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一、1968年北京高校发生武斗

共产党搞群众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这是共产党的惯例，也是共产国际运动的惯例。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后，高校的群众首先发动起来。刘少奇、邓小平按照惯例派了工作组，事先请示过毛泽东。

因为怀疑一切的个别师生反对工作组。为了控制局面，工作组在学生中抓“鱿鱼”、反革命，为自己制造了反对派。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经过几天调查，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师生自己搞。

7月24日毛泽东到中央文革驻地看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和大区书记，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4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工作组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的。”他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半途而废的人也参加一部分。”7月29日召开万人大会，高校每个班都派一名代表参加。刘少奇、邓小平检查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宣布撤销工作组。

8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充分肯定革命小将，说“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从此，开始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并写进党的决议里去。（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革”这种形式的群众运动离开了共产国际、中共的经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是个什么样子呢？谁都没有见过，谁都不知道。1967年2月毛泽东总结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220页）“文革”就是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文革”初期保守派势力很大，占多数。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造反派不断发展、壮大。群众组织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在不断地分裂，各省、各地、各个单位都是如此。1967年夏，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派性、分裂上升为武斗，达到全面内战的程度。

派性是伴随“文革”的爆发而产生，派性、武斗是伴随“文革”的发展而不断加剧。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党中央不懈努力下，各地大联合，到1968年3月，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已有18个成立了革委会。全国形势逐渐安定。在各地煽动武斗、组织武斗、参加武斗的学生无法在当地生存，陆续回到学校。随他们一起回到学校的还有他们在各地武斗的“战友”。许多不愿参加打派仗的逍遥派从家里回到学校，准备复课。沉寂多时的校园热闹起来，学生们围绕着学校的问题争论起来。学生们本来就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这时他们已有在各地武斗的经验，很快争论、争吵就上升为武斗。

虽然各省革委会相继成立，但是各地两派长期对峙，武斗不止。1967年夏，毛泽东指出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克服派性。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的，以帮派形成气候，他们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支持我，我就拥护谁；谁批评我，我就打倒谁。他们一路打倒单位领导、省领导、到中央、国务院、军委的领导。随着这些领导一个一个被打倒的现实，权威观念越来越薄弱，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日益泛滥。虽然他们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但是对毛泽东的批评置若罔闻。1967年8月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得到毛泽东批准，相继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击了中央文革，打击了中央文革支持的极“左”派。1968年3月林彪、江青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又提出批判右倾。这正合他们的胃口，马上乘势再起，破坏力更大。“文革”以来，两派一会儿你掌权，一会儿我上台，谁也不讲政策，谁掌权就打击对立面，对立面上台后又如法炮制。不断地翻烧饼，两派的矛盾越积越深，人们越来越情绪化，斗争越来越激烈。

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不想结束运动，在他们的指挥、操纵下北京高校的“天派”（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命名）和“地派”（以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命名）发生武斗。3月28日，北大“天派”聂元梓控制的“公社”用武力将31楼的对立面的学生赶走。29日学校发生武斗，双方100多人受伤。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接见两派说：“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69页。）江青表态支持聂元梓，她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同上）武斗的结果使从劣势聂元梓转为优势，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个结果极大地鼓舞了“天派”，纷纷效仿。

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28日前已发生数次小规模的武斗，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对此一无所知。28日、29日正在学校。29日四五点钟被外面的喊叫吵醒，同学们惊恐不安，越快起身穿衣，从窗户里观望。当时楼的南边空旷开阔。不一会儿看见聂元梓和一小群人站在院子里，人群中突然发生骚动。有人喊：聂元梓被刺伤了。马上有人反驳：没有人刺她！一切是那么混乱，我惊呆了。快到早饭时间，传来攻打我们住的30楼。同学李宝洪好心地说：“你还不赶快走。”我才醒悟，赶快回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每星期到学校看看情况。两派安营扎寨，修筑工事，楼与楼之间架起天桥，挖了地道。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声讨对方，根本没有结束的迹象，越演越烈。我改为一个月回校一次。

参加武斗的是少数，大多数不愿武斗，纷纷逃离。外地同学无地可去，投奔同学、同乡，搬到别的学校住。同学们用自行车驮，肩挑背扛，络绎不绝，行走在空旷马路上。谁知刚安顿好，4月23日清华大学也发生武斗，（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4页。）同学们只好再次搬家。

偌大的首都，何处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北大、清华一直是中央文革抓的两个典型，就在中央的鼻子底下，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不制止，就看着他们这样毁坏校舍，为了打弹弓子，在墙上挖洞。为了联络，挖地道。雨季到来，雨水将地道泡塌，马路陷下一个一个大坑。

