难怪他要把“焚书坑儒”当作“事业”，对郭沫若的大骂秦始皇痛恨不已了。

林彪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对毛泽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往日那种英明领袖、一贯正确的形象开始受到质疑。毛泽东在大病一场之后，决心最后一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他的战略部署之一。在毛泽东的谋划中，既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革命事业，那么，引申开来，当今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焚书坑儒”的规模更大，也同样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历史无情，事实胜于雄辩。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一场浩劫，二千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也同样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浩劫。毛泽东企图拿秦始皇为自己开脱，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使自己暴君的形象更加凸显。这大约是主事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０日）

本文参考书目：

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２．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宋德金著：《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香港皇福图书公司２０１０年版。

４．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