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正文
文革在许多工人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值得怀念的蜜月。那个时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赋予领导一切的地位。1949年以後的中国始终称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而到了文革时期，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泽东那句被姚文元作为一篇文章题目的著名口号说，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与今天工人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中国的阶级论的划分，所谓工人阶级，其实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被称作“产业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户口在城市者，也被划作工人阶级，而农村人们公社管辖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则被划为农民。直至今天，户口在农村者，哪怕在城市工厂工作了十年，也还是被排斥在工人队伍之外，被称作“农民工”。而“工人阶级”的外延在1949年以後的中国始终游移不定。有时似乎是全体工薪阶层，包括现在被称为“白领”的阶层，有时白领阶层又被分了出去。不过，不管如何划分，全民所有制工厂的生产工人始终被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成员。文革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从所有的报刊文章、中央文件等来看，“工人阶级”显然只限于这部分基本成员。
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对全国文革局势影响之大，也是堪称领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阶层在文革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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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工人地位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党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历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被作为工人方面的代表，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领导。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常委和委员的席位中，只有一个委员名额是留给工会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中，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有 4个名额，以后越来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届人代会更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一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1)。虽然以工会领导代表工人作为参政成员的做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例，但这些工会领导一则脱离工厂已经很长时间，二则不是工人选举产生，只是共产党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说，至少在上海，政权对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来最多的。许多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十七年。在上层，从1967年初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后的文革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的比例都远比文革前高。在政府机构中，最初的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额最多的(2)；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还是最多的。而在政党机构中，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3)。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视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杰出代表。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进入了上海权力中心，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更是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在各工业局、公司和基层工厂，工人也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达到顶点，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据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的统计：当时全市工宣队总人数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数共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实职、掌握实权，许多人虽然只是副职，但权力往往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
在基层各级党和政府的委员会中安排工人代表，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文革前也这样做。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实权的工人干部，都是在长期的工作中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去的，长期的党或行政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党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再算作底层工人的代表。因此，每次党代会、人代会，都会安排一些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脱产，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担当任何领导实职，没有相应权力。
更与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党的权力虽然更为集中，但党的威信却因文革初期干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产党的干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神圣不可批评。文革中担任领导的工人就是因为造党政干部的反才得以被选拔进入党政机构的，因此他们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那样事事听命于党的干部，许多人甚至在整个文革中与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关系始终不融洽，尽管他们自己也担任了党的干部，这些新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工人干部而不是党的干部。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权威。分割党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权威。因此他们无时不刻地注意自己这个群体在党政机构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对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希望对党政机构施于尽可能大的影响，甚至左右党政机构的决策。
而在事实上，党的组织也从来没有象在文革中那样委屈求全于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的冲击干扰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这种现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虽然那时已再三强调恢复党的权威。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影响着整个上海的局势。从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上海所有的风波都首先由他们掀起，各派力量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尊重，都想方设法与工人造反派稿好关系，工人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的席位以及对他们意愿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待文革的态度。甚至连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也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曾有过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5)。
不过，这一切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尽管在基层，参政的工人干部确实拥有比文革前大得多的权力，但在权力机构的上层，工人并没有多少话语权。文革的话语权一如文革前，只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一言九鼎，一句话决定整个中国命运，没有任何个人和阶层有这样的强势。其实，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也并不握有全部的话语权，他们所握有的只是阐释毛泽东的主意或思想的话语权。毛将执行政策的话语权交给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干部阶层，在文革前，诠注和执行权都集中在干部阶层手中，但后来毛越来越不满于干部阶层对自己的阐释，将阐释权转交张春桥等人，由此发动了文革。
制定政策方向的权力，始终只在毛泽东自己手中。这是毛的三权分立：自己制定政策方向，文革派阐释政策，干部执行政策。
工人造反派拥有的也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力。他们争夺席位，就是向干部阶层争夺更多的政策执行权。
干部阶层对工人造反派的渗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使工人造反派参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要参政，首先必须入党。而干部阶层能够制约他们参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们入党，因为入党必须由党员举手通过。许多工人造反派因此迟迟入不了党，因此也就进不了党的领导机构。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后，这个问题才有所突破。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队”和“一打三反”，给干部阶层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机。在上海，一机、纺织、轻工、化工、仪表、手工、二机、冶金、电业，九个工业局，到1973年，已经担任各级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而在上海10个区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6)。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更是明确反对“直升飞机”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调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干部当权的领导班子。干部阶层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党政机构中的席位相对文革前虽然增加许多，但相比党政机构干部的绝对数，还是不高。
因此，尽管工人造反派占领了领导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生怕有朝一日时局复辟，那把“秋后算帐”的达摩克利特剑始终悬在他们头上。这其实是对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惧的延续，也是对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干部强势集团“永不翻案”之类保证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始终是认同的，对毛泽东文革的方向，始终 “坚决拥护”。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以工人的身份对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表示过怀疑，在关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他们与当政者没有任何分歧，而且还积极拥护。文革8年不加工资，取消计时或计件奖金，除了上海，大多数地区连基本的5元月奖金都被取消；工人的起点工资下降许多，连上海都从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严重损害工人经济利益。这些已经当权的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表示异议，而且跟着拥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涉及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政策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动员工人子女去农村。文革十年，看不到由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为工人说话或谋利的提议或政策。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普通工人。
工人造反派关心的是“走资派还在走”之类的政治斗争，参政的目的是为自己群体争取更多的党政席位，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他们比较多具有的是帮派意识，而不是所谓的阶级意识。虽然这一切的背后，可能是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对民主权利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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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1968年以后，党的权威重又恢复，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却始终守住自己的组织，在整合自己内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旋即马上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队。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势力在上海从此不复以组织形式对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将被击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门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义重新聚合成组织，重又成为对抗造反派的强劲势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发动“砸联司”，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以王洪文为首的 “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1967年底， “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1968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国各地那样重起炉灶式的召开。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的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可以作为依托的组织平台；而作为文革初期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 “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总工会，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获得在党的权威恢复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动的合法资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
共产党执政後，对于工会与党的关系有过多次争议，每次都以试图维护工会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工会干部被批判调离或撤职而告终。各级工会干部是由党组织推派，还是由职工选举，有过多次争论。原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的关系上的工团主义”，因为李立三反对由党组织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选工会干部，甚至提出“肃清委派制度”，主张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调离全总。