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

一引 子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向全国宣告「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紧接著这篇社论的，是新华社长篇电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该电讯报导了6月12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情况，并对所谓「六二事件」做出了简要说明1：

6月1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2日下午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霎时间，地处东南一隅的南京大学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成为路人皆知的「牛鬼蛇神」。

事隔十三年以后，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于1979年2月19日作出了〈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该文件指出2：

1966年6月13日《新华日报》和6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了我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同志，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诬称6月2日发生在溧阳分校的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把分校的一些干部打成「资产积极保皇派」、「黑帮」。这纯属诬蔑、歪曲。为此，校党委决定：对因「六．二」事件受迫害的康贻宽、徐福基、秦向阳、胡福明等同志以及其他干部和群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为甚么人们的理解和评述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文本背后，隐藏著一个怎样的真实故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1966年初夏的历史现场。

二溧阳分校的大字报

当年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位于宁杭公路边，距离南京市大约九十公里，原来是溧阳县属下的一个果园，占地面积约为1,320亩。「六二事件」发生的时候，溧阳分校正处于筹建阶段，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是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五百多位师生。 溧阳分校的创办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产物。早在1961年7月，毛泽东曾经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为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很好，希望全国学习他们的经验3。后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和批示，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课堂教学，加强社会实践，学习「抗大」经验，缩短大学学制等。他认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4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高教部和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于1966年1月17日作出了〈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提出将文、史、哲三系迁往溧阳果园，打通合并组建「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的构想。此外还拟定了建设溧阳分校的八点具体方案5。在全校宣讲该〈决定〉的大会上，匡亚明还提出要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并驾齐驱。

1966年2月底，文科三系师生在匡亚明的率领下，打著红旗，背著行李，花了三天时间徒步行军抵达溧阳果园。起初因为没有校舍，师生们分散居住在当地老乡家中。初步安顿下来以后，学校领导计划集中3、4、5三个月的时间建设一批「干打垒」6房屋，先让学生集中居住下来，然后再陆续建一些教室和办公用房，进行半工半读教改实践。一些亲历者为我们描述了他们此后三个月的劳动、生活和学习情况。

一位当年的政治系学生回忆说7：

建房子没有石头，我们就到深山里去开采，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拉黄沙，拉石子，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劳动的时间太长，就没有时间学习了，课都不能上，唯一的学习就是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吃完早饭以后马上就要劳动。劳动太累了，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累得晕倒在地。把他送到校医院后，其他同学都很羡慕他：他可以不用劳动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劳动。

除了劳动辛苦以外，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大令人满意。一位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回忆说8：

当时大家最感到头疼的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的水。这个水库原来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我们一下子去了五百多人，用水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地质系有一个找水专家叫做萧楠森，匡亚明就请他去找水，可是忙活了几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因此盛夏来临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缺水的日子不好过。……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比南京的蚊子厉害多了。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因此都想回到南京去。

另外，那些毕业班的学生还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问题忧心忡忡9。

由此可见，许多学生对创办溧阳分校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匡亚明个人的，倒不如说是针对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的。但是在当时的舆论压力下，学生们并不敢将自己的不满堂而皇之地表露出来，他们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六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溧阳分校的广大师生是在6月2日早晨的新闻广播中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下午，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接著，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等人又联名贴出了〈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10。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

由于当年那些大字报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无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大字报的原始风貌。不过通过新华社电讯的简要介绍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那些大字报的大致内容还是清楚的：第一是对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表示声援；第二是集中火力批判匡亚明为一位工人来信所写的「按语」；第三是指责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大师生下放到农村去，与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用建校劳动冲击革命大批判。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大字报内容，第一条属于政治表态性质，无须深究；第二条事出有因，本文在稍后还要作出分析说明；第三条则完全不顾溧阳分校筹建的背景和初衷，明显带有「诛心」之论的味道。匡亚明对「六二事件」的过激反应显然与此有重要关联。

三匡亚明的「反击」

今天的人们在谈到匡亚明的时候，常常会以一种赞誉的口吻提到他的多重身份──革命家、教育家、学问家。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四十多年前，这些不同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气质有时是会发生激烈冲突的。「六二事件」爆发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恐怕是局外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浓厚知识份子气质的大学校长，匡亚明有一整套鲜明独特的办学思想。择要说来：第一，他主张依靠知识份子办学。第二，他认为高校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第三，他主张尽一起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第四，他虽然没有公开否定「又红又专」的口号，但是他强调「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匡亚明无疑会成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学问家。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匡亚明又不得不随时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搞一些与上述教育思想无关甚至冲突的举措。前文所述到溧阳农村去办分校，就是他身上「党性」战胜「个性」的具体表现。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有增无已。在5月7日江苏省委召集的在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虽然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但是「政治斗争」的确切含义是甚么？斗争的对象是谁？斗争究竟如何开展？中央和省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由于缺乏「通天」的渠道，加上个人政治嗅觉迟钝，匡亚明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根本不可能从毛泽东那些含义晦涩的言谈话语中窥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为了有所动作同时又不致引起太大麻烦，他在5月11日的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南京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批判「三家村」；第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灭资兴无」自我教育运动；第三是深入进行学校教学改革。按照一般的理解，他的这个决定是比较稳妥的：「三家村」是中央已经定性的「三反份子」，把他们作为批判对象应该没有甚么疑问；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倡导的「斗私批修」、「思想改造」主张的一个积极呼应；而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则是积极贯彻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以后，匡还根据江苏省委的部署，从溧阳分校各年级抽调了十几个能写文章的学生组成「大批判组」，准备写文章批判「三家村」和江苏省委抛出来的几个本省「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包括南大教授陈嘉、陈瘦竹，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叔平，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等人。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匡亚明主观上对上级的号召是亦步亦趋的。大概唯一可以指责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按语」。那还是在〈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前，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致信南大党委，批评该校中文系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匡亚明对这封来信显然是有看法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他又不便对之公开否定，于是他在指示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这封来信的同时，亲自撰写了一个「编者按」，一方面指出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中，「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11。这个「编者按」的确与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如出一辙。不过这个事件只能说明匡亚明由于消息闭塞，未能及时掌握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最新动向，而不能看作是对伟大领袖的质疑和挑战。

因此在匡亚明自己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在无产阶级「党性」还是在个人「良知」方面都是无可厚非的。因而大字报中那些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的「诛心」之论无疑激怒了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经验，使他错误地理解了〈五一六通知〉中所谓「政治斗争」的具体含义。他执著地认为，他匡亚明就是「党的领导」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指责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的蔑视和挑战。

此外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毛泽东的一次与南京大学和前南大党委书记陈毅人有关的谈话。毛泽东在1965年11月视察各地工作时曾经说过12：你们这里有个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1957年大鸣大放时吓昏了，现在到那里去了？（答：下放几年后，现在图书馆工作。）这些人，要看他的变化怎样。当时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但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总支书记、党员、团员都不讲，让右派进攻，让它混战一场。一个学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间派占大多数，右派极少数，但让他们闹起来，也会猖狂一时。以后遇到备战、形势变化、运动等紧要关头，都要注意让敌人暴露一下。这叫「诱敌深入」嘛！ 此时此刻回想起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不能不促使匡亚明将「六二事件」看作一次对他个人的党性和忠诚的严峻考验。如果他对学生的胡闹行为听之任之，就有可能重蹈陈毅人的覆辙。因此他必须立刻组织有效的反击！一位亲历者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匡亚明获悉「六二事件」后赶往溧阳分校时的杀气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