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

购得卜伟华先生所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史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迟迟没有看的原因，恐怕主要和自己的某种心理期待有关，同时又觉得我们还没到时间，还写不出一本真正让人满意的文化大革命史。之所以要买这本书，是因为它是香港出的；之所以买了又不看，是因为怕失望，怕自己的心理期待落空。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我真的喜欢并看重这本书，所以就把它一直摆放在那里；觉得它有用，总有一天会用上。

这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而且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

但“还没到时间”这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如此丰富的历史痕迹与群体经验都存留在个人身上，你到底能不能理出一个头绪，不是单纯的记述史实和个人经验，而是在原因、性质、意义、历史观、现实感以及经验何以如此构成、我们为何成了如此这般的人上讨论文化大革命。就一个群体在信息的自由传播与交流中形成相对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再反过来影响、制约着个体的认知活动）而言，我们显然“还没到时间”。当然，这里的“时间”也就不再单纯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我相信有更多的人都在开展着这种研究，对他们来说，时间早已成熟，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找不到出版的门路或根本就不想示人而已。而这，当然极大妨碍了某种社会共识在相互撞击、辩驳中的形成。

先说书名。我觉得“砸烂旧世界”作为书名很好。至少，它揭示出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的含义：它不仅只是指某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还包括相应的物质形态，如建筑、衣着、饮食方式等等，而“文革”则必须把这一切都“砸烂”；其次，还给了我们一种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的色彩感，而这种色彩感也就是对那个时代的时代感；最后，它让我们直接感受到那种文革式话语方式的独特魅力：不同于“革命”的“造反”，不同于“推翻”的“砸烂”。那是一种决绝的决裂态度，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

但副标题“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就不好了。这是一种定性式的文革语言。对谁而言的“动乱与浩劫”？民族？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广大民众？社会秩序？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都包含在内吗？先为一场运动定性，先把历史上这么大、影响到亿万人、而且可以说影响到几代人的一件事说成是“坏事”，而且是绝对的“坏事”，里面的内容自然也就无法展开了，这就与“样板戏”里的人物一出场就须黑白分明一样，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当然也就无法对“坏人”展开认真的讨论。而且，常识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好坏事或好坏人之分只能限制在一个极其相对的意义上；一旦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意义”是无法进行这样的划分的，我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但不能满足于如此这般的“秉笔直书、尊重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泽东发动的，而且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在推动文革、揭批彭、罗、陆、杨以及在宣扬林彪、江青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等等。王年一先生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有人创造出‘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这个公式，坏事都推到林、江身上。’伟华在其著作中坚决摈弃这一公式，不让林、江代毛受过。此书中的许多笔墨，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在毛。”但这难道还用、还值得去说吗？本身只是一个虚假的公式，一个伪问题，用得着去“一针见血”吗？说给谁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难道会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吗？这是一个需要、或用“事实”就可以说明了的问题吗？问一问当今的大学生，然后告诉他们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发动、领导的，不能让林、江代毛受过，这有意思吗？说给那些起草有关文件的人物（即所谓的“有人”）吗？用事实告诉他们批判《海瑞罢官》、揭发“三家村”，打倒罗瑞卿，等等，都是毛的安排部署，那些人会听你这些话吗？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在这些说法背后到底都是怎么一回事吗？

包括卜伟华先生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在书中为什么使用“江青的谈话无所顾忌，谁都敢骂，对周恩来她也敢公然指责……在座谈会期间，江青指责和否定了一大批电影和文学作品，对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进行了批评”（该书第42页）这样一些实在有失学术水准的语言，我们其实也理解，也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指出这些谁都心里明白的事实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谈不上“秉笔直书、尊重历史”。诸如“也敢”“、公然”之类的话你可以用在江青身上，别人也就可以用在你身上；至于《东方红》，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在鼓吹个人崇拜与砸烂旧世界上所起的作用，恐怕远在那篇并不为多少人知道的《纪要》之上。

以上都是一些可说可不说的小事。

我只想说说读了这本书第一章后的一些感想。

首先应该承认，确有惊心动魄之感，看到这些“内部材料”第一次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公布出来，还是让人放不下手。比如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一到上海即被软禁，“周恩来、邓小平代表中央与罗谈话，向他说明了会议的一些情况及叶群对他的揭发。这对罗瑞卿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他感到痛苦和冤枉，当即要求去见毛和林，把问题说清楚。周恩来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明确告诉他既不能见毛，也不能见林。”（第30页）

“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这句话不但表现出周的成熟、老练，更让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周身冰凉，不会再存有半丝希望。到罗跳楼自杀未遂，毛只说了一句“真没出息！”，叶剑英则当即吟诗一首：“将军一跳声名裂”云云（第37页注释）；更可见出与罗在一起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们在此刻所表现出的成熟、老练。在京西宾馆批判罗瑞卿的主持人有三位：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书中只说彭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罗进行了一些保护，不同意无限上纲，未提邓与叶的表现，也可看出相比较而言，彭无疑也有天真、幼稚的时候。

