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年：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

（本文摘自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一书中的第五章：“爱因斯坦：从批判中重生的偶像”的原定稿。在中国出版时有所删改――编者）

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场悲剧和灾难。这场主要由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可能是最具毁灭性的影响。〔１〕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以摧毁文化机构开始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都属于最严重的受害者。文革期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该批判运动于１９６８年首先发难于北京，１９７０年代又在上海得以扩张和加强。陈伯达和姚文元支持了这种批判，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在陈、姚这些激进的领导人倒台之后，大多数政治和哲学上的批判都于１９７６年停止了。但由这些批判所引发的一场关于相对论的大争论，却又持续了６个月。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才正式给爱因斯坦“平反”。本章研究了这场批判运动的起源、内容、参与者和后果。该调查有助于阐明，在那动乱年代里，中国的科学发展是如何受到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影响的。

◇北京的批判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鼓噪”发生于１９６５年末，当时媒体上也重新出现了针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此后三年半是文革的“躁狂”期，“在这段时间里，由毛泽东引发的政治危机最深、混乱最严重”〔２〕。在这种政治极端主义的恶毒气氛中，一些人看到了通过攻击知名的权威及其成就来成名的机会〔３〕。这种个人自发的攻击，在中国引发了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有组织的批判。１９６７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４〕来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５〕。

１９６８年２月，周友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宣读了他的“新理论”，该所的物理学家们当场对这个“革命”的场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尽管物理学家们对周友华在讨论该科学问题时的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表示了谴责，但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却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６〕。倚仗这一支持，周友华得以继续在北京寻找同志，并推销其“新理论”。终于，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成员，包括周友华和来自中科院几个研究所及北京一些高校的十几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７〕。学习班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学术职称在助理研究员以上〔８〕。不过，当时身为副研究员的数学家秦元勋也积极参与了批判运动，虽然他可能并非学习班的正式成员〔９〕。秦自称，他之所以参与批判相对论，是因为该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１９３５－１９９９）〔１０〕。显然，孔令华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

孔令华是孔从洲（１９０６－１９９１）中将之子，１９５０年代早期在北京八一学校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结识，两人于１９５９年８月结婚。李敏的母亲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２年间，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理工科毕业的孔令华，对相对论、自然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都非常感兴趣，并在１９６０年代经常与毛泽东讨论相关的问题。１９６３年，孔令华曾把刚刚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转送毛泽东，其中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之《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一文，使毛泽东深感兴趣，并由此引发了毛对现代物理学之哲学问题的一系列评论。关于相对论，毛泽东曾对孔令华说，“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相对与绝对统一论，这就是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看待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孔令华与其好友柳树滋在北京航空学院组织了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试图在承认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相对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为了此事，孔曾“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两三年的时间”。〔１１〕

从一开始，学习班就将相对论作为主要批判目标，并因此简称自己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１２〕。他们选择相对论作为攻击目标，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相对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之一，对一群想出风头的人来说，相对论是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其次，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新的所谓无产阶级科学的目的，批判者们不得不推翻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理论，而相对论似乎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典型代表。第三，众所周知，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马赫的思想对他有过重要的影响。由于马赫曾在１９０８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受到列宁的猛烈抨击，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也常因此受牵连，而遭到“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批判。这样的例子，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见过许多。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当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依照这两份文件的精神，“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１３〕。

１９６８年６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并自称之为“批判相对论的开端”。文章的标题很长：“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作者将批判相对论同反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相联系，认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１４〕。批判者宣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１５〕

为了打倒相对论，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标签和借口。例如，他们称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１６〕批判的焦点之一是光速不变原理，这是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批判者声称，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的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他们认为光速不变原理“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荒谬论点，批判者还以光速不变原理“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由反对相对论，〔１７〕但这个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在已知的所有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光速不变原理。虽然该原理在当时确实只是一项假设，但到１９６５年时已经有许多实验证据直接证明了光速不变原理的正确性。〔１８〕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蓄意将相对论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相混淆。例如，该文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３７年的一次未发表过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批判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由于讲话中所批的“相对主义”在当时也译作“相对论”，和物理学上的相对论（theoryofrelativity）写法完全一样，读者如果不仔细参照原文的上下文，就很容易将两个不同的概念弄混，以为毛所批的是物理学上的相对论。但是，任何对哲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毛泽东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事情很清楚：“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是故意要混淆两个概念，以便利用当时在中国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的权威。在该文的结尾，“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宣布了这场相对论批判将要导致的结果：“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１９〕

１９６８年７月初，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将此文呈送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时附上的还有两份报告，分别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和中科院革委会所作。学习班在报告中称他们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开展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创立我国自己崭新的理论体系”。中科院革委会则请求中央批准和支持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当）作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以便今后在生物学、地质学和其它自然科学领域也开展类似的批判运动。〔２０〕

１９６８年中至１９６９年中，“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继续搜集新材料，以撰写更多批判相对论的文章。〔２１〕这期间，学习班的成员也不断增加。〔２２〕不过，直到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才受到了党内高层的有力推动和支持。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使文革头３年中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合法化。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的３个主要喉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提出“要开展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批、改。”〔２３〕

８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其基调与第一篇文章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只是其哲学批判的调门更高、内容更广泛。例如，该文断言：“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２４〕

为了驳倒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学习班里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甚至捏造了耸人听闻的论据。１９６９年３月初，中苏两国在中国东北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系列曾被广泛宣传的武装冲突。中方在这些冲突中伤亡数百人，并在全国各地的举行抗议示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２５〕。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将中苏边界冲突与批判相对论联系起来，声称如果像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就不能客观地判断在珍宝岛事件中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２６〕。这种蛊惑人心的论点隐含了一种政治威胁，即任何企图为相对论辩护的人都可能被冠以卖国贼和苏修分子的罪名。但这种蛊惑并不能愚弄任何严肃的中国科学家，连非专业人士也哄骗不了。例如，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１９１８年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在自学了一个多月的物理学相关经典著作之后，即能从这位批判者的论点中发现概念错误。竺可桢指出，由于苏联和中国同在一个行星即地球上，故处于同一参照系，人们并不能从相对论得出上述结论〔２７〕。因为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是一种只与处于不同的惯性参照系中的观察者有关的现象，所以它并不能应用于中苏边界冲突。然而，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是不可能阻止当时的批判浪潮的。１０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相对论批判》的修改稿并印发全国，企图在全国掀起针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大批判〔２８〕。

１９６９年秋，这场批判运动由于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的亲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动。陈伯达长期担任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顾问，并曾任毛的政治秘书，是文革早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２９〕。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伯达为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该小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总指挥部〔３０〕。到１９６９年初，陈伯达在党内排名已升至第四，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３１〕。

自１９６９年秋天起，陈伯达就密切关注着对相对论的批判。他对批判运动作过多次批示，派他的联络员常驻学习班，并指派《红旗》杂志社的编辑到学习班帮助修改文章。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陈伯达的理论批判计划中的两个中心议题之一。按照他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３２〕。不过，为什么陈伯达如此热衷于支持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呢？这其中有两个可能的动机。在政治上，陈伯达大概以为，这场批判运动可以在他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权力竞争中助其一臂之力〔３３〕。有证据表明，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以前，陈伯达就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