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

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在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流行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似乎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关心不够。甚至於说，中国人想回避对文化大革命的回顾。为甚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笔者认为，说中国人对文革历史不够关心的看法是很值得探讨的。一方面，由於各种各样的原因，确实有不少中国人想尽办法来避开对文革的回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自文革开始至今，在中国，有关文革问题的各种各样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而且方兴未艾。有官方发布的正史（即中共中央文件及党史出版社等出版的书），也有民间出版的众多野史（即非官方的讨论）为证。

其实，中国人讨论文化大革命，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回忆，相当类似德国人在战后的很长时间内对德国二战、第三帝国历史的态度。本文试图将德国的有关历史过程和今天中国对文革的态度加以对比，最终说明道德记忆的力量。

二、德国的经验

1967年，德国学者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夫妇1曾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在德国，第三帝国失败后，虽然不少知识份子提出要面对德意志民族在战争当中，以及在对待德国和所有被领国的犹太人的问题上所犯的滔天罪行进行反省，但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大部分德国人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反而，那时候国家和人民同心协力，想尽一切办法为德国建设一个在经济方面非常成功的、美好的今天和未来。

也就是说，德国人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没有学会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根据米切利希夫妇的分析，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於，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失去他们的最高领袖，而这个领袖曾经能让其每一个崇拜者作出常人所不可想像的事情来，并且这个最高领袖还使得每一个人通过崇拜他而提高自己的尊严和信心。没有对领袖的崇拜，几乎很难想像发挥出超过本人才能的事情，也就没有了一种超越自己的认同感。一旦这个领袖不复存在了，原来那些因崇拜这个领袖而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人一下子觉得失去了存在的重要支点。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历史反应是：在忘记过去而努力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同时，人人都将自己看成了当年领袖的牺牲者。

米切利希夫妇针对德国60年代的情况，向德国民族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一个民族在经历了这样一种灾难性的集体经验之后，只有克服了简单地把自己当作某种历史过程的牺牲者的倾向，才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共识。唯有如此，这个民族才能最终学会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对真正的受难者产生同情心，并且认识到，活下来的人不可能都是牺牲者。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活下来的人，往往既是牺牲者，又曾经当过同路人，甚至加害者。活下来的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接受过去的两面性的同时，认识到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责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对真正受难者的同情心是不可能产生的。

如果说，今天的德国人已经学会了面对自己的历史，那么，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产物。自从二战刚结束后不久，胜利者对希特勒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精英进行了法律上的处理，此时德国知识份子提出罪责与责任问题。到了60年代，德国年轻一代强烈要求对第三帝国时期作出公开讨论，则是这个过程的开端。这之后，从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下跪，到前任德国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Weizsacker ）在德国议会前公开承诺德意志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她对过去的责任，都表明了德意志民族最终转向了能够对受难者产生同情感和道德的反省，实现了米切利希夫妇在60年代提出的要求。

上述历史过程的成功转变，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所有杂的历史问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很多须要公开讨论的问题尚未能够提出并加以讨论。其中承认有责任，甚至有罪的人说出自己所受的苦是否有其正当性，则是今天德国人最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在等待一个能够说服人的答案。

三、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局限性

参照德国战后的历史，可以这样说，那些认为中国人对文革历史讨论不够的看法也不无道理的。问题在於，既然有关文革的讨论一直存在，但到现在为止，人们仍没有形成关於文革的共识。为此，有人始终感到不满足、不甘心，他们在期待着人们继续寻找这种共识，期待着一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过的讨论，还期待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给予的回答。

在中国，官方的结论一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那么，人们是否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对文革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或者说，在共产党还没有作出有关文革的全面评价之前，中国人民对文革难以有自己的历史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已经发布了《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看起来，这个决议还没能够满足人们的所谓共识要求，这是因为：

・《决议》只涉及到上层权力斗争的问题

・《决议》对文革作为群众运动的说法甚不明确

・《决议》也不能深入评判文革的是与否、有理与无理的问题

官方为甚么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是因为一些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者在文革结束后，虽然被公认为是受迫害的，但事实上，他们在受害的同时，也曾经紧紧追随着毛泽东；他们确实是文革的受难者，但同时对文革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即使在受到激烈批判之时，也不敢公开反对文革。因此，他们不可能称自己为反对文革的英雄，也不能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受难者，恰恰相反，他们曾经是文革中紧跟着毛泽东的同路人。他们对文革的态度以及在文革当中表现的两面性，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文革的是与非做出明确的判断。

至於红卫兵运动初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部分属於高层领导的后代，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红卫兵运动。因为这样做的话，就等於否定他们自己，也就等於关闭了他们日后成为参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成员的道路。

