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1]

[提要]

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的再反思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毛泽东的文革历史被颠覆后应该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历史变化发展的原质和追求毛泽东文革本意的广大群众的价值观看，“7.20事件”是对于文革的一次带群体性的最大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理念与文革方针路线，以及拥护他的革命造反的广大群众。“7.20”群体骚乱的初衷是用暴力请愿抵制中共中央，为的是改变或结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1978年的中共中央对“7.20”的平反，也是结束文革、转折和颠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关键举措之一。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后的运动走向，也选择了“结束”文革；该事件本身及后续历史的发展，形成初期文革历史的一次重大转折。本文在对长期被封存的当事人集体记忆――口述资料和实际历史过程的考证基础上，澄清事件的真相，阐述事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应当思考的历史经验教训。

1967年上半年，随着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国进入夺权高潮。二月，中央上层关于方法和路线的辩论，带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军队与造反群众冲突，形成文革运动的新推进――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对文革的反动，是对于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一次抗击。春夏之交，群众性持续造反、对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革命权利的执着追求，冲击党政军国家机器，运动再推进。与此同时，传统的体制性的对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着从思想到实体的整合，从而以群众对抗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冲突升级到武斗，对反传统体制的革命造反压制也发展到顶点。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就是其最典型体现。传统的体制性力量在该事件前后提出的对文革路线及其阶级路线的严正质疑，正是文革派与质疑文革人们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焦点。对于这种带群体性的政治反抗，毛泽东主席没有采用一年来对待党内和上层斗争的方式加以抗击和压制。但文革司令部推进运动之意图和革命群众真诚的“大民主”造反，也严重忽视了基于体制性的、群体性的对毛泽东文革原本意图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视，表现在过于相信精神舆论和中央――即毛泽东的权威力量，群众的局限在于始终并不真正理解毛泽东文革的宗旨，某种意义上在于探寻一种我们这个革命政权与体制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也不明白周恩来一再提醒“政策对于正确路线保证”的警告，更不熟悉政治游戏的规律、不可避免的迂回，不明白什么政治的权术。

在文革的推进和抵制的两大思想倾向与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显地表现出一种倾向竭力压制另一种倾向，去追逐、竞争另一种倾向，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攀升，斗争反复加强，文革对于传统的反抗、传统对于文革的反弹剧烈，矛盾日趋激化。“7.20事件”对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和文革本身的反动，刺激了群众性的对军队和国家机器的全面怀疑与进一步冲击；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作为对于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也被推到极致。从而，并非完全因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派的直接反对，而是基于体制性力量对文革的强大惰性，也基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重大思想方法分歧，毛泽东不得不改变策略，抛出左翼激进文人，避开政治危机，以平“军愤”、“党愤”，并警示与约制造反群众――防止运动过激触礁。文革的进程终于在开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内部，和在造反群众中清洗反革命的“5.16”，开始重大转折，出现迂回、退却。司令部内部的思想与方法分歧，裂痕开始扩展，延及终极。

不过，文革1967年的“热月”，并不像一些文革历史学者那样伤感与肤浅认为――由于文革司令部对“武汉事件”的处理直接导致，本文也不对“热月”本身进行研讨。“武汉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后相关形势发展变化，仅是产生热月的成因之一。

“武汉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后出现的热月，留给后人相关的历史启迪和教训。

“武汉事件”以及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对问题的处理与“表态”，成为文革初期，以推进与抵制、造反与保守争斗为标志的一个顶峰。文革进程从发动和持续上升推进，转为相对收缩与回归。在革命造反派群众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着“八月失败”。

对武汉反文革路线的“7.20事件”的反击和批判，解决不了文革的胜负问题，武汉和周边地区的“红八月”，为近期的“热月”和长远的“热月”，埋下伏笔。文革的群众性革命造反终究被反文革的正统体制颠覆，成为必然。

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群众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维模式，未为两派群众真正接受与贯彻。他对于抵制文革的体制性力量和愚钝武人的宽厚引导和政策迂回，没有得到文革所冲击的体制秩序的认同与理解；文革司令部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非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约束，也未能被广大革命群众真正接纳。

