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铭葆：“文革”与毛泽东的遵义会议情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被称之为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另一次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遵义会议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批判和纠正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从时间上看，三中全会在毛泽东逝世2年以后召开，说明毛泽东生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是延迟了又一次遵义会议的召开，而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全党对他的错误及政治责任的清算和纠正。

一、毛泽东的遵义会议情结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撤销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职务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作战。从此，长征以来一直只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闲职的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在红军中没有实际领导职务，由于身体有病，时常坐担架随队长征。行军途中与同样坐担架的张闻天、王稼祥多次交谈，议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争取到张、王的支持。此举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为“担架上的阴谋”。遵义会议上，在博古、周恩来作报告以后，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首先发言，批评“左”倾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王稼祥等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过，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遵义会议的成功，给毛泽东的印象应当是不可磨灭的。毛泽东从中得到的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对失误、失败需要承担政治责任；其二，通过正常的党内会议方式解决党内矛盾，会前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的遵义会议情结。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情结在潜意识中支配着毛泽东的政治决策。

二、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虚惊一场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批评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张闻天等人在讨论发言时，也提出了与彭德怀类似的批评。在当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批评的是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而现在批评的却是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从毛泽东对这类批评所作出的激烈反应看，他是把这类批评看作是要清算他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要他承担大跃进失败的政治责任，甚至逼他辞职下台。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当年能够支持自己反对博古、李德，今天就可能支持彭德怀反对我毛泽东；当年自己有“担架上的阴谋”，今天彭、张等人之间是否也有阴谋。正是遵义会议情结，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全党、全国上下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对自己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充满自信。尽管1956年党的八大在党章中删除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规定，但却极少有人敢于对毛泽东提出批评。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党内外一些批评意见比较尖锐，特别是批评肃反和反胡风运动中的问题涉及毛泽东本人，引起他的戒心，于是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整肃的对象主要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党内虽有涉及，但没有高层人物。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带头发难，彭的特殊身份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彭德怀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是军队的一线领导人。庐山会议主要研究经济问题，与军队关系不大，然而彭却写信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加以指责，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怀疑彭的背后是否有人操纵指使，企图借清算大跃进的错误逼自己下台。毛泽东虽然在口头上强调党指挥枪，但在他内心，还是相信枪指挥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批评，使他感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受到威胁，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发起反击。一开始，他对自己能否获胜并不是很有把握，所谓重回井岗山打游击的话，可以看作是一种要挟，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一种心境。此外，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在庐山上会见了多年不见面的前妻贺子珍，也是他心情沉重的一个反映。事后的清查表明，毛泽东的反应是过于敏感了，并没有人想对他的领袖地位提出挑战，写信也好，发言也好，目的只是希望毛泽东带头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根本就没有发动宫廷政变的企图。

三、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对高中级干部的一次测试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用压服的手段，把以彭德怀为代表的“秋后算账派”打压下去，但他内心的隐忧并没有消除。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毛泽东感到不作让步已经难以为继。一直以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不以为然，认为顶多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提出批评的人是专挑阴暗面来反对他的决策。后来，毛泽东通过身边工作人员和湖南家乡亲友，了解到农村确实饿死人，这才相信了大跃进造成的恶果。毛泽东心里清楚，大跃进是自己发动起来的，失败了自己首先应负政治责任，如果追究起来，自己就要成为遵义会议上的博古、李德，或者辞职，或者被撤职。无权的痛苦，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是尝够了，那种“鬼都不上门”的滋味，实在使他难以忍受。因此，他不想主动辞职，也不愿被撤职。眼前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摆脱困境。

从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披露的史料看，七千人大会并不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而是邓小平根据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时作出的提议，最初的想法是开到地委书记一级，主题是解决粮食征购问题。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把县委书记都找来，主题则改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希望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想借机测试一下高中级干部对他本人的政治态度，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毛泽东的斗争策略历来是因势利导，后发制人。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策略，首先是为了搞清楚对手的实力，以便决定是进攻还是退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对手的破绽，便于从薄弱环节开始发起攻击。七千人大会从筹备到召开，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比如，他没有过问中央报告稿的起草工作，而是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去搞。这样可以给自己留有进退的余地，同时观察刘、邓的动向。毛泽东在看了送审的报告稿以后，临时决定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而是立即印发大会阅读讨论，同时改变会议日程，要刘少奇推迟三天作报告，后又指定刘少奇不念报告稿，而是就几个问题作出说明。毛泽东的担心是，一旦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自己势必要表明态度，容易被动；如果按惯例由刘少奇先在大会上作报告，然后以报告为基调展开讨论，自己有可能成为批评的靶子。把一个未经中央讨论的报告稿印发会议讨论，由于大家不了解中央的态度，发言不可能形成焦点，即使有偏差也容易纠正。这些防范措施取得了成功，会议没有出现如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针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毛泽东在有效控制会议方向的同时，开始实行另一项措施，测试高中级干部对大跃进的态度（这也是对他本人政治态度的一种间接测试）。比如，要求中央常委每个人都在大会上发言，内容自定。这些发言中，最使毛泽东满意的是林彪的发言，因为林彪在发言中把大跃进中的问题归结为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造成的。毛泽东最反感的是刘少奇的发言，特别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他不能容忍。唯独陈云没有发言，耐人寻味。由此，毛泽东基本摸清了中央核心层的政治态度。对于地方负责人，他采取延长会期，“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办法，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这一招也果然奏效。由于感受到会议的民主气氛，一些平时不敢说的心里话，也在会议讨论时说了出来。当然，在四年之后的文革中，这些人将为当初的天真付出代价。