北大公社由原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领导，北大是文科和理科，武斗用的武器是：长矛、铁棍、护甲、用自行车轮胎做的大弹弓，打死几个学生。“团派”由二十几岁学生领导，血气方刚。清华是工科学校，有实习工厂，有设备、有技术、有人才，他们自己造枪支弹药，甚至土坦克、土装甲车。武斗远比北大惨烈，双方打死18人，打伤1100人，致残30多人，经济损失1000万。（同上，第64页。）少数派被断水、断电、断粮、断炊，过着非人的生活，无法脱身，天天盼着解救他们。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同学，手持长矛巡逻，气恼地说：“他妈的，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再也不参加了！”（2003年采访郭庆山。）“文革”以来，人们一扫斯文，个个都学会国骂。

二、毛泽东决定结束内乱

北京各大学的武斗鼓励了各地的造反派，各地造反派纷纷在北京的大学内建立驻京办事处，有的造反派在当地无法生存，就躲到这些大学里。在全国广西的武斗是最严重的。湖南与广西比邻，“湘江风雷”自然不甘落后。

1967年时毛泽东预计：“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毛泽东南巡讲话。）1968年是“文革”的第三年，按计划应是扫尾，以大乱达到大治。他不能容忍这种混乱局面再持续下去，改变了1967年对武斗支持、容忍、善意地批评的态度，越来越严厉的口气发布内部讲话、电报、文件制止武斗，他要坚决制止全面内战。

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说：广西发生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无条件交回失去的援越物资；无条件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的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运输畅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967年“三支两军”以来，先后已派了280多万指战员到全国各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其二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412页。）军队有保卫国家等任务，不可能再抽出更多的兵力参加“三支两军”。1968年2月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十人曾进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但是没有能制止武斗，其中一个原因人数太少。现在对群众的领导不能光靠思想领导，还必须有组织保证。这个力量到哪去找？

干部作为走资派被打倒，有组织的拿国家工资，便于指挥、领导的只有工人。北京的工人从没有形成左右全市局面的两大派。1968年初是戚本禹被抓后，周恩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将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基本清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66页）北京的工厂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农民是依靠力量，是基础，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树立无产阶级的优势。从理论上说人们也容易接受。

权宜之计，没有法子的法子，如同三支两军是权宜之计一样。随之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人的地位陡然上升。仅举一例。建国以来，人们打招呼，以同志相称。马上以“师傅”相称。工厂是师傅带徒弟。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年底工宣队撤出学校，回到工厂。时间过去近30年，虽然“先生”、“小姐”的称呼不绝于耳，仍能听到“师傅”的称呼。

三、工宣队和平进驻清华，伤亡惨重

北京各大学武斗，从3月打到7月，打了100多天。对全国影响甚大。

为了制止武斗，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徒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工宣队的领导由8341部队负责人担任，其中有8341部队宣传科科长迟群。3万人号称10万。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中央会采取这种办法。

这时的红卫兵，已不是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毛主席指到哪儿，打到哪儿”的红卫兵。现在他们说：“我们只知道蒯司令。”（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上午9时，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只有几百人）向工人开枪。工宣队、军宣队只带着《毛泽东语录》，准备以政治攻势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团派”要血战到底。顿时，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被抓者143人（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同上，第31页）。

北京的各大医院住满了伤员。工人看着死伤的工友，气愤万分，急红了眼，打了个别围观的学生。其实，敢混进工人队伍中的学生都是反对“团派”的。工人们进城刷大标语，声讨武斗的学生。血染清华园消息顿时传遍北京，震动四九城。解放军不能阻拦工人，跟在后面覆盖。

“团派”学生要血战到底，工人死伤众多的消息惊动了毛泽东。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所谓的学生五大领袖，制止武斗。从凌晨3时半开始，一直谈到8时半，陪同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和北京市的负责人谢富治、吴德。蒯大富迟迟不敢露面，大喇叭不断广播，不断做工作，7点多才来。他一进会场见到毛泽东恸哭，江青也掉了泪。

毛泽东批评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提出4个解决方案：“（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聂元梓等五人整理的记录。）然后让谢富治、吴德和蒯大富、韩爱晶等一起回清华，制止武斗。（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69页）

工宣队、军宣队在清华大学，清扫据点，收缴枪支，抓获凶手，拆除工事，将学生召回学校，组织师生学习，稳定局势，工作走上正轨。8月19日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同上，第673页）因为有前车之鉴，没有人再敢反抗，进驻十分顺利。清华、北大局势稳定了，8月底北京59所大专院校都进驻工宣队。（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