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训中：“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

由于当局的禁令，“文革”的历史早已为许多人所淡忘。不过，2007年11月初，因为当年的“文革”风云人物徐景贤的去世，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议论。议论的焦点在于，应该如何客观、真实地评价当年那些曾积极参与“文革”运动的风云人物，还其本来面目。

2007年11月8日，上海具官方背景的“新民网”刊出了一条题为“徐景贤10月31日在上海病亡”的“独家消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于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亡。徐景贤，男，73岁，于1982年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1]消息在其他网站转载时，标题被改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徐景贤病亡”。这则官方消息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是通过网站而不是报纸发布消息，与此前张春桥、姚文元等同类人物去世时消息的发布不同；其二是使用“病亡”的字样，而不用民众通常使用的“病逝”或“病故”，显示了一种偏见；其三是消息中仍用徐当年入狱时的“头衔”――“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或“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尽管徐已恢复公民身份达12年之久。显然，有关方面仍然将徐视为“异己”而入了“另册”。

根据笔者从徐景贤之女徐蕴处获得的资料，网上流传的消息中关于徐的去世时间明显有误，入党时间也有误。徐蕴表示：“一，徐景贤是在2007年10月31日下午4时去世，而不是网上普遍流传的夜间去世，享年74岁而不是网上误传的73岁。是因突发心肌梗塞后在15分钟内去世，此前徐并无任何心脏病史。当天上午徐景贤还出门访友，下午2点回家，午睡半小时后还在自家的3人沙发上读书看报，是斜躺在沙发上去世的。二，徐景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确切时间是1953年4月26日，而不是网上普遍流传的1963年4月。徐出道很早，1951年就进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怎会等到30岁才入党？徐在1966年底33岁就已成为红得发紫的‘大人物’了。”[2]针对官方消息中使用“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的称呼以及“病亡”字样，徐蕴认为：“对这样一位早已恢复政治权利的合法公民，又是70多岁的知识老人，尽管历史上有过这样和那样的政治罪行，但早已悔改且服刑期满了，为何只会用‘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病亡’来发新闻呢？难道就想不出其它更恰当的文字了？难道他现在还是案犯吗？显然不是。难道他不可以被称为‘去世’，而只能是病亡？” [3]

以上情况表明，对于徐景贤这样的“文革”风云人物，公众至今仍未形成符合客观事实的认识。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类似的官方“独家消息”脸谱化、甚至妖魔化的介绍。还有少数人则留恋“文革”，模仿着当年的陈旧话语去悼念徐景贤。这种种情状既无助于客观、真实地还原“文革”历史、推进其研究，也无法客观、真实地认识当年的历史人物，更不可能从这些人的经历里描绘出改革前中国所走道路的真实轨迹。本文愿以徐景贤为案例作一解读，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学术界诸友。

一、徐景贤：忠诚的“党的儿子”、坚定的“革命左派”

徐景贤其人如他自己所述，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的结果”[4]。因此，称其为“党的儿子”，或许更为符合他一生的追求和作为。

徐景贤1933年12月出生于上海一个教师家庭。父亲徐宗骏虽早年曾一度参加过中共地下党，却从来不是个激进的革命者。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是那个年代随处可见的一位典型的教师形象：正直、勤勉、敬业，且身教重于言教，对任何一堂课、任何一名学生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徐景贤逝世后，其好友赠送的挽联中有一联称其为“两袖清风真君子”、“一生磊落大丈夫”[5]。这样的品质多半出自其教师父亲的言传身教，为其人生绘就了底色。

1949年前夕，徐景贤只是个15岁左右的中学生。但那时他已经和大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策动的“反美反蒋”学生运动，接受了“进步思想”，浸染了些许“红色”。因此，他被吸收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高中毕业时，他又十分革命地亲手撕了大学入学报名单，放弃进大学深造的常规之路，进入了“上海市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学习，从此走上了以革命为职业的道路。随后，他又被从训练班直接抽调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能够被选送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殊荣。”[6]其实，这不只是个“殊荣”，而且是“组织上”对徐前一段经历的认可。也因为如此，1953年4月他未满20岁时，便经丁景唐、徐啸介绍，加入了中共。丁是位“三八式”老干部，长期在上海文化领域活动，并以此为职业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此时的丁正是徐的顶头上司――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处长亲任入党介绍人，应该是对青年徐景贤的肯定和欣赏。

身处上海的最高领导机关，徐景贤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事业忠诚工作的同时，如沐春风般全盘接受着党的主义教育，当然也全盘接受了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党就是毛，毛就是党，二者是合一的。在徐那样的普通党员眼里，党的其他领导人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有毛是绝对正确的。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是中共党内老资格人物，且是当时仍活着的唯一见过列宁的中共高级干部，他对毛矢志效忠、紧跟照办，被公认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因此而闻名党内。1958年毛泽东力排众议、推行“大跃进”时，柯在年初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7]成了加速对毛个人崇拜的领头羊。这一近在身边的表率和榜样，对徐景贤无疑起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使得徐同样地将对党的赤胆忠心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毛的无限忠诚。不仅如此，徐在宣传部的工作也促进了这一全盘接受的过程，就象曾任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政治局常委的沙博夫斯基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的那样：“我通过写作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而这份工作反过来又加强了我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8]徐景贤也曾作过类似的“自我解剖”：“长期以来，在从事写作的过程中，我深受党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在意识深处，时时、处处、事事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让自己的笔杆子听从党的指挥，要为‘舆论一律’做出自己的贡献。所谓党的指挥，具体来说，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令，就是中宣部的指示，落实到上海，也就是柯庆施的讲话和上海市委的精神。”[9]