七千人大会测试的结果，使毛泽东忧心忡忡。大跃进的失败，已是事实具在。自己在大跃进中的言行，登了报，上了广播，天下皆知。此时此刻，再要说自己一贯正确，别人明着不好反对，心里也会不服。明智的做法，是象征性地检讨几句，承担一下责任，但在失误的原因上，强调不在主观，而是客观上缺少经验，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交学费。言外之意是，这个学费，由毛泽东领导要交，由另外什么人来领导同样要交，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不必追究。

四、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用非常手段确保生前不被清算

毛泽东内心清楚，大跃进的失败是一个客观事实，自己的领导责任也难以推卸，这笔账迟早会有人出来算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就是一个信号。为此，毛泽东决定采取行动，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

第一步，强调客观原因，推卸领导责任。通过制造舆论，把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归咎为自然灾害、苏修逼债和阶级敌人的破坏。为此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开展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第二步，提出反修防修，转移斗争视线。通过展开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引向国际斗争，从经济领域引向意识形态领域，淡化人们对大跃进失败的关注。第三步，推行个人崇拜，制造现代迷信。通过林彪率先在军队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树立雷锋等一批学毛著标兵，然后从军队推向全国，以塑造毛泽东一贯正确的英明领袖形象。

在完成了上述准备工作以后，毛泽东开始从组织上清除政治上的反对派，刘少奇被列为第一个要清除的目标。从当时的政治格局看，要采取正常的党内斗争方式，毛泽东根本不可能通过召开中央全会将刘少奇赶下台，即使在中央政治局也不会获得多数支持。要达到目的，需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毛泽东通过重用林彪，确保军队对自己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先扫除外围，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清君侧”。接着，鼓动并支持青年学生起来造反，有意制造动乱，借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然后，支持造反派夺权，让所谓的“走资派”统统靠边站。毛泽东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于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此时，他看到的是手捧红宝书、胸佩领袖像章的党代表，听到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这才似乎又找回了在中共七大时的感觉。直到此刻，那种担心在政治上被清算的隐忧才在毛泽东的心中彻底消除。可以说，九大的召开，是毛泽东心目中文革的结束，至于后来延续了十年之久，则是节外生枝，不在他的意料之中。

现在说到文革，通常的说法是把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发动文革的标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本人说过，“《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发动文革以批判《海瑞罢官》揭幕，说明文革的实质是要进一步解决“罢官”问题。本来，按照现代责任政治的理念，被罢官的应当是错误发动大跃进的毛泽东，而不是批评大跃进的彭德怀。庐山会议虽然用非常手段罢了彭德怀的官，但人们并不心服，彭本人也多次上书要求平反。在毛泽东看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毛泽东为了自己不被罢官，不惜放手一搏，把那些同情和支持彭德怀的人，以及对自己的领袖地位构成威胁的人，统统打倒，这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如果说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就没有必要捏造一个叛徒的历史罪名把刘少奇彻底搞臭，直至摧残致死。从毛泽东对康生揭发的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置之不理、继续重用的行状分析，是不是叛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谓反修防修，都只是掩人耳目的台面上的说辞，以便用革命的名义达到个人的目的。

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制高点上，回望曾经走过的来路，对一些历史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毛泽东的遵义会议情结，可以说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发动文革仅仅是其中一例。在军事上，毛泽东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政治上，他坚持不开无把握之会。可以设想，遵义会议上如果博古、李德有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有可能被打成反党集团。正是吸取了遵义会议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毛泽东对开会历来十分重视，在自己没有胜算的情况下，绝不轻易开会。比如中共七大，从选出代表到正式开会，拖延了数十个月之久，而且在会前集中开展延安整风，从总结党的历史入手，实行人人检讨，人人过关，而且要人人表态，批判王明，拥护毛泽东。直到自己胜券在握时，才正式开会。同样，从党的八大到九大，相隔了13年时间，严重违反党章，原因也是毛泽东担心按期开会有可能使自己失去地位和权力。直到摧毁了刘、邓司令部之后，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遵义会议给毛泽东的另一点启示，是开会时必须密切关注会议动态，发现对自己不利的苗头时，及时出击，把反对的声音压下去。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1970年庐山会议对陈伯达的批判，都是例证。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是看得高于一切的，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可以不讲是非，即使象大跃进这样明显的错误，也绝不检讨认错，而且不容别人批评，谁敢批评就整倒谁，以致给党和国家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重演，我们应当从领袖个人专断所造成的灾难中吸取教训，发展党内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2007年3月17日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省巢湖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