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岭峻 徐浩然：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

摘 要：学术界此前常以“坏人煽动”为“文革”扩大化的主要理由，然而，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文革”的扩大化主要是由于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之间的交叉作用。一方面，由于集体行动的易感性，阶级斗争理论能够迅速点燃群众的革命激情；另一方面，由于集体行动的自主性，参与者的责任意识缺位，其欲求渐渐偏离发动者欲求。最终，一场民族的内乱在这种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的交叉作用下不断升级。

关键词：集体行动；易感性；自主性；文革；政治心理学

“文革”自文化界的批判始，至全民族的内乱终。事实上，当时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不管他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是所谓冷眼旁观的逍遥派，都以各种不同形式卷入这场政治运动。对于如此众多的人士为何投身于“文革”，学术界此前常以“坏人煽动”为其主要解释理由。譬如，有人写道：“在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煽动下，狂热的红卫兵最终把这场运动由‘触及灵魂’的文斗变成了‘触及皮肉’的武斗。”1似乎“文革”的参加者都是被动投入的。不过，“文革”时期的群众冲突，除了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之外，还包括造反派与造反派的角力。而对于后者，则是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曾经极力避免的。因此，如果仅以“坏人煽动”作为“文革”扩大的理由，便很难解释造反派的一些所作所为在1967年之后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与纠正。有鉴于此，笔者拟根据“文革”初期武汉地区群众组织的个案材料，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一新的解释，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

“文革”中的集体行动是指，以某一群众组织为依托的群体或者群体中的个体的政治性行为。在集体行动中，群体心理或者群体中的个体心理与个人心理有着质的区别。根据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观点，“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2从这个观点延伸，在勒庞看来，“个人才智”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来自外界的信息可以进行理性的过滤，集体既然缺乏个人才智的特征，就会表现为非理性与无秩序，因此，“无意识”的集体或者其中的个体很容易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3为简便起见，笔者姑且将这种因上层暗示而盲目行动的现象称之为集体行动的“易感性”。然而，从另外一方面看，“个人才智”特征之二就是可以把行动中源自本能的冲动掌控在理性的范围内，对于行为后果存有顾忌，即责任感。由于集体缺乏“个人才智”的特征，对于本能冲动便不能控制，当面对与自身相关的利益分配不均时，集体会无所顾忌地追求平等，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并最终偏离具有“个人才智”特征的政治运动发动者的意图。同样为简便起见，笔者将这种偏离发动者初衷的行为称之为集体行动的“自主性”。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的夺权行为充分体现了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的交叉作用。

首先，从集体行动的易感性层面看。

易感性是相对于来自外界的“暗示”而言的，如果不存在“暗示”，集体心理也就无对象可感了。而“暗示”的信息则是建国以后长期以来为一些领导人所错误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即笔者在先前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4根据这一理论，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领导阶级，而在建立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将是持久的。事实上，由于这一理论的长期影响，在“文革”发生之初，不管是所谓造反派，还是所谓保皇派，他们都只能是在这一理论的暗示下展开政治活动。这里可以从一位由保皇派转化为造反派的人士的自我检讨略知一二。1967年5月11日，《湖北日报》刊载了一位叫易小兵的人所做的检讨，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和毒害，我做了许多错事情：充当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工具，整同学黑材料的有我；……但是现在我思想中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特别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同志，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因而阻碍了我起来造反，起来革命。……由于过去受《修养》毒害很深，认为自己出身好，一直又是团干部，‘修养’好，所以放松了思想改造，对国家大事，我国变不变颜色的问题很少关心，一搞运动就以为是搞那些‘调皮’、‘落后’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宣扬的抓‘右派’、‘秋后算账’等反动理论很自然接受了。”5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不管是作者在转变之前将“调皮”、“落后”的学生看作“右派”，还是在转变之后将当权者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其思想前提实际上是一致的，即皆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之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存在着修正主义死灰复燃的可能，所不同的只是对敌对阶级的划分――以前是针对不大听话的“落后”群众，此后则是针对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

当然，在“文革”之前，由于官僚阶层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在阶级斗争的政治框架内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因为谁掌握了话语权，便可随心所欲地将“逆我者”界定为阶级敌人（如右派）而予以摧毁。但在“文革”爆发之后，由于“四大”所导致的言论与结社自由使得群众拥有了脱离官僚机构提出政治诉求的合法依据，从而使官僚阶层的话语权也大打折扣。据事后统计，文革爆发之初，仅湖北省鄂城钢铁厂厂内就贴出大字报8000多张，群众组织先后成立了36个。6一叶知秋，在这样一个言论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曾受伤害的群众自然会对原有的官僚阶层实施猛烈抨击。而对于这种抨击，官僚阶层的第一反应还是“阶级斗争的新情况”，譬如《长江日报》披露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文革初期的一封信中写到：

“从去年（1966年――引者）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今年二月十四日的整整五十天中，开了我十次斗争大会……我怀疑有阶级敌人，故意制造混乱，乘机进行阶级报复。我听说那些地富反坏右或者他们没有改造的对党有刻骨仇恨的子女，对于斗争我特别高兴……还有些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以及因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被吸收入党，没有被提拔的人，对于斗争我特别积极……”7