在那个年代，不分职业，不分年龄，到处都在自上而下、不遗余力地灌输把党当作母亲、做党的好儿子的理念。徐景贤的经历正是接受这类“母子”教育，成长为一名为党信得过的“好儿子”、“革命左派”的过程。正是通过这样自觉接受灌输的途径，徐景贤形成了对党和领袖无限忠诚、做党的“好儿子”的信念。在上海市委1963年以“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为背景成立“市委写作班”时，徐景贤被选中，进入了这个被他自己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舆论策划地”的重要机构，后来还担任了“一把手”――支部书记。他的中选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写作才能，而应该是他忠诚的“儿子”信念与坚定的“左派”立场。那时，“党的好儿子”的典型无疑是为毛亲自推崇、并为诸多党的最高领导人题词追捧的雷锋。用他的话语作歌词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在中国大陆到处传唱。徐景贤和他的“写作班”“战友”们（“写作班”成员们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战士”，而不是“文人”、“秀才”；工作也被称为“战斗”，而不是“写作”）十分自觉地以雷锋为榜样，自觉地“插红旗、拔白旗”，自觉地事事处处改造自己，重塑灵魂。这从他们为自己起的笔名可得一窥。“写作班”下属两大部门――文艺组的笔名叫“丁学雷”，意为身在办公地点华山路的丁香花园，要念念不忘学习雷锋；历史组的笔名叫“罗思鼎”，意为象雷锋那样心甘情愿地做党的螺丝钉，党将自己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无怨无悔。“党的儿子”有两大特征――对党驯服、对人好斗，这也成为徐景贤和他“写作班”“战友”们的共同基因。“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为“写作班”定的工作方针。所谓的“战斗任务”，就是由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确定的斗争目标。因此，早在“文革”前，他已经与“写作班”的其他成员一起，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在意识形态的各条战线主动出击，向着臆想中的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从事“革命大批判”。杨献珍、周谷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孟超、巴金、瞿白音……等，都曾成为他们的靶子，遭到过他们的无情批判。徐景贤曾概括过他和张春桥一类“中共秀才”的“面貌”：“悉心揣摩毛泽东以及上级领导的心思，然后形成文字――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讲得凶，我写得比你还凶！在这方面，象我这样从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起家的人，也概莫能外。”[10]这些话十分形象地刻画出他们这些“左派笔杆子”的特征。而这些批判成了后来“文革”期间急风暴雨式大批判的演习和序曲。

综观1949年以后的徐景贤，父辈那些朴素的品格潜移默化为他的做人准则，成为他人性的底色，终其一生而未有改变；而主义的灌输和实践确立了他坚定的信仰，成为他行事的指南，同样终其一生而未有改变。看似相悖的二者并非如平行线那样互不交叉，而是形成了决定他人生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并在做“党的忠诚儿子”上形成了似乎完美的统一：为人正直就要听党和领袖的话，坚信不移，绝对服从，立场坚定；敬业勤勉就要在完成党和领袖交付的所有任务上全力以赴、一丝不苟，紧跟照办，心甘情愿地做党和领袖的喉舌；光明磊落意味着对党对领袖毫无保留、绝对忠诚、无限崇拜……最能说明这一“完美统一”的，莫过于他自己反省后坦承的这样一段话：“我1951年到市委工作的时候，还不满18岁，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了几年之后，深感党内的论资排辈和等级思想非常严重，象我这样一个年轻干部，又是解放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在党的机关里脱颖而出，简直难上加难。我曾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平羽的秘书孙锡钧两人个别议论过：象我们这样有点‘志气’的人，能不能做到：20岁当干事，30岁当科长，40岁当处长，50岁当部长，60岁当市委书记。两人估量机关的形势后，一致认为：不可能！因为党的领导机关里‘老资格’太多了：有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这个阶段还分‘三八’式的（抗战前期）和1945年以前的（抗战后期），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和上海的地下党员，在机关里比比皆是，大量的人只能当一般干部。每次提拔干部，都要‘论资排辈’；住什么房子，吃什么灶，甚至连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职务，按级别，不得逾越。所以象我们这样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新干部、新党员即使自认为有能力，有才干，想要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我选择了从事写作的道路。”[11]

正是将党的需要与个人志向作了精心设计，达到了信仰与为人的精致平衡，徐景贤当时如鱼得水。也正因如此，当他后来被选中进入“写作班”、并担任领导职务后，曾十分自得：“当上海市委决定成立写作班，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决定从宣传部调我去写作班工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兴奋的，因为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党的领导的重视，而且觉得自己这几年走的这一条写作道路走对了。”[12]那时的他曾自豪地说道：“党一再教导我们：要把笔当作枪刺，毫不容情地对资产阶级的腐朽势力和反动思想进行猛烈的射击；要把笔当作号角，永不停歇地为无产阶级的英雄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吹奏嘹亮的壮歌！”[13]

实事求是地说，像徐景贤这样既看重为人、又忠于信仰，在共产党中是不多见的。就信仰而言，当年众多出身工农的老干部抱着“翻身求解放”的个人欲望投身革命，而对主义、思想终其一生都不甚了了；时下更多的官员们则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求名利而毫无信仰。徐景贤与他们都不同，对中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尤其是对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只熟稔，更是坚信不移。他曾说过，“当时，我们对毛泽东、党中央所作的指示、讲话，以及发表的文件等，都是一字一句细抠的，从中学习领会新的精神”[14]。

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