从中国的决策层来说，则处於两难状态：如果完全否定红卫兵运动，无疑等於否定高层领导的后代，导致共产党后继无人。但是，如果为了保护这些高干子弟，而不去批评那些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要人物，却只批评造反派，也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即导致再度出现分裂的可能，而这种分裂不仅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分裂，也会引发社会的分裂，对文革以后的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不仅如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自己的子弟的保护，也有可能被那些干部子弟误解，似乎他们会在不用受到批判与教育的情况下就可以马上参与政治领导阶层。但是文革的经验告诉了他们的前辈，高干子弟具有政治野心，并不甘心等待老一辈主动退出政治舞台。

正是由於上述的种种原因，1981年的《决议》不能对文革作出很明确的评价，没有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反而把中国人都说成是文革的同路人，都先被毛泽东和文革的理想所迷惑，以后才成为毛泽东和文革的牺牲品。同时，这个《决议》也无法对文革的很多问题作出回答，自然也不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正因为这样，为了保护自己，这样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共产党既未能按照受难者的要求为他们平反，同时也不可能减轻当年加害者在心理上的负担。

四、非官方讨论的局限性

如果说官方的文革结论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么在众多的非官方讨论中，是不是可以产生出一种对文革是既全面又公平的评价呢？也不能。为甚么？这是因为：非官方的讨论至今仍是十分分散的，每一个记忆团体只关心他们各自在文革中的经历。

按照米切利希夫妇的分析，在经历过像文革那样不幸的历史事件之后，一个民族要重建自尊心，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所以各个记忆团体都无法对此历史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历史评价，而只能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竭力保护自身的利益。

正是由於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后来的知识青年，凡是在今天社会上有了一定地位并感到相当满意的那些人，也往往反对全面否定文革，而其中受过苦难且没得到社会地位的人则一直为自己叫苦，并把今天的困难看成是文革产生的后果。至於老一辈知识份子，他们一般很少把自己的经历表述出来，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往往是通过自己的后辈写出来的。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具有为他们从事团体记忆服务的杂志，以及非公开的交流记忆的场合。但同时，他们也为不能公开地诉苦而感到不满。总之，每一个记忆团体都有为其服务的交流形式与符合其利益的集体记忆，但却难以产生出一种对文革的新的共识。

德国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为了打破社会上有关二战和第三帝国问题的沉默，在6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中曾强烈呼德国人一定要学会面对一切历史问题。那么，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又是用怎样一种态度来对待文革的呢？众所周知，直至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从教科书上能学到有关文革的知识极少。再加上以上所述的非官方性的讨论或着述，全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记忆团体内部进行的，且不说这种分散性特点决定了它的影响难以超越其有限的小范围，以至难以引起下一代人对它们的关注，更谈不上对社会产生影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一代为何不起来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尽管学生一代对文革不太理解，但还是有他们特定的了解方式，最突出的表现是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这一运动告诉我们，文革后出生的那一代或多或少还在持续自1919年「五四」以来的传统，甚至红卫兵的传统，即认为只有年轻一代才可以救中国，才有本领替社会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作风、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民主和不公平。完全可以说，他们当时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实际上是文革那一代精神的延续。如同他们的前辈，他们不懂得这种理想主义会造成甚么样的后果，而只是崇尚理想。而他们父母那一代支持学生运动的现象也能说明，在对文革进行多次批判之后的中国，还或多或少保留着文革时期的那种理想和价值观。

希望全面否定文革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能说，中国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学会面对自己的不幸历史。而希望保留文革初期那种理想主义精神的人也不能满意，因为他们有关文革的记忆得不到官方认可，在社会上也难以到主导地位。

五、如何面对和超越历史上双重身份的尴尬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新的共识能够从哪里产生出来？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共识因为没法分清是非的界限而缺乏说服力，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说法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能够统一大家的思想。

怎么办？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看，这能否是一个解决办法？我们以上已经谈到了，似乎这是唯一能够让社会各方面产生关於文革不幸事件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恰好也最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所以最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但这样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即影响历史的主体性的认识与能力。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 ）指出的，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一直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看，这是最不应该有的观念。因为，如果受害者把自己的这种观念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变为了对下一代人的加害者。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看作牺牲品，那么，这个民族最终会丧失对历史的主体性的认识与能力2.

反过来说，对经过文革的那代人而言，忍耐着历史事件的双重性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常常因自己有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而陷入了相互矛盾和倍感尴尬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大部分人取了前文所说那种实用主义的办法──忘却自己作为加害者那部分的经验，而突出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这一部分经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真正的文革受害者却被忘却了，因为对这些人的回忆会影响上述实用主义的成效，更具悲剧意义的是，这些真正的受害者却因为不能死而复生而无法在今天站出来说话。

但是，毕竟还有一小部分人敢於谈到文革的真正受害者问题。巴金先生曾经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遗憾的是直到巴金在2005年逝世，这个愿望仍未能实现。在文革武斗阶段中，在全国各地曾竖过的墓碑现在也几乎全消失了。但是，有一个人叫王友琴，她二十五年来坚持不懈地在做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和学生的调查。最近，王友琴在香港出版的书中罗列了文革中六百多人的死亡经过。意想不到的是，她的做法在互联网上却遭到激烈批评。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尽管承认她工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