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

记得家中曾悬挂一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题了两句诗："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父亲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独的老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坚持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的时刻，才默默地倒下……

一 红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 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

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二 残虐荼毒，人间何世？

父亲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但具体经过如何，我一直不忍细问。多年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医院当时不给他治疗，他挣扎着给周总理写了一个字条说，'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后来总理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你父亲这个条子，救了很多人，连同我们在内。"

父亲从医院被送回家，但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王，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父亲的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某红卫兵向他炫耀"革命"经历，出示一本珍藏的像册，内有将父亲踩在地上、架起双臂批斗的照片，取义于伟大领袖"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的教导。

在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前，有不少人自行走上绝路，如老舍先生即是。父亲之所以作出另一种选择，是他不愿死得不明不白，需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血腥的历史。灯下翻阅父亲1967年写成的《七十自述》，我总会想起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父亲记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水火鞭枪的肉刑我不忍再说。当年时兴墨彩涂面、戴高帽、挂黑牌侮辱人，真如鲁迅诗中"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惨景；所谓 "肮脏的食物"是些什么东西，我始终不敢问父亲。不过后来听说，某小学的"红小兵"（小学红卫兵）毒打他们的女校长，并将窝头抹上粪便，强迫她吃，校长不肯，便将她按倒在地，用木棍往喉咙里硬捅，最终将校长捅死。

一位国外心理学家说："儿童是残酷的。"鲁迅曾沉痛地发出呼吁："救救孩子！"父亲在自述中谈到那些共和国同龄人时说："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当时他曾充满怜悯地问施暴的红卫兵："你们还是些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有海外学者举某某事件为例，说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但"文化大革命"是大革一切文化的命，既"杀父"又"杀子"，连道德良心也一齐杀。当年那些体验过虐杀快感的红卫兵小将，而今已过知命之年，有的恐怕还官居高位，不知清夜扪心，可感到一丝丝愧疚？

历史是科学，有谁可曾见过"宜粗不宜细"的科学？历史的每一页都沉重，不是那种可以随手掀过的广告宣传册。如今刚纪念过"文革"发动者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又怎能让人单独遗忘那段仍在滴血的历史？

三 "文革"权贵，巧取豪夺

灯草胡同旧宅，有一段时期被红卫兵组织"公安队"占作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撬开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家具，充作燃料。劫后偶遇一名当时参与抄家的红卫兵，他一见我就啧啧惋叹："那时我太革命了！你家那么多值钱的好东西，我一件都没敢拿，现在后悔死了！"

父亲是有名的收藏家，1964年法院抄家后还残存一批文物。在康生的圈点下，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后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我在展厅里见到了父亲及张效彬、孙照、关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这些文物"革命小将"们没敢"沾包"，"革命老将"们却一点不手软，"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交给我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内容如下：

章乃器提供33件

4-457 铜印章2方 陈伯达

4-410 铜印章14方康生

A-1081铜滴1件 康生

A-425 铜小印章2方 康生

4-449 铜印1方 林彪

A-1135松石、玉图章2方 陈伯达

4-448 玉章1方 康生

4-272 黄冻石章1方 康生

4-903 石砚1方 陈伯达

A-1172仿哥水丞1件 曹轶欧

A-1176康熙郎窑红水丞1件 邱会作

1-983 黄山谷字卷1件 曹轶欧

A-1141竹雕山水笔筒1件 刘贤权 （已退回）

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的黄山谷字卷,即宋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只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钱。至于其余所列，均非父亲重视的文物。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掠人财物，还要注明"×××提供"，可谓强盗逻辑。更令人吃惊的是，文物局某工作人员对我说："这么多抄家文物，如果不是康生下令集中封存保护，岂不全都毁了？他也算做了件好事。"

康生等人巧取豪夺的文物，远不止舍下一家。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来这集中下手的好机会？如果真想做"好事"，莫过于不制造这场动乱。

不过父亲的收藏也有流入民间的。例如当今有位新收藏家著书说，他在八十年代买回一套硬木镶钧窑瓷片的四扇屏，是自己生平的第一件藏品。有一年我到其私人博物馆参观，一眼认出故物，"楚弓楚得"，我不想吭声。父亲的古旧家具中有一部分被弄到了全国政协，落实政策时被一位政协委员冒领。

古今的私人收藏，很少有超过三代的。

四 如棋世事，旧雨寒温

王在1967年春天就去世了，父亲变成了孤老头。好在那时学校停课，我有不少时间可以陪他。父亲想与老朋友们恢复联系，但通讯录抄家时被抄走了。他首先想起了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于是我成为"信使"，去东四十条豁口的康家探望。在康老的女儿罗仪凤帮助下，查到了不少父亲老友的地址。

接下来我去拜望陈铭德1、邓季惺2夫妇，这一对创办中国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老报人，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多年来与父亲往还最多。我家经济拮据时，两老每月都有所接济。他们被抄家后，赶出南池子自置的小洋楼（这座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