事实上，就“文革”的全过程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异端思潮”，但这些“异端思潮”的阐发与解释都没有（也不可能）突破以强调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譬如，在“文革”中曾经有一批最具异端色彩的造反派人士提出“怀疑一切”的口号，但究其实质，他们只是认为“一切不熟悉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经过怀疑、经过检验的事物，对它就不再是怀疑，而是肯定或否定，即拥护或者打倒了。”8在这种并非怀疑一切的“怀疑一切”理论指导之下，最高领袖的指示非但不能被怀疑，相反还应成为被怀疑对象是否正确的惟一标准。这正如当时的造反者所说的：

“‘怀疑一切’决不是‘疑人盗斧’，我们怀疑、调查研究、分析思索后，证明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拥护，坚决支持；我们怀疑、调查研究、分析思索后，证明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坚决斗争，坚决批判，坚决打倒。”9

即使是更为特立独行之辈如遇罗克，在反对同样带有阶级斗争理论色彩的血统论时，他所提出的主要观点也只是“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10而所谓阶级论，也不过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简称而已。

二

其次，从集体行动的自主性层面看。

由于“文革”是一场领导者催发的群众运动，而在群众运动中，参与者多是以芸芸众生的身份而投身其间。换言之，这时的个人如同茫茫沙漠中的微粒，是极其弱小的。但正因为其弱小，他（她）在政治运动中可以任意释放其能量却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而责任意识的缺位，使得人们容易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个人如果缺乏责任意识，便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参与者的欲望与发动者的欲望之间所出现的偏差，便导致了集体行动的自主性。

事实上，在“文革”过程之中，参与者的底气除了来自上层的支持，也来自众人的响应。譬如，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的一个负责人曾公开声称：

“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是相信还是动摇，是拥护还是压制，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革命与反革命，执行无产阶级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真正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是要革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狐群狗党的命，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因此，他必然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其道而行之，对革命群众围剿、陷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搞白色恐怖。”11

从这段讲话不难看出，在这些造反派眼里，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主要还不是是否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而是是否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而讲话者当然认为自己即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代表，所以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变成了是否支持自己所在的群众组织。

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本来是相对复杂的一个价值判断，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经过“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简化整合之后，一下又变得过于直白。在这个标准的观照之下，任何群众组织都可以找出一系列理由为本组织的“革命性”辩护。反之，不管这些理由是否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只要是支持自己所在的群众组织就必定是合理的。于是，参与者的行动便具有了相对无限的弹性。这样不但弱化了集体行动的责任，还大大降低了个人的责任意识。此时，微弱的个体在集体行动的庇护下非理性的本质暴露无遗。因此，群众组织中的个人显得比非群众组织中的个人更加胆大妄为。譬如，一位工人在谈及斗争经历时说：

“我在这里愤怒控诉‘联合会’中一小撮坏蛋……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的罪行！……这时我厂一个联合会的成员威胁我：‘你不承认，把你拖出去交给几万人斗！’我非常气愤，我说：‘怕死不革命！把我交给群众也可以。’于是我脱下外衣就要出去，这些见不得真理、害怕群众的混蛋们便慌了手脚，不敢出去了。”12

可见，对峙的双方其实都以“群众”为法宝。此外，更有甚者，以组织为后盾，起来造反的群众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管理者的角色。换言之，他们甚至获得到过去只有政府才可具备的权威。譬如，曾有群众组织的成员得意洋洋地宣称：

“革命造反阵线‘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造反阵线叫那些官儿动左脚，他们不敢动右脚。现在各级‘官会’没有造反阵线的人到场，他们就开不成，也不敢开；成立新的战斗队，也要找革命造反阵线；青工吵嘴也要找革命造反派；……。这几天，造反阵线的几个服务员忙坏了，控诉（反动路线）的、揭密的、掀丑的、询问的、谈心的、献策的、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真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13

可见，个体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可以肆意发泄内在欲求，只要自己的组织还在，几乎没有什么不可能做到。在集体行动的洪流中，随着参与者无责任意识的强化，其自主性也不断攀升。非理性的个体在革命的运动中渐渐疏忽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为个体内在欲求代替，参与者的欲求与发动者的欲求之间的偏差也开始扩大。当时出版的一份小报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正在扩大的偏差，其中写道：

“一些人只对于合乎自己想法的指示乐于执行，不合乎自己想法的指示不愿意执行……只执行自己理解的指示，不执行自己暂不理解的指示……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不严格遵照执行……不重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大部分时间用于打内战……不是紧紧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而是专门研究如何对付其他组织……对实现革命大联合不感兴趣，时时事事强调本单位本组织情况的特殊性。”14

当时的一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对于革命运动中的偏差，也曾大发感慨，认为这些人是“以小资产阶级派性代替无产阶级党性，以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代替整个革命的和人民的利益。”15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派性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然而，“以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代替整个革命的和人民的利益”，这句话却真实地道破了偏差的根源，即：因个人责任意识的缺位所产生的以发泄内在欲求为表征的自主性。

三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心理学家米格兰曾经做过一个颇有意思的实验：一名教授引导一群不知内情的人对一名“犯人”实施电刑，当然，这名“犯人”是一名演员假扮的。但令米格兰大感意外的是，这些参与者尽管大多不愿意伤害“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