像这样一些细节的记述，均可视为“曲笔”，让明眼人自己去想。

但有些地方，不妨假设另一种可能（事实上也是存在着另一种或另几种可能的，否则毛就不会显得那么忧心忡忡），让大家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求答案。比如，1961年1月，京剧名家马连良、裘盛戎演出京剧《海瑞罢官》，毛大加赞赏，还把马连良召进中南海亲自聆听唱段，说“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应该提倡学习海瑞这样的人”（第9页）；至少在逻辑上，当毛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说到关于批《海瑞罢官》一事时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这话应该是真的，但作者却告诉我们对毛的这句话是不能当真的（第12页）。为什么？为什么到了1967年2月，大局已定，形势已经明朗了，毛却要说这样的假话？必要性在哪里？是为了更突出江青吗？还是他忘记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对毛的话，自然不能句句当真，但毛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那段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第6页）

这段话该不该当真？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真话，那么紧接着的“为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文汇报》11月30日发表了上海敬业中学高二学生马以鑫（发表时用的笔名马捷）批驳姚文元的文章”（第16页）等等就应该视为一种策略了。作者说，“毛泽东捂住自己的底牌不亮，说话留有余地，有时在关键的地方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有时又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常常令他的战友或曰对手们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措手足。”（第65页）在此背景下，成熟、老练就几乎成为了生存的唯一要求。首先是党内特别是党内最高级的领导圈子里这种氛围、这种局面，这种心态，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怎么扩散到全党、全国，它恐怕绝非一个是否能“秉笔直书、尊重历史”的问题。

在摸不清真假，不知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还是虚晃一枪的真话的情况下，我们看当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最为有力的武器就是“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彭真当着毛的面也是这样说的；但《北京日报》转载姚文时的“编者按”却是彭真口授的；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的“编者按”是周恩来、彭真反复审定的；彭真还指示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发表文章《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法》，而且亲自修改，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由政治家为学术把关，讨论的确是政治与学术的两分，这是一种把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的态度或做法吗？这种有些滑稽的局面难道英明如毛这样的人还不能一眼识破吗？关于道德继承法，彭真能比邓拓知道多少？这个时候，谁又把尚钺、齐思和、翦伯赞、翁独健这些所谓“学术人”的文章当真？――尽管这些人也已战战兢兢，基本上不敢说学术与政治无关的话了。

所以自毛以下，成熟、老练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里面几乎无真话假话、无学术政治之分。彭真可以问：“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也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原则到哪里了？”毛当然也就可以说“姚文元文章发表时，不敢告诉中宣部。中宣部是个阎王殿，告诉他就压下来了”，“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第62、67页）

让我们假设：如果罗瑞卿在跳楼前写给妻子郝治平的信中没有“……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如果1966年3月17日（3月8日刚发生了邢台地震），毛在杭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个人侃侃而谈，说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污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时，吴冷西去向彭真、周恩来承认错误并企图讨教时，彭、周二人不那么“经验老到”地把吴哄骗过去；如果毛对康生、江青等人在私下讲了那么多中央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并不那么快地就表态：彭真立即让北京市委书记处成立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三人小组展开对邓拓的批判，而周恩来、邓小平又立即与彭真划清界限，说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不可能发生吗？但作者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内容如此重要的的谈话，他不向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提出，而向康生、江青等人谈出。笔者揣测，尽管毛泽东魄力很大，但在此时要在几位常委面前撕破脸皮讲话，他还是会感到底气不足的。”（第68页）

这种揣测可信吗？它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底气”？是在毛心目中的力量对比？是毛在面子上还过不去，他是一个顾及面子的人？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具体原因？

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再“秉笔直书、尊重历史”，“揣测”总是免不了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环节是靠“史实”或“史料”无法告诉我们的。

于是，我们就必须寻找到使“揣测”或“分析”成为可信的另一种依据。这种依据不在提供更新的史料，而在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在解读中发现那些来自生活经验的让人“确信”的东西，即对人物、事件的概念性把握。

这就涉及到了我对这本书最大的不满，就是它没有思想。

这是一本没有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史。

什么叫“思想”？这里不去讨论定义；但“文化大革命”无论讲“文化”还是讲“政治”，甚至就讲“革命”，总得有“思想”。而这个“思想”，即“文化”与“政治”相互渗透，必须为“革命”服务或以“革命”的方式使之强行固定在一个方向、一个目的、一种价值标准上，这一整套的理论早就表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是一套相当成型的理论储备，或者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这套意识形态的力量。对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足以动员所有的人都投身进去的话语权也只握在毛一个人的手中。无论是作者所提到的1961年前后，“文艺界、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活跃的气氛。……展开了对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美学与教育问题等问题的讨论”（第10页），还是毛在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与康生、江青等人的私下谈话中，所涉及到的其实都是一个“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