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革中的歌曲时间（二）

狂热的领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真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东方红》。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并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了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无论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他的一种特权(这是要使许多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东方红》歌曲在文革中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叫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16]。后来有人又提出在广播电台报时的时候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受到周恩来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17]但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却又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岂止是强加于全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强加于全宇宙了。这年7月初，有中央负责人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而当时被中共称作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的苏联共产党在1944年便已将《国际歌》定为他们的党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回忆到《东方红》乐曲在文革中给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18]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中，此歌为第一首。从歌词中即可以看到当时一般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传达出后来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而这正可以说明那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决非个别邪恶人物的品质所决定，而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非只有林彪等人才在鼓吹，而是笼罩中共全党的一种思潮。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电影片中就有这样的镜头。

文革初期由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谈到了有关这首歌的一件事。1967年1月，中央办公厅“红色造反团”在汪东兴支持下宣布夺了童小鹏的权，10月，童小鹏被送进汪东兴办的学习班。“汪东兴搞这个‘学习班’，就是组织一批‘造反派’对‘杨家死党’(他们把同杨尚昆关系密切的人都打成‘杨家死党’)及‘走资派’、‘特务嫌疑’，实行非法的‘专政’。有一次，‘学习班’的领导人召开大会，未经法律手续，居然宣布中办俄文翻译阎明复是里通外国的‘杨家死党分子’，当场逮捕。当大会结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时，居然宣布‘杨家死党’的人不能唱。我自认不是‘杨家死党’，跟着唱，遭到‘造反团’的人的批评。我当然不服，提出了抗议。”[19]能不能唱这首歌竟成了一种政治权利。这也算得上是音乐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吧。

作家王火在长篇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写到他对这首歌的特殊感受：“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听每日必唱的。直到现在，只要回想一下这歌声，就能使人想起当年‘文革’中那种红色疯狂泛滥的岁月。”[20]

在林彪事件发生，领袖崇拜的狂潮略有降温之后 ，这首歌还在中央高层引发过一场冲突。

1973年9月12日，周恩来陪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一向作为终场曲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为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种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21]为什么演奏一首乐曲会被说成是“为林彪一伙翻案”?原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系李劫夫在60年代初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据说毛泽东也很欣赏此歌。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13首革命歌曲中，此歌排名第三(前两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被说成是“林彪集团成员”，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跌而为“反革命”。是周恩来不知道李劫夫已经倒霉而被江青抓住了把柄?还是周恩来对李劫夫一案另有看法或不主张因人废曲?或是考虑到毛泽东喜欢此歌?不得而知。一首老歌竟会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算文革十年怪现状之一例。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原名《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原词由南开大学外文系65级学生曹宏岭创作，并由他在北京请李劫夫谱曲。后来歌词不知被何人换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歌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

(原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豪迈的歌儿唱给您听。哎──想起您的教导心明眼亮，跟着您前进步伐永不停。我们誓死跟着您老人家永远革命，永远革命，永远革命!

(新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誓死永远革命”到“祝您万寿无疆”，这一变化正表明了当时广大群众那种朴素的革命信念已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仰。

这首歌在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但是到了1971年秋林彪事件后，因作曲者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而遭审查，他创作的歌也被查禁。在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出版的《战地新歌》(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中，就没有选入曾在文革初期独领风骚的李劫夫作曲的歌，而以另一首署名“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李劫夫那首，新歌歌词个别字句略有变动，具有蒙族民歌风格，节奏徐缓，旋律优美抒情，同李劫夫那首的节奏欢快、热情奔放大为不同，在其问世时，正好已值文革中期，广大群众已从初期的狂热走向彷徨、厌倦，因而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抒情风格而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流传甚广。在90年代中期风靡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由台湾拍摄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竟“风马牛不相及”地将此歌乐曲用在其《屠龙记》一集中作为背景音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世界性的思潮。在大量狂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中，也有拥护文革的“老外”创作的。比如，《歌曲》1966年第6期发表了署名“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贡特・福德等演唱”的《战斗的非洲歌颂毛泽东和他伟大的事业》，歌中称颂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争取解放胜利的战斗号角”、“普照宇宙的光辉思想”。《解放军歌曲》1968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缅共同志集体创作”的“缅甸革命歌曲”《歌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中唱道：“毛泽东，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缅甸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灿烂的阳光，给世界人民指引方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世界无产者拿起刀枪。战必胜，攻必克，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全球。……”在一些当时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可以见到日本、苏联等“帝、修、反”国家的“革命者”创作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但没有作者姓名和歌曲来源，歌词千篇一律，旋律也无外国特色，未见流传，有可能是伪托“老外”之名而作。

在文革前期和中期，正值造反派歌曲大流行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派中普遍流行过一首文革前“黑线专政”时的创作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专门创作的，表现的是中共党内“毛主席革命路线”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革命受到挫折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曲调柔婉、抒情，与文革中的其他造反歌曲很不谐调。但它能够宣泄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并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滑稽的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之一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当时已被揪出打倒。而这首歌却仍然到处流行。后来时乐谈及此事时感到“啼笑皆非”，他说：“这些‘革命者’唱着我这个‘反革命’写的歌，批斗我这个‘反革命’，真是咄咄怪事。”[22]

除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外，当时还出现了歌颂“副统帅”林彪和“旗手”江青的歌。

歌颂林彪的歌，最有影响的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首歌流行于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歌名下标明是“队列歌曲”，即军队中用作齐唱的歌曲，可见当时在“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解放军中，每个战士都得唱这首歌。它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家喻户晓，还被选入了一些地方的“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但如今记得起这首歌的人已经很少，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歌，歌谱前边有一大段朗诵，用的就是典型的“时代语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我们要以敬爱的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

此歌歌词三段，基本上就是1968年至1969年前后风行的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口号。第一句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的毛主席”(后两段分别是“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边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四字口号，如“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歌颂江青的歌不如歌颂林彪的这首歌流行。主要原因大约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由毛泽东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毛泽东对江青则始终没有表示过“大树特树”的态度，因而官方传媒未敢对歌颂江青的歌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不过，在1967年5月，有过一次歌颂江青的热潮。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官方传媒于5月10日公开发表了江青的《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为此发表了社论，称“京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月下旬又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