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谋：登上红卫兵墓地

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一个特殊的墓园。它曾长久与世隔绝。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当地人称它为“红卫兵墓”，据称，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

在一个阴霾的雪雨天，我登上了重庆“红卫兵”墓地，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通往坡顶，人们只有步行才能来到这个墓地。墓地围墙上写着“文革墓地”四个大字。墓园不大，但墓地里墓碑高大挺拔，高达七八米，基座四面有碑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革命不低头”。这都是“文革”中人人耳熟能详的豪言壮语，留下了那个时代鲜明的烙印。对于地下的这些冤魂，我为他们直到战死的那一刻，还对自己的信仰保持着愚蠢的忠诚而感到悲哀，又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凄楚。他们何曾想到，后来的人是如何评说他们的？仅仅过了十年，他们为之献身的“主义”、他们踊跃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就被彻底否定，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谁，还记得他们呢？

这里，埋葬着无数重庆“8.15”红卫兵在“文革”武斗战场上战死的尸体。1967年到1968年那段时间，正是重庆武斗最激烈最凶残的时候。大规模的武斗，动用了当时除飞机、原子弹以外的先进武器。每一天都有前赴后继、在炮火硝烟中死亡的红卫兵和无辜群众。这个墓地是在那个时候搞起来的。这个墓地也是至今为止在全国唯一能保留下来的红卫兵墓地和“文革”遗址。

在这块墓地里，有一块巨大的刻满文字的碑文，我不妨把它抄录给读者：“李元秀、崔佩芬等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织的八月天，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毕生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周山上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经用战斗迎来欢笑的红云，披肝沥胆何所求？尽看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这大旗啊，我们高举。这火炬啊，我们紧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那么铿锵的战斗誓言啊，已化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怒吼；那么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在红岩岭上，歌乐山巅。”这是一块比较完整的碑文。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气。相当豪迈、阳刚，但空洞、煽情、充满了“文革”八股文味道，千篇一律。读完这碑文，你简直不知道应该是愤怒，还是悲壮；该是怜悯，还是怒其不争。

这个墓地埋葬的只是文革中重庆武斗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

现在，这个公墓已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网络上不断有人进行报道和披露，使原本这个不起眼的“文革墓地”成了众所周知的所在，成了那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回忆，而“暴毙”成了当今人们给这些死者下的谑语。

“在激情中暴毙的红卫兵！”这样的用语，是很有悲情味道的。那些牺牲了的曾经梦想用自已的双手去创造美好和未来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年青人，长眠在了重庆这块炽热的大地上，让后世人以各种复杂的眼光去评说。他们的死是无谓的，一点价值也没有，却给了今天的青年以思考，尽管出现了“暴毙”一说。

今天，这个公墓早已是绿草遍地，半人深的茅草遮蔽坟墓的荒凉景象已不存在。后人修剪芜杂的荒草，春天来了又开起了鲜花，鸟儿在坟墓上空的塔林上停留，一片生机。近来，有死者的亲属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人的墓地。

文革过去40多年了，然而这个梦魇还在缠绕着一些人。

作为当年的红卫兵的一员，四十年过去了，当我重新审视“文革”运动中红卫兵的狂热时，我想到，红卫兵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经渗透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当新世纪到来时，我们每一个人尤其要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每个人都要面对真实的历史，进行狂热后的反思。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这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

今天看来，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不堪回首，匪夷所思。当年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红卫兵却是豪情满怀，斗志昂扬。尽管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惶恐不安，但所有的宣传工具都对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大革命、对红卫兵充斥了赞歌、充满了赞美之词，以至“革命造反”洪流席卷全国，形成不可阻挡之势。

多少年后，季羡林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再三提问，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为什么不好好讨论、总结经验教训？这是许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这里我想到的是，“文革”中红卫兵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形成和培养起来的？他们为什么那样对待知识分子？这对我们的民族危害究竟有多严重？我们应不应该好好算这笔账？

造化弄人，当初那些身穿黄色旧军装，呼啸扬长于风云舞台的红卫兵，昙花一现之后，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中，也被收进网内，或在“文革”之后的“清查第三种人”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1983年夏季的“严打”。当年的红卫兵，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没有好下场！”

如今，对“文革”记忆的缺失，对“文革”灾难的有意回避，已让我们这个民族的感情变得麻木。面对这一块能引起人们惨痛记忆的红卫兵墓地，这一块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文革”遗址。据说，重庆市已经把红卫兵墓园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这说明国人以史为鉴意识、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更加成熟，看待历史更加理性。因为这不单是保留几百名红卫兵的墓地的问题，而是保留文化大革命的罪证。中国人曾经指责日本人不正视历史，不敢承认南京大屠杀。可是，我们自己就正视历史了吗？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展览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罪恶的同时，也展览了策划者和波兰、德意志民族对历史的反思。文化大革命从爆发到今天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能让我们寻找“文革”记忆的场合、场所实在不多了。红卫兵墓地是记述文革最形象的教科书，它给下一代人留下见证的实物。对民族、对国家和个人，这是不可多得的证物。

何为政治？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政治是一种科学。卡尔施米特说：政治即是划分敌友，一切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活动均可诉诸这种划分。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就是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不论这些对政治的表述如何不同，通过归纳不难得出结论：政治即人治和治人。所谓人治就是政治家治理，所谓治人就是治理人民，因此可以这样说：政治家治理人民大众就是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的教育，已经把青少年已逐渐变成了政治愚民，其愚昧之程度只有他们自己不知道。这正是那个时代教育造成的后果。在那场大动乱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有人冷静、有人狂热；有人坚定，有人迷惘；有人困惑，有人投机；有人庆幸生正逢时，扶摇直上；有人将良心押给了魔鬼，铤而走险；有人干脆上了贼船，推波助澜；自然，也有人一步三回头，战战兢兢地讲违心话，做违心事。于是，在“文革”这个大舞台上，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云人物，或昙花一现，或沉沉浮浮。但是，当他们作为一个角色登上“文革”舞台后，他们的命运就不再由他们自己把握了，甚至他们的性格行为也由不得他们自己决定了。于是，他们演出了一幕幕喜剧、闹剧、悲剧。

政治总是由政治家所操纵，而被操纵的人民大众的命运也就由政治家所决定。政治家决策的出发点是判断一个政治家是否伟大的根本标准，对一个政治家的评价需要超越人类社会虚无缥缈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左右政治。譬如，古希腊特洛伊之战，据说的就是特洛伊王子抢走了古希腊绝世美女皇后海伦导致两国之间长达十年的战争。一个美女引发的战争使古希腊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战争的目的如此荒唐，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也是同样荒唐吗？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一个自然人的命运无时无刻不与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是人民大众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枷锁。

红卫兵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残酷的文革暗夜，已然过去四十多年了。经历那十年浩劫血与火洗礼的中国人民，本来应该在痛定思痛之后，应该将其惨痛的历史教训，让后人铭记。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对后代的教育启迪作用，甚至超过抗日战争纪念馆。因为抗日是抵抗异族的侵略，而文革演出的一幕幕血腥闹剧，是非战争期间的民族自相残杀。晚年的巴金老人之所以提倡建立文革纪念馆，其用意就是对家丑的严格自审，以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在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各式各样的纪念馆拔地而起，惟独不见文革纪念馆的建立。重庆红卫兵墓地，多少还算是填补这个空白吧。

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对那段历史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经历了大不幸，也是值得的，我们也算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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