毛泽东关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器的思量与尝试，在武汉事变和“热月”受到严重的阻遏。文革派的舆论和群众，把部队干部的路线觉悟期望到经院化地步；实际上，对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军人而言，在文革中与其说路线冲突居于首位，毋宁说革命过程里的生死情谊、军地差异、对革命战争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维护，对于我们革命政权合法性的简单理解，以及山头、宗派冲突与个人、团体过节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现实的是非取向。这些，无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泽东让军队打思想仗、政治仗，为继续革命保驾护航的初衷。期望老将帅们真正理解、支持文革，来取得从革命者―管理者身份的转型，取得彻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难以实现。

“7.20”是对毛泽东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战和打击，预示了未来文革的颠覆――体制性力量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和政策权威性的颠覆。

“7.20”是初期文革运动众多矛盾交叉的一个契合点、爆发点，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观点的人们长久地争议毛泽东文革的初衷和功过，文革是“该”还是“不该”？也使人们从文化的范畴沉思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党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实质。

* * * * * *

1970年7月下旬，我已从部队分配到河南农村锻炼，参加“整建党”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打麦插秧后休探亲假，第一次游览了岷江-都江堰、乌江-遵义、花溪-贵阳、漓江-桂林，瞻仰湘江-长沙-韶山，再赶回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恰逢1969、70届同学毕业分配。他们刚从“斗批改”的大别山区惊惶失措回到武汉，“树倒猢狲散”般悄然离开学校，并传告我：“老夫子”陈伯达亲自诱导，在文革热闹一时的水院，挖掘出庞大的“5.16反革命集团”，军、工宣队正在等待我们上门自首。过去鼎沸的学生宿舍现在十分冷清、零乱狼籍，我在低年级同学的宿舍，偶尔发现一本丢弃的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我耐下性子，在蒸笼般热腾的蚊帐里翻阅这书，开篇就读到老马克思那震撼心灵的话语：

“除了很少的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的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我仿佛被老马克思的历史闪电击中。

我在悲愤里离汉北上，感到：我们又遭遇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

无疑，文革的造反学生，在经历了1967年文革反对派狂宴般的“7.20事件”仅仅三年之后，正彻底遭遇了自己的“滑铁卢”，在领受对文化革命的一连串谴责和文革的失败。当年，我读法国革命史，比照马克思的原话在思索：如果说不是文革本身陷于灭亡，那么，陷于灭亡的是文革前的什么传统呢？是革命的共产党没有摆脱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观念呢？1967年被朴素的民众幼稚地比之为“七月革命”的胜利篇章，为什么迅疾转为革命的失败呢？这也是我苦思了36年的问题。整个文革的问题过于庞大复杂，需要一部部专门史（范畴和学科、地区和阶段）来分别阐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学的、属于人民的文革通史来研究论述。但对一个地区震撼性的和全国运动节点性的重要篇章――“7.20事件”，今天多少应该来事后谈史了。

一、“7.20事件”史实的回顾与廓清

对于没有专门研讨过武汉“7.20事件”的海内外朋友与年青学者，需要首先回顾史实和廓清事实真相。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方针，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

周恩来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总结讲话，交代了武汉分歧的由来与发展：“1・26夺权就夺权，2・8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2・8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军区却组织了对群众造反组织一个声明的大批判。周接着指出：“不管怎样……不该把2・8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军区发布“3・21”通告，解散了几十万人的造反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学生组织二司受到批评指责，所以周恩来说：“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6・4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6・6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 ”就有调整……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把这四个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

本来是个群众认识的分歧问题，军区非要弄到镇压“反革命组织”，结果武汉各个造反组织团结起来，喊出“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的过激口号。而“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周语），酝酿组织起庞大的“百万雄师”支持军区对造反派的镇压，挑起系列大武斗，造成紧张局势。所以周恩来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并建议：“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汉军区的总结讲话，概括了运动的过程，问题所在及其性质，解决问题的方针、思路，是认识事件之前中央精神的一个关键。

通过重新发掘文献和历史记载、群众组织和中央的调查、访问重要的当事人，考证一些事实，围绕中央处理武汉问题、“7.20事件”，基本历史事实如下：

1从着手准备处理武汉问题，到具体解决武汉问题、处理武汉事件与事件的善后中，周恩来始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与贯彻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针对反抗的也正是讲话的精神实质。

周恩来有规范的信息渠道与机构，如“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总理办公室、总理联络员、中央文革记者站。他对于解决武汉问题，早有自己的实际调查研究与思想准备。受毛泽东委托，他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代表中央处理多个省市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些地方问题与湖北武汉并无二异，都是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两派冲突加剧。中共中央指导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精神，应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批评部队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